走向生活
（小学六年，初中三年，有阶级教育，忆苦思甜，批投机倒把的记忆，有学习毛主席著作，学雷锋，做好事的记忆，有劳动的记忆。没等初中毕业，一九六六年六月，便有一夜间大字报铺天盖地，从未见过的狂风暴雨。时间很快到了一九六七年夏天……）
自谋生计第一步，
赤脚踩在滚烫的沙路上
当有一天，父亲带着我站在一个高个木匠面前，终于发现已经从幻若云天的梦中走了出来，顷刻跌到了冷硬的现实。
高个木匠一张方正有棱角的脸，宽大厚实的腰身，粗大壮实的双手。他不住地说着闲话，乡下收成怎么样，哪家哪家娶了媳妇，哪家哪家儿子出去做了什么事。好像不知道我的存在，但能感到他的目光时不时往我身上一瞥。父亲本不爱说话，这时更是只低着头听。我更像一个作业不及格的小学生，怯生生地站在一旁，批斗大会游行示威振臂高呼口号的昂扬气概早已跑到爪哇国里去了。
一路无言。到家，父亲才轻轻叹口气，说：「他不要你。」
这是我的第一次面试。书是读不成了。他可以尽力供我读书，但既然不能读书，他要考虑生计，当然也是我的前途。他要给我找到活路，可以养家糊口。生存是人生第一要义。没有生存，一切都是空的。从小学到中学九年间，满脑子的革命理想人生志向，顷刻间化作了简单的「生存」两个字。父亲是老木匠，第一想到的，是让我也做木匠。他已年老，接不到象样的木工活，无法收我做徒弟，只能借助他在木匠界的人缘。
这时，赣州「六二九」的硝烟还没有散尽，得到解放军支持的造反派正在报复、追杀保皇派。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大联合，乘胜追击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各地的爪牙，展开总攻击总清算。而我，脱离革命队伍，跟不上革命潮流了。
高个木匠显然没有看上我。木工分大料小料，父亲是做小料的，做家俱，衣柜桌椅之类。高个木匠是做大料的，盖房子，架房梁，做门窗。做大料需要力气。我的三好学生，成绩优秀，会写大字报，会刻钢板，都不起作用。我那时个子小，高个木匠当然不会看上我。这个时候，人缘也是不起作用的。
这或者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如果我被高个木匠看中，可能就一辈子做木匠了。可能会帮人建几栋很漂亮很结实的房子，可能像镇上其它手艺人那样，过小日子。衣食无忧，也可能衣食可忧。但恐怕就很难有后来的这些机遇。这次小小的挫折，对我来说，是坏事，还是好事？
接下来的一次「求职」，是不要面试的。连老板也始终没有见过。当然更没有「就职」仪式。只是在某一天早上，听从父亲的指派，挑着一副畚箕就上路了。
挑沙。小镇河对面五、六里路的地方，有一座糖厂。那是我们镇规模最大的工厂。当然它不属于唐江镇，好象属于江西省，也可能属于赣州地区。通往糖厂，有一条公路。那时柏油公路还很少，我们那里通往乡间，通往五十多里外的赣州城，都是土路。通往糖厂的也是土路。那时维护公路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土路上铺上沙，特别是铺在轮胎辗压的两条辙印上。那时还有护路工，每天用推把将溅散出来的沙推回到那两条轮辙印道上。当然，要不断地添加新沙。离公路三四百米就是流过小镇的那条小河，河水千年流淌，在河边积下了一个又一个沙滩。我的工作，就是把河边沙滩的沙挑到通往糖厂的这条公路上。
这个小镇，其实还有其它工作可供选择。比如，小商店站柜台，那是让人非常羡慕的工作。比如，小餐馆当徒工，也还是可以的。至于镇机关的勤务人员工作人员，那是连想都不敢想。这一切，都需要关系。父亲在镇子上，只是一个老实巴交的普通木匠，他没有办法让我走进这些地方。他只有让我走进暴晒的太阳，赤脚踩上滚烫的热沙。
我从小就在家里挑水。挑担对我来说，不是难事。但这样整天的挑，早起一直到下午，却没干过。夏天时节，没有任何遮挡，任由毒辣的太阳暴晒。喝水是方便的，清清的河水，两手一捧就可以喝个痛快。上衣是肯定不可能穿的。衣服被扁担磨破了，哪有钱一件一件地买，何况，那时做衣服买布要布票。一年只有那点布票。只能赤膊，任由扁担直接在肩膀赤裸的皮肉上碾压。天热，扁担也是滚烫的。后来，每次挑担时我把扁担往河水里浸一下，这样扁担片时稍凉一些，但浸过水的扁担，那摩擦力更大，碾压在肩膀上更疼。于是改用一块旧布垫在肩膀上。旧布家里是有的。肩膀先是有点红疼，后来越来越红疼，再后来，就没有感觉了。几个月下来，上面已满是厚茧。
脚下感觉也是难忘的。夏天不可能穿鞋。能省一点是一点。沙子都是滚烫的，赤脚踩上去，像踩上烧红的铁板。沙滩上还好一点，表层滚烫，松松地踩到下层，还不那么烫。硬实的公路上那沙子一粒一粒显得更硬实，脚板皮踩压过去，又烫又刺脚。只好拣沙薄露着泥土的地方走。这时最舒服的就是沙滩和公路间的那段乡村田间土路，平实，不热，又软乎，如果有一点野草露着，赤脚踩上去，就更舒服了。
挑沙是计方的。所谓「方」，就是立方。沙子在公路边堆成梯状立方形，验收员量一个下边的长度，一个上边的长度，再量一个高度，算出立方数，依此算工钱。一般一堆沙挑够一个立方来算，这样方便。因此不需要「面试」，不需要看你个大个小，你挑的沙够一方，就给你钱，不够，就不给钱。那沙方好像总也挑不够。眼估着够了，但验收员一量，还是不够。只有再挑。验过一次再挑，好像更累，有如爬山，最后那几十米最累。爬一段，要望一段，快到了没有。
我只管挑沙。钱是不会经我手的，直接给父亲。家里吃用都要钱。
炮轰，火烧，打倒，那火热的场面简直就如隔世之遥。眼下只剩下不得有半点懒怠的脚步，一步一步，从河边的沙滩，走向漫长的道路。
后来我到过很多地方的沙滩。北戴河，韩国济州岛和釜山，福建厦门，还有台湾花莲。但我记忆最深的是家乡这一片沙滩。它留下了我自谋生计的第一个脚印。
那时我不到十六岁。当然，那不是长久之计，但我不知道，在前方，等待我的是什么。
（不久，我就知道，前方是几年知青生活。我们这一代，被称作「老三届」。一九六六、六七、六八年三届中学毕业生，初中的叫初中「老三届」，高中的叫高中「老三届」。等待我的是几年知青生活。
欢送的招展的红旗落在身后，喧闹的锣鼓声渐渐远去。剩下的是沙土公路上一步一步地前行。三十里，到了沙溪公社。会议室硬硬的乒乓球桌上睡一晚，蚊子咬得一个晚上没睡着。第二天，接我们的是几个年轻女社员。见是男的，不好意思跟我们说话，也不帮我们拿东西，只拿了隔壁生产队几个女知青的随身行李。我们只好自己拿着随身东西，锅、铺盖、锅铲和水桶，闷头跟着。走过简易的勉强可以通汽车的土路，再走过弯弯曲曲、坎坷不平、连自行车也通不了的乡间小路。一路闷闷地走，又走了二十五里，终于放下行李。
一阵喧腾过后，留下一个清晰的日子，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
李村，那深山沟，土坯房，
还有喊出工的大嗓门和双抢
关于「知青」，有过很多描述。我也有很多的体验。
全是土坯房。就用屋后山上的黄土，两块夹板夹住，再用木槌使劲锤打结实，筑成墙，盖上瓦，就是住房。水泥是奢侈品，不可能用上。屋里地面也是泥土，一次一次被踩压得结结实实。不要说水泥铺地，连起码的三合土也没有。三合土要用石灰，本地人很少用石灰，石灰也是奢侈品。墙里墙外不用说不会粉白。墙里至多贴上一些旧报纸，这就算是很好的「装修」了。窗户很小，房间里阴暗阴暗的。没有玻璃，冬天一般糊上一层白纸挡风。厅里都堆满了杂物。
厕所不叫「厕所」，更不可能叫卫生间、洗手间之类。叫「茅坑」。这是名符其实的「坑」。矮小的土坯房里，一个一两米深、两米多见方的坑，土坑表面倒是要用三合土，防止渗漏。土坑里一般储满了粪便，人的粪便，猪和牛的粪便，全搅在一起，深不见底。土坑悬空架两块木板，人蹲在上面方便，仿佛下临深渊。那时李村没有通电，当然没有电灯，一到晚上，除了一星两点煤油灯的微弱亮光，整个村里黑黝黝一片。茅坑小屋更黑洞洞的。
四面是山。一条山沟进去，岔开一条山沟，进去还是山。山虽不太高，但层层迭迭，连绵不断。一条小溪从两山间流过，小溪旁，山坡下，散落着几个屋场，几片土坯房。靠南山坡一片屋场叫斗门坑。这个「坑」读「hang」。山里把窗户叫作「斗门」，那片房子有七家，建在山坡下象斗门即窗户大小的一块地方，因此叫斗门坑。靠北的一片屋场有六家，叫新屋里。靠东山坡下一块平缓地，屋场住着八家，叫院里。
三片屋场合在一起，叫李村。李村人家不姓李。传言李村原为李姓人所建，后来这些人移居别处，叶姓人进来，李村于是都姓叶，有一两家姓邓。李村是一个生产队，也就是一个自然村。紧邻李村的是冬水田生产队。两个生产队的房屋犬牙交错。冬水田人家姓邓。
紧靠村边有几块平地，田亩较大。剩下山坡上的都是梯田。基本上是种稻子的水田，一小块一小块。山里人不叫亩，根据它的产量，叫多少担谷田。一亩地早年一般产四担谷，叫四担谷田。四担谷田的一块地很少，三担谷田两担谷田就算大的了。很多是一担谷田半担谷田。有的水田只有一块大桌面大，一边是山崖，一边是陡直往下的梯埂。山里用牛犁田，常常拉犁的牛已上到了田的那头，这边犁还下不了田。
山沟深处有不少田，只有夏天中午才能见到一丝阳光，田底下深深的冰冷的泉水，一年到底始终像冬天的水一样，这样的田，叫冬水田。紧邻李村的村落叫「冬水田」，就因此而得名。冬水田水冰冷，也种水稻，只能种一季，在田的四周种，中间不能种，那里有泉水，深得探不到底，不仅人进不去，就是高大的牛被陷入，也会瞬间被又稀又深的淤泥吞没，没法救上来。
我们就住在这样的土坯房里。窗户小，屋里亮光不够，基本上没法在屋里看书。好在我们也没有时间和精力看书，白天上工，晚上筋疲力尽，哪有力气看书？床是两张长木条凳，架两块木板。条凳和木板都是生产队用国家配给的安置经费准备好的。国家配发给我们的还有一人一把锄头，一顶斗笠，一席蓑衣，可能还有其它的必需品。冬天天冷，床上没有垫被，垫的是稻草。当地农民就是这样。薄薄的草席下厚厚的稻草，躺在上面，转身不转身，都沙沙作响。
晚上去那黑洞洞的茅坑是一个大事，记不得是拿手电还是象当地老表一样点着松明火把，一步不敢乱迈。我至今心有余悸。不知道女知青们怎么过来的，她们爱干净又胆小。洗澡就在屋外角落，偏僻无人处，脚下一块石板，一桶水提过去，哗啦啦就往身上冲。女知青大约就只能在屋里放一只大一点的脚盆，小心翼翼地冲洗了。
一早要出工。那时是人民公社，生产队，集体出工。出工有时吹哨子，有时就是队长喊。我们先住院里，后住新屋里。隔溪对面斗门坑住着生产队长叶大江，嗓门特别大，时间特别准，非常尽责。每天早上准时一声：「出工啰！」整个山谷声音都在回荡。其实他的大嗓门也是天天练出来的。这功夫，不亚于歌唱家每天吊嗓子。他不但每天喊出工，还用大嗓门分工。其它队长和组长住在对面屋场，隔着几百米，几个人就用大嗓门商量，今天哪些人到哪里做什么，然后用大嗓门通知全村。
晚上有时也得出工，在室内，拣木梓之类。家里需要烧柴，只有利用早上出工前的时间，上山砍好一担柴，挑下山，赶上出早工。只有整天出工，才有满工分。一天满勤，男子强劳力，最高是十分。所谓强劳力，不光身体壮，还要样样农活拿得下来。男子弱小一点，有些农活拿不下来，就只能九分甚至更少。女子满勤满分一般是八分。工分是评的，好像是一年评一次，评好之后，就相对固定。有点像今天评职称，只是没有那么多量化指标，不看你的论文成果之类，全看大家心里一杆秤。但这杆秤往往非常准。
我们刚下去，好像是七分，但不久就八点五分。一年某人的总工分数乘以分值，就是某人一年总收入。一年全队总收入，减去总支出，化肥，种子，农具更新之类，得出纯收入，除于全队总工分，就是分值。生产队的收入项目并不多，好像除了交公粮和卖茶油，就没有别的更多的收入门道。那时割资本主义尾巴，不但家里不能多养鸡鸭，生产队也没有养。没有别的什么副业收入。山上柴只够自己烧，卖不到钱，烧柴也是山上的芦蕨，芦蕨拿去卖也没人要。松树一类的硬木是不能砍伐的。有一口池塘，冬天干塘，鱼都是当场分。年底分值算下来，满十分也不过六角五分钱左右。
我们李村分值算中等的。周围生产队，高的也不过八角多钱，能上一元以上的极少。很多生产队比我们低，四五角，二三角。甚至负分，就是说，一年生产队支出高于收入，这时，分值就是负的。做一天工，不但没有一分收入，还要倒贴生产队钱，工分数越高，倒贴的钱也越多。这是我们那里农村的一件怪事。
就算我们这样中等分值的生产队，一年劳动下来，年底分红，也很难拿到多少现钱。因为平时分粮食、油，都抵了数。即使账上该有钱，但也只是账上的钱而已，拿不到现钱，我们叫兑不了现。记不得我两年下来有没有拿到过现钱。写这本书，采访过当年和我一起下放其它生产队一些知青，他们说，有的拿过三十多元，有的只拿过七元。
我们下去之后，晚上要学习《毛主席语录》和《毛选》，即《毛泽东选集》，要学中央报纸的社论。有农宣队，即贫下中农宣传队。也有知识青年参加，因为知识青年文化高。养鸡鸭有限制，超过要宰杀。自留地限于种蔬菜，不准种粮食。一家一头猪，要交畜牧站宰杀。自己不能任意宰杀。鸡蛋可以卖，但粮油不能卖。到市场查投机倒把。毛泽东发表最新指示，或者中央有其它重要事项重要社论发表，常常半夜起来举着火把游行，然后还要学习，说是宣传最高指示不过夜。
劳动是苦是累。砍柴要把柴砍好，在山上没有路的岖崎地方挑到也是岖崎的山路上，再从山上挑下来。插早稻之前要播秧种，为播秧种要做秧田。做秧田是早春，天气还冷，有时水田还有薄冰，要犁田耙田，赤脚踩下去，刺骨的冷。到茅坑里舀粪，挑到稻田里，泼撒开来，又脏又臭。水田劳动，脚接触粪便是常有的事，手也常常摸着。
插秧看起来不累，其实累。腰累。插秧腰一直弯着，不到一个小时，就会很累。而农忙时节常常是一整天腰都弯着插秧。割稻子捆稻草，手在稻草上擦来擦去，常常很疼，甚至擦破皮。「双抢」最累。抢收早稻，抢插晚稻。正大夏天，头顶大太阳毒毒地晒着，脚下田里的水滚烫滚烫，热气上蒸，上晒下蒸，特别难受。
挑担子也很累。真佩服村里那些小伙子，呈英雄，双抢时挑着刚收割打下来的湿湿的稻谷。湿湿的稻谷本来就沉，两个箩筐一担嫌不过瘾，两担四个箩筐摞在一起，将近二百斤，放着大路不走，偏从一两尺高的田埂飞一样地往下跳，往前跑。我们就不行，一担八九十斤还可以，但挑得路长了也不行。公社所在地离生产队有二十五里远。住公社送公粮，真要力气和耐力。这和挑沙子不同。挑沙子可以挑得少，路也短，挑一担可以歇一下。送公粮要一口气挑二十五里。农民一般能挑一百斤，有能挑一百二十斤甚至一百三四十斤的。我只能挑七八十斤，挑着担子，越往后，脚下越沉。
我们是李村大队李村生产队。李村生产队五个男知青都是唐江的，都是卢屋村的。卢盛坚、卢盛桓都是唐江中学，都同初三年级。和卢盛坚家是邻居，在学校时，两人就很要好，放学后经常到他家一起做作业。他父亲是个小店员，要卢盛坚「跟好群」，也就是交好朋友，因此很欢迎我去。卢盛桓家也离我家很近。卢和柏、卢和枌两兄弟，都是林业中学，卢和柏高中，卢和枌初中。林业中学在唐江镇隔河五里路远的一片荒山岭上。五人中，我个子最矮，卢和柏年纪稍长，处事也最成熟。队里一个五保户老奶奶，叫肖灶秀，我们习惯称她「奶奶」。无依无靠，队里让和我们住一起，有个照顾。其实老奶奶，做饭洗衣做其它事都可以，我们不过挑几担水而已。
我们五人吃过半个多月的派饭之后，自己做饭。农村女子辛苦。劳动收工回来，男子一般一把椅子住院子里一放，往上一躺，一根烟一抽。女子则忙完田间回到家还要继续忙碌。洗米洗菜烧火做饭，饭做好了，招呼男人吃饭，自己则提着一桶猪食去喂猪。喂好猪，男人正好吃过了饭，于是一边收拾洗碗洗筷子，一边匆匆往嘴里咽几口饭。有的还要给孩子喂奶。刚放下碗筷，出口的号子又响了。我们则不同。收工回来，累得不行，还得洗米洗菜挑水做饭。
国家给我们每个知青有补贴。但我们不会划算，不会过日子。好几次国家把钱发下来，我们就拿去买好吃的。所谓好吃的，其实也就是多买点肉什么的。三两油刚买回来，就炸米果吃。山里有毛薯，是特产，外面叫脚板薯。有红色的，有白色的。刷出浆，和着泡软的大米磨成的浆，用油一炸，特别香。在唐江家里没机会吃，这会可以自己做主了，一发下钱，买了米、油，就开锅炸来吃。年轻人嘴馋。但这一来，往往不到月底，钱用光了，油吃光了，没有钱买盐。好几次吃过有盐没油的菜，有油没盐的菜，和没盐没油的菜。
李村还有一个回乡知青，叫叶桂兰。她是本地人，跟从父母在赣州读书，上山下乡运动，她回到李村。但她跟我们基本没有多少关系，后来可能也就回赣州去了。顺着小溪下游，有广埠生产队，有四个知青，两男两女。上游，山里更深处，也有生产队，有几个知青。隔着山岰，跟他（她）们联系不多。
紧邻的冬水田有四个知青联系较多。都是女的，唐江一起下放的。叶民兰是唐江中学高三的优材生，凭她的实力，应该能考上重点大学。另外三人李桂英、廖春英、刘方平，都是唐江林业中学的初中毕业生。女孩子更会划算，不至于像我们五个人一样，钱用光，油吃光，没有钱买盐。但劳动关对她们来说更难，她们同样要一早打柴，自己担水做饭，出工收工后又要匆匆做饭吃饭，又出工，摸黑收工，洗衣做饭，家里一切照样全要自己收拾。
文化生活基本没有。没有电影，没有戏看，没有书看。也累，晚上也要出工，或者学《毛选》，连打扑克娱乐的时间都没有。当然，也没有太多心情。都不愿意在农村，不愿意一辈子在农村。那个时候，说什么扎根农村，很少有几个人是真心的。
我后来知道，从下放的第一天起，就有人想尽各种办法离开农村，调上来。我则是什么也没有想。没有想中学读的书，什么语文数学。那都像是昨天的梦。也没有想调上来的事。我和我的家庭，都没有这个能力和背景。办不到的事，干脆就不想。
真的没有想过。剩下一件事，也没有想一辈子在农村的事。真一辈子在农村，结果会怎么样？没有想过。收工回来，吃完饭，洗完澡，休息之前，有时望着四周黑黝黝的山影，望着高渺不可测的星空，心里就象这星空一样空落落的。因为空落，什么也不想，所以干净。第二天照样砍柴、犁田、插秧、耘禾、挑担。
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也是我应该做的事。
（2013年，本人到当年下放的李村看望乡亲，同时为本书写作采访和搜集资料。本文相片，均为本人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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