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位人人赞颂的伟人，他就是司马迁；在中华文明宝库中有一部永远璀璨的巨著，它就是《史记》。司马迁的人格和风格，堪为世人楷模。他所撰写的《史记》，则是世界史学和文学史上的丰碑。每一个有文化的中国人，不能不知道司马迁，不能不读《史记》。因为他和它，不仅是我们民族最初3000年文明史的撰写者和载体，而且是我们为人、做事和迈向新世纪的导师、基石和指路灯。
一
陕西韩城市南10公里的芝川镇，是西汉左冯翊夏阳县的属地。芝川镇东芝水南岸，有一座陡峭的山峰，峰巅屹立的古建筑群，就是韩城人引为骄傲、永奉香火的乡贤司马迁祠墓──太史公祠。《史记》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公元前 145年（一说前135年）出生于夏阳县芝川镇附近的龙门寨，约逝世于公元前91年。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时的太史令，他精通天文历数和诸子学说，而独重道家，是一位博学且见识卓越的史学家。他搜集了大量资料，特别是秦汉之际的资料，计划写一部与汉帝国强盛相适应的史书，并且已经完成了一些篇章。
司马迁幼时曾经耕牧于家乡美丽的河山之阳，不久随父亲迁居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他10岁开始学古文，曾师从当时最负盛名的学者董仲舒和孔安国研读《公羊春秋》和《古文尚书》，进而博览古代典籍以至当代的档案文书，为著述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岁起，他走出书斋，开始了漫游生活。他不远千里来到会稽（今浙江绍兴），探寻治水英雄大禹的葬地禹穴。接着，他北至姑苏（今江苏苏州），参观春申君的宫殿遗址，眺望帮助勾践复国的名相范蠡泛过舟的五湖。又向西登上九嶷山（今湖南宁德），搜寻了帝舜南巡的事迹。又向南，来到长沙国的罗县（今湖南汨罗），徘徊于汨罗江畔，悼念自沉的爱国诗人屈原。司马迁渡江北上，到了楚汉战争时大将军韩信的故乡淮阴（今属江苏），奠祭韩信母亲的陵墓，印证了少年韩信的传说。向西，到达蕲县（今安徽宿州南），访问了当年曾跟随陈胜、吴广参加反秦暴动的农民英雄的后裔。他渡过淮水，沿泗水向北，来到西楚霸王项羽的王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刘邦及其文臣武将萧何、曹参、樊哙的故乡丰、沛二县（今皆属江苏），采访到这些叱诧风云人物的许多鲜为人知的传说和资料。到了薛地（今山东枣庄），他亲身体验了战国著名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蓄奸养士的暴杰遗风。接着，来到他最为敬仰的“至圣”孔子的故里曲阜（今属山东），拜谒了孔陵孔庙，观摩了儒生演习礼仪的壮观场面，深深被孔子的为人及其创立的儒家学派的博大精深所感动。司马迁转而向西，来到大梁（今河南开封），驻留夷门，听到魏公子无忌礼待夷门监侯嬴和窃符救赵的生动故事，并考察了秦军引大河、鸿沟水淹灌大梁的遗迹。这是司马迁第一次漫游。回长安不久，他当上了汉武帝的近侍郎中。郎中平时是宫门武装侍卫，皇帝出行时作车驾的侍从。其间，他曾奉命出使巴蜀以南的今云贵地区，又随驾到过道家名山崆峒（今甘肃平凉）、相传黄帝大战蚩尤的涿鹿（今属河北）、秦万里长城的终点陇西（今甘肃临洮）、蒙恬驱逐匈奴的新秦中（今内蒙河套地区），几乎走遍了西汉的山山水水。
十五年的漫游和调查，司马迁饱览了祖国绮丽的山河，考察了各地的历史遗迹，收集了大量古代的文物资料和历史故事传说，考查了各地的风土人情物产和地理形势，广泛接触了各阶层人士，尤其是下层民众。所有这些，使司马迁加深了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扩大了眼界，开廓了胸襟，丰富了生活，增长了阅历，同时对他的政治见解和历史观念的形成、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本应侍从前往，但是因为有病，滞留洛阳。司马谈又急又气，疾病加重。司马迁从西南返回，赶到洛阳，见到临终的父亲。司马谈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把毕生的事业和理想，留给了司马迁去完成。司马迁流着眼泪接受了父亲的遗命，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自序》）
元封三年（前 108年），司马迁担任了太史令，这为他写作《史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他埋头阅读和整理“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就是国家图书档案馆的藏书和档案。太初元年（前 104年），司马迁主持的改历工作完成，太初历颁布。42岁的司马迁精力充沛，思想成熟，学术积累丰厚，于是正式开始了著作《史记》的伟大事业。他秉笔直书史事，连当今皇帝的丑事也不放过。汉武帝得知司马迁写史，要来了《景帝本纪》和《今上本纪》，阅毕大怒，将两篇本纪竹简书上的字全都削去，掷向司马迁。天汉二年（前99年），正在专心著述的司马迁应汉武帝的要求，表示了自己对李陵是否投降匈奴的看法，汉武帝竟以为降敌者辩护的罪名，将司马迁下狱，判处死刑。按照汉律，死刑犯可以纳钱赎罪，也可以用腐刑代替。司马迁无钱赎罪，为了活下去完成著史的理想，不得不忍辱含垢，下蚕室，受腐刑。狱卒的榜捶拷打，特别是阉割的奇耻大辱，加深了司马迁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认识，不仅增强了他思想的进步性，也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更大的动力。太始元年（前96年），司马迁出狱，被任命为负责替皇帝处理文书奏章起草诏谕的中书令。司马迁无心做官，把刑余之身全都用来发愤写作《史记》。太始四年（前93年），基本完成了《史记》的写作。此后，他的事迹，仅有一篇大约写于征和二年（前91年）的《报任安书》透露出一点信息。有人推测，大概因为司马迁此文“有怨言”，以至下狱而死。
二
《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司马迁在研究古代所存史籍的基础上，吸收了先秦史学的成就，创立了这样一种独立史坛、规模宏大、组织完备、可以包容社会全史的新体裁──纪传体，从而把我国史学发展推进到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在史学和文学上树立了一块不朽的丰碑。
《史记》二字，本为秦汉间史书的通名。如《六国表序》中所言：“秦烧天下书，诸侯史记尤甚。”司马迁自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汉书·杨恽传》又称该书为《太史公记》。还有称该书为《太史公》的。将司马迁的著作称为《史记》，开始于后汉末年荀悦的《汉纪》。魏晋间人，有称该书为《史记》的，也有称为《太史公书》的。最终以《史记》为司马迁著作专名的，是《隋书·经籍志》。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说：《史记》“实《太史公记》之省称耳。”当为确论。《史记》中之“史”字，为史官之义，而“记”则是记载的意思。
《史记》记载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天汉四年（前97年），前后共3000年的历史。全书共526500字，由五种体例互相配合补充，形成了完整定型的体裁。《史记》一百三十篇，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用编年的形式，以一个朝代的世系或一个最高统治者以及一个皇帝为中心，提纲挈领地写出一代大事。在司马迁的心目中，本纪是纲纪天下政治的意思，所以为项羽、吕后这样在当时政治上起主导作用的人也立了本纪。表，是在先秦谱谍基础上的创新，按时间顺序，表列国家兴亡、帝王更迭、制度演变和世系官爵等情况，在书中起提要、汇总、省繁的作用。《史记》的表，根据需要和可能，有世表、年表和月表三种。书，后代称志，分专题叙述历代的典章、制度、经济、天文、地理、典籍等，具有文化史的性质。世家，用于记述贵族王侯的历史。先秦诸侯国的世家基本用编年体，记载其家族世代的活动。汉代的世家基本以人物为中心。司马迁认为，秦的灭亡归功于陈胜的发难，所以立有《陈涉世家》。列传，一般选择一人行事中最典型的事迹写成，用以记载各个时代不同阶层不同类型各种人物的历史。其中有为一人所立的专传，有将两个以上人物写在一起的合传，有将事迹相似者汇叙在一起的类传，还有记各少数族和外国的族别传、国别传。《史记》在各篇之后都有“太史公曰”的论赞，用以对事件或人物进行论断。《史记》最末一篇为《太史公自序》，用以叙述作者的家世、生平、作史的宗旨经过，以及全书的篇目。
《史记》中的五体一百三十篇混为一体，构成囊括中国上古三千年历史和文化的壮丽画卷，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三
司马迁自称其著书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意为，《史记》要研究天道和人事的关系，把从古到今历史发展变化的大道理搞清楚，成为表达自己个人思想主张的学术著作。司马迁探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同时把对自然现象的研究与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学说相区别，认为天象与人事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他用宗教的历史来揭露宗教迷信的虚妄，强调人事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方法，发现历史总是辩证地发展变化的，“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从古往今来的历史变化中找出一些因果关系，作为当今的借鉴。
《史记》有着明显的反专制制度的倾向。他揭发秦朝的滥用民力，铺陈汉家盛世下的残酷，对人民寄以深切的同情。他愤慨于“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的罪恶现实，颂扬舍己为人、扶危济困的侠客。从楚汉战争的结果总结出，能否关心民众的疾苦，是政治斗争成败的关键。
《史记》努力用社会经济生活来探求历史发展的原因。他发现人类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历史有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的分工是由生产和交换的需要决定的，而社会生产的发展是人们为了追求财富和满足物质需要而去从事工作的结果。他认为应该鼓励人们去追求财富，应该重商，而不是抑制商业。
司马迁在著书时，不避权贵，不畏罪祸，直笔实录，不为帝王和统治者隐讳。敢于揭露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流氓嘴脸和当今皇帝汉武帝迷信鬼神的无知。对历史人物，他不因其罪过掩盖其功绩，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在历史上的作用，为商人、侠士、刺客、滑稽、俳优、日者、龟策等各阶层人物立传，展示了广泛的人生百态。
《史记》的诞生，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影响。清代史学家赵翼说：“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郑振铎先生称：《史记》“不仅仅是一部整理古代文化的学术的要籍，历史的巨作，而且成了文学的名著。”
首先，它创立完整的纪传体全史的体裁，又是通史的开山。《史记》的五体，各有渊源。但司马迁使它们相互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这种形式，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政治制度的特点和需要，被确定为“正史”。自班固改通史为断代以后，在两千年间陆续撰成体裁一致的二十六部“正史”，系统完整地记载了自黄帝至清末约五千年的历史，总共3249卷，4500余万字。它不但在我国是冠盖史坛的巨著，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其次，它在史料的取舍上为后代史家树立了典范。司马迁著书的史料，主要来源有四个方面：一是书籍文件档案，二是广泛交游了解，三是直接访问调查，四是金石刻辞和图画。对所搜集到的资料，司马迁进行了认真的考证选择，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这才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部伟大的信史。
第三，《史记》很重视当代史的研究，在兼顾各代的同时，以主要篇幅，记载汉代的历史，为我们树立了详尽略远的史学榜样。
第四，语言文字生动简练、通俗易懂。《史记》撰写历史人物的语言，都采用当时的口语和方言，反映了时代的特点。书中通过对人物形象和活动的生动描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斗争、社会矛盾、人物性格、人情世故，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叙事上，他注意避免重复，节省繁文，使全书脉络相连，有着缜密的系统。文字非常通俗，不仅广泛地吸取了当时通行的方言俗语，而且用字尽量通俗，引用古书，也常常译为当时通用的语言。其传记往往选取典型事件，注意细节描写，善于渲染夸张，博采传说故事，成为史传文学的典范。
第五，创造了寓论断于叙事的写作方法。在书中，作者往往不必专门议论，而是借用别人的评论，或用客观的史实和材料，或采用对比衬托的形式，或利用对历史人物活动的细节描写，把自己的论点表达出来。
读史使人明智，问古可知兴替。章太炎先生说：“一部廿四史，人皆以《太史公书》第一。”《史记》作为最优秀的古典名著，两千年来备受推崇，读者数以亿计。今天的读者，更以阅读《史记》作为自己增进历史、文化修养和提高写作能力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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