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曾几何时，中国古典文学在社会政治领域中位置显赫，在学术领域中独领风骚。所以当我们说到古典文学的边缘化时，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古典文学在今天的学术领域中面临巨大冲击，走向被人遗忘的角落。我个人认为：古典文学在20世纪中期因为政治因素被抛向高空，那是一种病态的繁荣，是古典文学学科的悲剧。当然，古典文学在近20多年来又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跌向低谷，日渐显得萧条，也是古典文学发展的不幸。今天我要说的古典文学的边缘化，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边缘化，这里所谓的“古典文学”与“古代文学”相对而言说的。
“古代”和“古典”是两个概念，“古代”是与近代、现代相对的一个时间概念，“古典”则不仅包括了时间的含义，同时还包括了古代流传下来的被认为是正宗的和典范的东西。“古代文学”泛指古代流传下来的所有文学方面的遗产，而“古典文学”则特指古代优秀的典范的文学作品。称“古代文学”之时，其中没有明显的情感因素，而说“古典文学”之时，通常包含了对这部分古代文学作品的情感和自豪。
面对在长期的古代中国社会中积淀形成的古典文学，历代学者们在义理、辞章、考据三个方面花费了巨大的功夫，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研究成果。但是古人的研究多是点评式的感悟式的，缺乏系统性科学性。20世纪以来，在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之后，逐步形成了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采纳了西方价值标准和研究方法，使用了一整套西方权力话语，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学术研究的新格局。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学术发展历程，虽然一些杰出的学者关注到了新材料与新问题，但就整体情况而言，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在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层面，对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的关注并不是太多。但是，这种现状在今天发生了很大变化，学术界对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的关注第一次超越了对研究方法的关注。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并没有严格区别古代文学和古典文学。将自己研究的对象称呼为古代文学或者称呼为古典文学，只是研究者个人的习惯而已。那时候古代文学与古典文学基本上意义重合，是可以互换的。那些通过传世文本记载的文学经典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重心，似乎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在今天，“古代文学”与“古典文学”已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古代文学”的内涵不是古典文学所能范围的，古典文学只是古代文学中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一个地盘日趋缩小的部分。古代文学研究正在突破“古典文学”的框架，许多边缘的被人忽视的内容开始走向前台，成为古代文学舞台上光彩夺目的主角。
二
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看来，古代文学不仅指汉族文学，也应该包括少数民族文学。“长期以来，人们通常把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定位于中国古代汉族或是用汉文写作的作家作品，而把少数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用本民族文字写作的作家作品划归在中国民族文学的研究范围之中。表面上看，这是学科使然，无可非议；但从实质上看，这是不妥当的。”（何积全《在新世纪应把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纳入中国文学史的范畴来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1期）由于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不同的民族形成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心理素质、语言习惯、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每个民族的史诗、神话、传说、歌谣、民间的歌声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它们都属于中华民族文化这个大家族。
与前者相关，在民间文学研究者看来，中国古代文学不仅指文人士大夫的作品，也应该包括民间文学。民间文学通过口头的形式使各民族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得以流传。按照传统的观念，口头文学、民间文学受到了封建正统文人的轻视乃至鄙视，对之不屑一顾。民间文学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不可分割的元素。
20世纪以来，新材料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冲击是巨大的。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早已说过：“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采用此新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王国维、陈寅恪等国学大师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他们能够“预流”相关。如果没有甲骨文、敦煌文献以及汉晋简牍、马王堆汉墓等出土文献，那么可以肯定，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成果一定会逊色不少。
近些年来，域外汉籍文学文献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古代在世界文明史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形成了以中国文化为重心的汉文化圈。在中国之外的周边国家保存有大量的中国文学资源。以前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在日本，现在已经扩大到了越南、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域外汉文学研究即将成为新学科的分支。域外汉籍文献的发现与运用，将推动和深化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参见李芳民《回顾与展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高层论坛综述》《西北大学学报》2003年4期）
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女权主义美学观认为：从古代社会以来的社会都是男权社会。由于男女之间的不平等，男性垄断了话语权力，造成了评判标准的错位。所谓“母亲”只是男权社会的一个神话。以往的文学研究是站在男性话语立场上进行的，忽视了女性文学的特征。她们试图寻找女性文学的传统，给予新的审视与评价，建立新型的女性文学史。
以上这些内容有些属于新方法新视觉，但主要还是属于新材料新内容。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突破了以往我们对古典文学的定义。按照以上的内容我们可以对古典文学加以新的限定：所谓的中国古典文学仅仅是指以汉族为主体的（没有包括少数民族文学）、以士大夫为主体的（不能包括口头的民间的文学）、以域内为主体的（没有包括域外的汉籍文学文献）、以纸上为主体的（没有包括地下的出土文学文献）、以男性为主体的（不是以女性为主体的文学）文学。而且类似的定语还会继续增加下去。
三
任何学科研究都会产生新的学术生长点，研究内容的扩展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要大力推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必然要扩展研究内容。谁也无法否认中国古代文学理所当然应该包括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域外文学文献、地下出土的文学文献、女性文学，以往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因为缺失或忽视了这些内容，人为地割裂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完整性，不利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宏观把握和深入探讨。只有古代文学新内容与古典文学的交流交融才能更好的促进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古代文学新内容的发现是古典文学研究的补充，对古典文学研究具有重要而直接的推动作用。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古代文学新内容的发现也构成了对古典文学的冲击。
在此，我想强调的是面对这种冲击、淡化，我们还有没有必要继续进行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应该怎样继续进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
古典文学，从质量上看是正宗的典范的文学，从时间上看是大浪淘沙、历久弥新的文学，从受众方面看是拥有最多读者的文学作品，其主流的位置应该是无法撼动的，传承文学经典是每一位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天职。所以，《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些传统的典范的作品依然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主流，需要继续深化。
在今后的学术活动中，我们一方面要进一步深化古典文学研究，要重视新材料、新内容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推进作用。已有的学术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要深化研究的确很难。这也是一些学人选择离去的原因之一。但这块阵地必须坚守。从目前的研究看，既有文学内部的研究，也有文学外部的研究。后者如文学群体研究，文学与音乐，文学与历史地理，文学社会学、文学与宗教等方面都已经和即将取得新的成就。我们这个时代应该产生无愧于时代的研究成果，应该拥有无愧于这个时代的大学者。应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升和推进古典文学研究的整体水平。
章学诚说：“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文史通义·答客问》），在我看来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不仅有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的区别，也许以后还会有古典之学与非古典之学的区别。一方面要强调两者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也有考虑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以后的研究者中也应该有古典文学研究者与非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区别，当然通才是两者兼而有之的。在研究成果中可以有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应该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另一方面也要把古典文学浅化、娱乐化，做好普及性的工作。研究论文有人写，鉴赏小文也应该有人去写。让诗词和歌曲联姻，让小说和影视结合。许多诗词经典如果能够配上曲子，应该会让更多的民众所熟悉。苏东坡的《水调歌头》固然是千古佳作，经过邓丽君和王菲的演唱的之后，其流传更加广泛了。不论在大学课堂还是在社会上，多媒体的流行势在必行，如何让古典文学有声有色地走向大众也是我们应该面对的课题。
感谢清华大学孙明君教授授权刊发
原载：《人民政协报》 2005、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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