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雅国学报名家学术访谈第七期
本期内容：白居易诗文集校注
杨阿敏：直到近代，白居易的诗集始终没有出现完整的注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谢思炜：给集部作家的集子作注，一直到清代其实都是很少的。唐代作家只有杜甫、韩愈很多。其他的人几乎没有。李白的也有一些，但不是很多。宋代只有苏轼，还有王安石、黄庭坚等个别诗人。到清代，注释的范围才逐渐扩大到集部其他一些作家。但是清人作注，在选择注释对象的时候，比较喜欢选择那些讲究比兴寄托，比较有深度的作品，他们喜欢选择这样的。比如说李商隐，就有好几家注。还有像李贺这样的。白居易呢，就是大家公认的“元轻白俗”，他的作品是比较通俗的。这种比较通俗的作家，注家首先是不太关注的，他们觉得大家基本都能读懂，那就没有必要给他作注了。另外，注家如果给像白居易这样比较通俗的作家作注，就好像显得不是很有学问，只能给这样的作家作注。这个可能也影响到注家选择作注对象。像白居易这样的诗人就被排除了。
实际上一直到20世纪以后，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白居易作为唐代文学的代表性诗人，以及他的作品作为反映唐代历史的重要文献，才引起学者特别的关注。比如像陈寅恪先生，选择白居易的诗、元稹的诗作为很重要的史料来使用，做了《元白诗笺证稿》。后来朱金城先生做了《白居易集笺校》。这个是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大家的学术视野的扩展，才逐渐扩大到其他的一些作家。我们现在看好像很多大作家的集子都有注，这其实是最近二三十年才有的这种情况。宋代很多有名的作家也没有注，像陆游就没有人注过，都是到现代才有的。
杨阿敏：除了陈寅恪和岑仲勉有关白居易的研究之外，80年代朱金城先生出版了《白居易集笺校》，不仅对白集进行了全面校勘，还对白集所涉及的历史事件、人物交游、地理方物、官职制度等问题全面加以笺释，取得了远超于清人的研究成果。您为什么还要着手校注白居易的诗集？
谢思炜：从体例上讲，还是有区别的。朱金城先生做的是笺校，从注释的体例来讲，笺和注是不一样的，笺的重点是当时的一些历史情况，以及诗里面的人物和事件。这个是“笺”，传统体例上就是这样，主要是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而注应该是比较更全面一点的，词语、典故等语言方面的都包括在内。从传统的诗文注释来讲，一直都有这种区别。朱金城先生的书名字叫笺校，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也基本是这样的。他的重点是解决诗文里面涉及到的当时的历史背景，另外就是他花费了很大的功夫，去考察诗文里面涉及的各种各样的人物。这是朱先生的书一个很大的贡献。
随着研究的进展，从阅读的需要来看，光有笺还是不够的。读白居易的诗，好像比较通俗易懂，但不是说它里面什么阅读障碍都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其实不是的，涉及很多文人诗歌里面常见的或者不太常见的典故，还涉及到其他一些方方面面的问题，这个还是很多的。另外呢，朱金城先生在作笺校时有一部分材料没有利用到，就是日本的一些抄本。他的书是80年代出版的，但实际上是60年代作的。到80年代的时候，他可能知道这部分材料。但是从精力和时间上来看，他可能没有办法再返工，再把这部分材料加进去。我当时也是了解到，从版本校勘来看，还有一部分材料是可以补充的，日本学者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可以利用这部分材料。从阅读的需要来讲，白居易的诗里面问题还是很多的。包括涉及的一些史实方面的问题，词语典故等等方面的问题，确实需要一个比较全面的注本。
这个工作其实也不是从我开始才有这样的计划。傅璇琮先生就讲到，之前其实就有学者有这个计划。中华书局出版的《白居易集》标点本，是顾学颉先生做的。他其实就想着手做一个比较全的白居易集注本，可能也是年事已高，他这个计划最后也没能付诸实施。我知道的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些同辈的学者也有这个计划。只不过是我赶上了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各方面的材料收集了一些，有精力能够做出来，我算是比较幸运的。
杨阿敏：杜诗篇目仅及白诗一半，又有宋以来大量注本参考，仇兆鳌为注杜诗几乎付出毕生精力。您是如何处理卷帙浩繁的白诗，怎么开展校注工作的？
谢思炜：其实这个工作要讲难度的话，就是工作量比较大。工作量比较大的话就不能很着急，就是要有一个计划去慢慢的做。我是到2000年以后了，当时的条件比较好了，可以用电脑输入。在这以前，我是90年代就开始用电脑，那时电脑里的汉字，国标只有5000多个字，繁体字是输入不了的。那时候还流行造字，要用软件去拼字，所以那个时候就很麻烦。那个时候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这个太难了，文字输入的问题很难解决。但是到2000年以后，word97以后输入繁体字就没有问题了，这样就方便很多了。另外就是，大概在90年代后期，已经出现了像国学宝典这样的数据库，为你做这样的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胆子就比较大一点了，觉得这个就很方便。利用这些条件来做这个工作，比起前人我觉得是方便多了。
有一个计划之后就是要去慢慢做，不要有各种杂事儿去分散你的精力。比较幸运的是，我确实其他的事情都很少做。单位的同事、老师，对我也都比较照顾，基本没有让我做其他什么事情。学校的行政工作，我基本都不做。所以就集中精力做这件事，这就是时间上的一种保证，做起来是比较顺利的。
校勘的文本材料还是比较多的，量比较大，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有一些事要自己去做，比如说国家图书馆的书要去自己查。还有一些日本的抄本材料，那些材料主要是利用日本学者已经公布的成果，这就提供了一些方便。这也算是中日两国的学术的一种合作、交流吧。实际上白居易诗文的注释，日本学者也在做。很早就有学者做过，做的比较简单。他们不光是做注释，同时还要翻译。日本九州大学冈村繁先生，大概从90年代开始出《白氏文集》译注，组织他的一些学生分工去做的，总的大概有20来册，已经出了一大部分了。我尽可能参考他们的成果。我开始做的时候，他们已经出了几册，但是大部分还没有出。还有一些就是我做的这个出版之后才出的，到现在还没有出齐。那些当然就没有办法参考了。日本学者在做这个工作，我想中国学者当然也应该去做。这个本来就是中国的文献。这是代表你的研究水平很重要的一方面。我想这也是和日本学者交流，这方面的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我2004年、2007年两次和冈村繁先生见面，先生对我们这个工作还是很肯定的。
杨阿敏：您在《白居易诗集校注》后记中提到启功先生对注释白集的看法：“其意盖谓白诗卷帙既繁，注或无甚发明，则空费时日，无裨于人。”那么您将近三千首白诗校注一遍后，有何收获呢？
谢思炜：我想还是他的一种担心吧。他是觉着这个工作量很大，没做之前不知道会有哪些问题存在，会遇到什么问题。启先生有这种担心也是很容易理解的。现在也有一些年轻学者，计划注一个集子，不一定是唐代的，也可能是清代的，有的时候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是跟他们说，一定要慎重！因为你做这项工作，要投入很多的时间精力。所以你一定要调查好，首先是工作量，你能不能坚持；再一个还要考虑作注的必要性，是不是有这种阅读的需要；最后能不能出版等等，这些问题都要考虑。
不要太轻易地拿到一个东西，就决定去作注。有的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想要注一个集子，很可能你投入了许多时间，但最后没有收获，做不成，这种情况还是有的。所以我遇到这种情况，通常也是劝他们要慎重。一定要调查好，比较有把握，然后再去做。而且你要有一定的研究基础，有相当的学术积累，然后你再来做这样的工作，这样你才能够比较心中有数，比较有把握。
杨阿敏：在完成《白居易诗集校注》后，您就开始了《白居易文集校注》的撰述。和注释诗歌相比，文章注释有何不同之处？
谢思炜：白居易的文集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他做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期间，以朝廷的名义、皇帝的名义起草的那些文件、制诰，这是很大一部分；另一部分就是他个人写作的序、论、书信等，这是属于他个人的文章。这部分文章很多人都会写，抒发个人的一些情感，当然也有一些应他人要求写的，讲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总体来讲，文章和诗歌相比，词语、典故方面的问题要少一些，不像诗歌，诗歌有的时候要求用典，文章不一定，这方面的问题不是很多。文章比较多的涉及史实、史料，跟历史背景有关的问题，像白居易起草的那些制诰，里面具体的那些人、事等等这些。那就需要跟各种史料去对照、去查，具体说明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时候，如何发生的，里面涉及的这些人和事。白居易大概是在做翰林学士期间，正好是唐宪宗对河北藩镇用兵，牵扯到当时作战的一些情况。文集中好多都是讲那些具体情况的，这就需要和当时的史料去对照，要具体来说明。文集的注释，主要是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多。
杨阿敏：《白居易文集》对文史研究有什么作用和价值？通过全面校注白居易的诗文集，您对白居易有什么独特的认识？
谢思炜：一个是史料价值，这是当时的第一手文献，这个是搞历史的人或者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利用的；另一方面，白居易确实是文章大家，他的文章在当时是被人作为范文。比如他写的《百道判》广为流传，学习写作就拿它当作模仿的对象。所以你读他这些文章的话，其实可以了解唐代这些各种各样的重要文体写作的一些基本规范、要求，他的文章是很有代表性的。
全书做完之后，我觉得白居易是很全面的一个人，是一个才子式的文人。当时能够有那么大的影响，那么受人推崇，确实不是浪得虚名。他确实是非常会写文章和诗，是一个诗文兼善、各体兼善的作家。唯一在当时很有影响而他没有留下作品的文体，就是传奇。惟有这一项，白居易好像没有什么尝试。但是其他当时的文人应该掌握的、需要掌握的文体，他都是下了很大的功夫，而且都达到了可以说代表那个时代文人写作水平的高度。
（访谈：杨阿敏；录音整理：李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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