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乐府诗的认识与研究，几乎都是以班固《汉书·礼乐志》之所载为依据的，即大都认为乐府诗诞生于汉武帝“乃立乐府”之后，因之，“乐府诗始于西汉”说，即成为了各种文学史著作的一种共识。而一些专门研究乐府诗或音乐史的著作，如罗根泽《乐府文学史》、王易《乐府通论》、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增田清秀《乐府の历史的研究》、杨生枝《乐府诗史》，以及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等，亦更是如此。其实，导致“乃立乐府”说成为一种定论者，唐人颜师古的“《汉书》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颜师古于“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作十九章之歌”之后有注云：“乐府之名，盖始于此。哀帝时罢之。”颜师古“乐府之名，盖始于此”的依据为何，不得而知，但论乐府诗者都将此奉为圭臬，则为事实。而实际上，颜师古此注乃为错误，因为有不少地上与地下的材料表明，“乐府之名”并非始于“乃立乐府”的汉武帝时期，而存在于先秦时期大量的“前乐府”，即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乐府诗的文学源头。
汉初“乐府”的史料复按
所谓“前乐府”，是指汉武帝“乃立乐府”之前的乐府诗，如商朝乐府、周朝乐府、秦朝乐府等[1]。而要了解与认识这些“前乐府”的真面目，就仍然得从汉武帝的“乃立乐府”说起。据班固《汉书·礼乐志》之载与颜师古之注，可知“乃立乐府”之“乐府”，其本为隶属于“少府”的一个音乐管理机构，但由于其负责采集全国各地歌谣、组织文人制作歌诗，并进行音乐的整理与创制等职能之使然，而使得“乐府”又被后人称之为乐府诗。即是说，后人大都认为，因汉武帝的“乃立乐府”，而导致了乐府诗的诞生，如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序》之“乐府之兴，肇于汉魏”，郑樵《通志·乐一》的“采诗入乐自汉武始”等，即皆为其例。由乐府机构而乐府诗，音乐乃为其关键所在，因之，作为音乐管理机构的乐府，即与乐府诗构成了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文学关系。所以，如果要对“前乐府”进行审视，首先就得对先秦时期的“乐府”作一具体考察。
据现所存见的资料可知，在班固《汉书》之前的汉初典籍中，最早出现“乐府”一词者，乃首推贾谊《新书·匈奴》一文。贾谊，《史记》卷八十四有传，据是传所载，“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即在“及孝文崩”之前，也即公元前157年之前，其时距汉高祖刘邦开国的公元前206年，仅50年之隔。《新书·匈奴》有云：
降者之杰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识，胡人之欲观者勿禁。令妇人傅白墨黑，绣衣而侍堂者二十三十人，或薄或掩，为其胡戏以相饭。上使乐府幸假之倡乐，吹箫鼓鞀，倒絜面者更进，舞者蹈者时作，少间击鼓舞其偶人。莫时乃为戎乐……一国闻之者、见之者，希盱相告……将以此坏其耳，一饵[2]。
其中的“上使乐府幸假之倡乐”云云，表明“乐府”在汉初还曾管理技艺。但有论者认为，《新书》的此段文字不可靠，原因是“今本《新书·匈奴篇》关于‘五饵’的文字经过后人修饰”[3]。按“后人修饰”说并不可取。其原因在于：（1）所谓“后人修饰”说，只是持说者的一种推测，而无确凿的材料依据；（2）据“今本《新书》”（指中华书局2000版《新书校注》—引者注）的《前言》可知，“今本《新书》”是以明正德十年吉府本为底本，参校了包括两种复宋本在内的“六类版本”，但其于“《匈奴篇》”的上引文之末，却并无“后人修饰”的校注；（3）退一步说，即使“今本《新书·匈奴篇》”中存在着“经过后人修饰”的文字，也并不能表明该文全部为修饰者所作伪；（4）“上使乐府幸假之倡优”中的“乐府”，与汉初其它材料所载之“乐府”可互为印证，如《史记·乐书》中的“于乐府习常肆旧而已”之“乐府”，即为其例。综此四者，是知“今本《新书·匈奴篇》”中的“上使乐府幸假之倡优”云云，并非如持说者所言不可靠，而是完全可以据信的。
至于持“后人修饰”说者认为《史记·乐书》中之“乐府”也不可相信者，则更属不的。为便于对此进行讨论，兹将《史记·乐书》中关于“乐府”的一段文字抄录如次：
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肆旧而已[4]。
文中所说的“于乐府习常肆旧”，是指汉高祖刘邦死后，惠、文、景三世均让“乐府”按照原来既定的规格与方式进行“歌舞宗庙”。持“后人修饰”说者则以梁玉绳《史记志疑》为依据，认为“传本《史记》”中的《乐书》“不可能是司马迁本人所作”，因而对其进行了否定。按“传本《史记》”存在着不少矛盾乃为事实，如《屈原贾生列传》之于屈原生平的记载，即为典型的一例，但其中所存在的矛盾，却并不足以对《屈原列传》予以全盘否定。而《史记·乐书》一篇，亦属如此。事实上，梁玉绳《史记志疑》也没有对“传本《史记·乐书》”之所载进行全盘否定，而只是认为“不可能是司马迁本人所作”，所以，《史记·乐书》之所载是自有其存在的文献学价值的。而且，《史记·乐书》所载“高祖过沛”云云，乃可与《史记·高祖本纪》之载互为印证，以表明其确属可以据信之史实。
以上所言，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有论者认为，《汉书·礼乐志》对“高祖过沛”之事况的记载，“更符合历史事实”，原因是《史记·乐书》之载“存在两个主要错误，一是历史年代之误，二是历史事实之误，因而它不能作为汉初存在乐府机构的证据”[5]。持说者之所以作如此认识，主要是认为《汉书·礼乐志》对“高祖过沛”史事的记载，最后一句乃为“礼官肆旧而已”，即其与《史记·乐书》的“乐府习常肆旧而已”不相契合。而事实上，“礼官肆旧而已”乃为错误，因为通检清人黄本骥《历代职官表》可知，在整个东西两汉压根儿就没有所谓的“礼官”这一具体职官。《汉书·礼乐志》之所以作如是记载者，关键就在于其所载汉武帝“乃立乐府”云云，乃在“礼官肆业”之后。即在班固看来，如果从《史记》作“乐府习常肆旧”，就会明显地出现记述上的矛盾，因为在“孝惠、孝文、孝景”三世的“习常肆旧”期间，汉武帝的“乃立乐府”还不曾问世，故而即以“礼官肆业”代而为之。殊不知如此一来，倒露出了其与历史迥不相符的马脚。请看《汉书·礼乐志》对此记载的原文：
初，高祖既定天下，过沛，与故人父老相乐，醉酒欢哀，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至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为员。文、景之间，礼官肆业而已。至汉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阳，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6]
这段文字已清楚地表明，《汉书·礼乐志》的“礼官肆业而已”云云，是为班固放在“至汉武帝……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之前的，既如是，则其“礼官”之载，就必误无疑。所以，对“高祖过沛”史况的记载“更符合历史事实”者，不是班固的《汉书·礼乐志》，而是司马迁的《史记·乐书》。
二、先秦“乐府”的出土文物
贾谊《新书·匈奴》与《史记·乐书》之所载，既然可证西汉初年确有“乐府”之存在，则秦代设有专门的“乐府”机构，也就不言而喻。因为据《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可知，汉之职官，皆从秦制。其云：“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如此，则汉初所设置之“乐府”，自然就属于“因循”秦“而不革”的结果。对于秦代“乐府”的设置，《百官公卿表第七上》亦有所载：
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少府，秦官，掌山海地泽之税，以给共养，有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若卢、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东织、西织、东园匠十六官令丞。”[7]
这条材料，共记载了秦代设置的两个音乐机构，一为“奉常”所辖的“太乐”，一为“少府”所辖的“乐府”。又，杜佑《通典》卷二十五《职官七》有云：“秦汉奉常属官有太乐令及丞，又少府属官并有乐府令、丞。”[8]所载与《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甚为一致，则秦有“乐府”已甚明。关于“乐府”的上司“少府”之设置，杨宽《战国史》曾明确指出，其并不始于秦代，因为战国时期已有这一机构，原因是已出土的战国铜器、银器、弓弩等器物上，刻有“少府”的铭文[9]。“少府”有出土文物可证，作为“少府”属官的“乐府”，亦有出土文物可证。其具体如下：
一是刻有“乐府”二字的秦代编钟 。此编钟又被称为“错金铭文钮钟”、“乐府钟”、“乐府编钟”、“乐府铜编钟”、“秦乐府钟”等。1976年2月6日，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园首次发现了刻有“乐府”二字的编钟一枚，寇效信发表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1期的《秦汉乐府考略》一文，即最早将此编钟之“乐府”二字结合有关文献进行了考察。其后，《考古与文物》1982年3期发表了袁仲一《秦代金文·陶文杂考三则》一文，对“乐府编钟”亦进行了较为具体的“杂考”。
二是秦封泥之“乐府丞印”。据《考古学报》2001年4期所发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的发掘》一文披露，2000年四五月间，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市郊区相家巷村出土了秦封泥325枚，其中有“乐府丞印”一枚，“左乐丞印”一枚，另有“乐府钟官”、“雍左乐钟”、“外乐”等。以常理论，既有“左乐丞印”，就必有“右乐丞印”，而“乐府丞”、“左乐丞”、“右乐丞”三者，所表明的即是在秦代有“乐府三丞”设置这一史实。由此“三丞”的设置又可知，《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通典》卷二十一《职官七》认为“乐府三丞”至汉武帝时才由“一丞”而扩充的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的。
三是刻有“北宫乐府”的残磬。据张天恩等发表于《中国文物报》2006年1月25日第1版《陕西长安发现战国秦陵园遗址》一文的介绍，2004年7月，西安市长安区神禾塬出土了一件刻有“北宫乐府”四字的残磬。该文通过考察后认为：“战国秦陵园”的墓主为“秦始皇的祖母—夏太后”，刻有“北宫乐府”的未残之石磬属于夏太后的随葬品。
四是刻有“乐府工造”的铜句鑃。据文物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西汉南越王墓》一书所载，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广州市发掘了西汉时期南越王赵眛的墓，墓中出土了一整套乐器，其中有铜句鑃一套8件，每件都刻有“文帝九年乐府工造”的铭文。“文帝九年”为汉武帝元光六年，也即公元前129年。南越在“文帝九年”由“乐府”“工造”铜句鑃的事实，表明在此前的汉初甚或秦代已有了“乐府”，即秦或汉初“乐府”对铜句鑃等乐器的“工造”在前，由于影响所及，才导致了南越在“文帝九年”的“工造”，也即南越“乐府”对铜句鑃等乐器的“工造”，主要是受北方文化特别是秦文化影响的结果。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南越列传》可知，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平南越地，其时秦“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徒民，与越杂处十三岁”，秦之“乐府”及所“工造”之乐器影响南越，当即在是时前后。
以上所述之四类出土文物，是“乐府”在秦即已设置的最可靠物证，所以，《汉书·礼乐志》的“乃立乐府”之载，是并不符合“乐府”设置年代之实况的。因之，“乐府之名，盖始于此”的“颜师古注”不可相信，也就甚为清楚。
三、商周乐舞职官之文献记载
“乐府编钟”、封泥“乐府丞印”、“北宫乐府”残磬，以及南越于“文帝九年”由“乐府工造”的铜句鑃的先后出土，使得汉武帝“乃立乐府”说，已令人不可相信，而秦有“乐府”，即成为了确凿可信之史实。如果以此合勘杨宽《战国史》认为“少府”始置于战国的结论，则“乐府”之始置又可向前推至战国。据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册所载，历史学上的战国，主要指公元前402年—公元前256年的146年，而是时正乃周王朝之晚期，这样看来，说周朝有“乐府”也就言而有据了。虽然如此，但周朝主管乐舞、技艺之职官，既不名“太乐”，也不称“乐府”，而是曰“大司乐”，或者为“乐尹”。对此，杜佑《通典》卷二十五《职官七》于“太乐署”乃有载：“周官有大司乐，亦谓之乐尹，以乐舞教国子。”紧接其后的，便是“秦汉奉常属官有太乐令及丞，又少府属官并有乐府令、丞”云云。此则表明，在杜佑看来，周之“大司乐”与秦、汉之“乐府”，在职能、职责方面应是大致相同的。《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云：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武》。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秦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韶》，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共亨先妣；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乐者，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10]。
这就是周朝“大司乐”的职责范围之所在，即其既负责成均（周之“大学”）的乐舞教育，又主管朝廷的各类乐舞祭祀。除“大司乐”外，周朝负责管理音乐、舞蹈等方面的职官，还有“乐师”、“大师”、“小师”（俱见《周礼·春官宗伯第三》）等。这些乐舞职官，因均属于周朝“春官宗伯”的范畴，而以负责朝廷的雅乐、雅舞等乐舞为能事，如郊庙祭祀、朝享射仪等，即其实际所肩负之职责，与秦、汉之“乐府”并无二致。所以，从总的方面讲，周朝的“大司乐”，与秦、汉时期之“乐府”在职能、职责等方面，确属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而事实上，不仅在周朝有“乐府”，而且在殷商与夏朝（含先夏时期），也是不乏这类专门负责对前代乐舞进行管理与修定的“乐府”官员的，对此，《吕氏春秋》卷五《古乐》乃有所载。其云：
帝喾命咸黑作声歌：《九朝》、《六列》、《六英》。有倕作为鼙鼓钟磬吹苓管埙篪鞀椎钟。帝喾乃令人抃或鼓鼙，击钟磬，吹苓展管篪。因令凤鸟、天翟舞之。帝喾大喜，乃以康帝德。……帝舜乃令质修《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殷汤即位，夏为无道……汤于是率六州以讨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宁。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11]。
其中所载“帝喾命咸黑作声歌”之咸黑，“帝舜乃令质修《六列》、《六英》”之质，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修《九招》、《六列》”之伊尹，就都属于上古时期的乐官范畴，或者说是兼有乐官之职能的。据王国维《商先公先王考》，帝喾乃先夏时期人，为商族始祖，其既命“咸黑作声歌”，则这种“作歌”制度就一定会传之于夏朝，或者说会为夏朝所承袭。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因为《吕氏春秋》卷五《古乐》对此亦有记载：“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能漻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于是命皋陶作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又，《史记》卷二《夏本纪第二》有载云：
于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维时维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善哉。”皋陶拜手稽首扬言曰：“念哉，率为兴事，慎乃宪，敬哉。”乃更为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舜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拜曰：“然，往钦哉。”于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数声乐，为山川神土[12]。
其中最值注意的是，“于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数声乐”，表明“乐”在夏朝作为一种制度而存在而兴盛。所以，《吕氏春秋》卷五《古乐》中之“命皋陶作为《夏籥》、《九成》”，与“帝喾命咸黑作声歌”，情况乃完全相同，即皋陶在夏初虽然并非专门的乐官，却兼有乐官的职能。而皋陶所“作为”之《夏籥》、《九成》，自然是由当时的乐工演奏与伎艺表演的，而管理这些乐工与伎艺的机构，也就理所当然地属于人类历史上早期的“乐府”了。
从先夏经夏朝到殷汤，由于“作歌”的传统代代相传，所以才又有了“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之史实的存在。这样看来，可知咸黑、质、皋陶、伊尹四人在当时虽然均非“乐府”职官，但却分别在帝喾、帝舜、夏禹和商汤时代扮演了“乐官”的角色，而为之参与种种“作歌”的音乐文化活动。由是而观，这四人之所作所为，已初具秦、汉时期“乐府”职官之职业功能，则应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此外，据李孝光《乐府诗集序》一文还可知，殷商时期与周代的“大司乐”之相类似者，也即负责管理当时音乐的职官，乃为“瞽宗”。其云：“乐府者，教乐之官也。于殷曰瞽宗，周因殷，《周官》又有大司乐之属。”[13]李孝光是元末“古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在乐府诗创作与乐府诗批评两个方面，均颇具建树，其所言殷之瞽为乐府的“教乐之官也”，自应是可信的[14]。其实，李孝光《乐府诗集序》中的“瞽宗”之说，乃是据《礼记》郑玄之注而为。上引《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云云，《礼记·明堂位》则谓：“瞽宗，殷学也。类宫，周学也。”郑玄注云：“瞽宗，乐师瞽矇之所宗也。”[15]所谓“殷学”，即殷学宫之名，也就是朝廷用以管理乐舞、传授技艺的一个机构。此则表明，商朝也是置有“乐府”的，只是和周朝一样，其名称与秦、汉不相同而已。
而还值注意的是，在设置有“乐府”的战国时期之秦国，其音乐之始，主要是受殷商之“西音”的影响所致。对此，《吕氏春秋》卷六《音初》亦有记载：
周昭王新将征荆，辛馀靡长且多力，为王右。王反涉汉，梁败，王及蔡公抎于汉中。辛馀靡振王北济，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于西翟，实为长公。殷振甲徒宅西河，犹思故处，实始作西音，长公继是音以处西山，秦缪公取风焉，实始作为秦音[16]。
这条材料表明，周昭王时期的辛馀靡，因“振王北济，又反振蔡公”有功，而被“赏之为长公”（高诱注语），并因继殷商之“西音”而“以处西山”，最终则导致了“秦缪公取风焉，实始作为秦音”的出现。由是而观，可知“秦音”的产生，与诞生于殷商时期的“西音”是颇具关联的。秦缪公即秦穆公，在位39年（公元前659—前621年），为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其之“始作为秦音”之“秦音”，当为“瞽宗”所负责的一种主要音乐品类。由“瞽宗”而“大司乐”，再由“大司乐”而“乐府”，这就是商、周“乐府”与秦“乐府”发展、演变的一条较为清晰的历史轨迹。
四、乐府诗源于先秦的被认定
上述考察表明，“乐府”的设置，在由商、周而秦、汉的历史进程中，其名称、规格等虽然发生了较大之变化，但负责管理和创制乐舞、乐歌等与音乐相关的职能，却始终没有变化。如此，则乐府诗诞生于殷商时期，也就可以论断。即是说，“乐府”在殷商时期的始置表明，文学史上的乐府诗亦乃肇始于这一时期。正因此，后人在论及乐府诗的发生、发展时，即大都将其源头追溯于殷商之际，而并非是停留于“乃立乐府”的汉武帝时期的。虽然，刘勰《文心雕龙·乐府第七》乃有“暨武帝崇礼，始立乐府”云云，但其开首的一段文字，实际上已涉及到了先秦有乐府诗的这一文学史事实。其云：
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钧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阙，爰及皇时。自《咸》、《英》以降，亦无得而论矣。至于《涂山歌》于侯人，始为南音；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声；夏甲吧于东阳，东音以发；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兴；音声推移，亦不一概矣。匹夫庶奴，讴吟土风，诗官采诗，乐盲被律，志感丝篁，气变金石，是以师旷觇风于盛衰，季札鉴微乎兴废，精之至也。”[17]
其中所言，即为先秦诗与乐互为关联的历史真实，尤其是“诗官采诗，乐盲被律”八字，更是将乐府诗在当时的“制作”之况进行了勾勒，极具文献学价值。而由此又可知，先秦时期的采诗制度，是与当时的音乐密切相关的。
而较刘勰《文心雕龙·乐府第七》之所言，更为确切、更为具体者，则为元稹的《乐府古题序》一文。元《序》有云：
《诗》讫于周，《离骚》讫于楚。是后，诗之流为二十四名。赋、颂、铭、赞、文、诔、箴、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操、引、谣、讴、歌、曲、词、调，皆诗人六义之馀，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于郊祭、军宾、吉凶、苦乐之际。在音声者，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句度短长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而又别在琴瑟者为操、引，采民甿者为呕、谣。备曲度者总得谓之歌、曲、词、调。……而编纂者由诗而下十七名，尽编为《乐录》。乐府等题，除《铙吹》、《横吹》、《郊祀》、《清商》等词在《乐志》者，其馀《木兰》、《仲卿》、《四愁》、《七哀》之辈，亦未必尽播于管弦，明矣。……刘补阙云：乐府肇于汉魏。按仲尼学《文王操》、伯牙作《流波》、《水仙》等操，齐犊沐作《雉朝飞》，卫女作《思归引》者，皆不于汉魏以后始，亦甚明矣。”[18]
在这篇序》文中，元稹分别论及了乐府诗的三个问题：一是溯乐府诗之源；二是论乐府与音乐的关系；三是对“乐府肇于汉魏”说的辨驳。其中，第一、第二两个问题，即是对乐府诗源于先秦的认定。在元稹看来，乐府诗不仅源于上古时期的诗经时代，而且“由操而下八名”，即“操、引、谣、讴、歌、曲、词、调”，乃属于真正的乐府诗；“由诗而下”的“诗、虽有歌、诗之分，但也有将其“尽编在《乐录》”者。正因此，其即以确凿的材料，对“刘补阙”（刘猛）的“乐府肇于汉魏”说进行了辨驳。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乐府肇于汉魏”说的辨驳中，元稹所举例证，乃皆为商、周时期之逸诗。而据拙著《商周逸诗辑考》可知，无论是“仲尼（孔子）学《文王操》、伯牙作《流波》、《水仙》等操”，抑或“齐犊沐作《雉朝飞》，卫女作《思归引》者”，其作为商、周逸诗，在当时是皆被配乐以歌的，所以，其皆乃为“前乐府”之属[19]。又，皮日休的《正乐府十篇并序》，也涉及到了“前乐府”的存问题。其云：
乐府，盖古对王采天下之诗，欲以知国之利病，民之休戚者也。得之者，命司乐氏入之于埙箎，和之以管□，诗之美也，闻之足以观乎功；诗之刺也，闻之足以戒乎政。故《周礼》太师之职，掌教六诗，小师之职，掌讽诵诗。由是观之，乐府之道大矣[20]。
《序》文明确指出：“乐府，盖古对王采天下之诗，欲以知国之利病，民之休戚者也”，即认为古代那些能藉之以“知国之利病，民之休戚者”的“天下之诗”，都属于乐府。因而认为，上古时期采诗官所采“天下之诗”，《周礼》所载太师“掌讽诵诗”之“讽诵诗”，不仅属为乐府之属，而且还成为“乐府之道大矣”的直接证据。元稹与皮日休，一为中唐诗人，一为晚唐诗人，但其各自于《序》文中之所言，表明乐府诗确实不“肇于汉魏”的。
而应指出的是，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对于“乐府肇于汉魏”说的辨驳，还获得了周必大的全力支持。周必大认为：“在虞、舜时，此体（指乐府—引者注）固已萌芽。”周必大是南宋初期著名的诗人与学者，曾亲自校勘过收有“乐府”与“歌行”各20卷的《文苑英华》，即其对乐府诗乃是深有研究的，故其所言，自是可以据信的。其《书谭该乐府后》一文有云：
世谓乐府起于汉魏，盖由惠帝有乐府令，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诵也。唐元稹则以为仲尼《文王操》、伯牙《水仙》、齐椟沐《雉朝飞》、卫女《思归引》为乐府之始。予考之“乃赓载歌”、“熏兮解愠”，在虞、舜时，此体固已萌芽，岂止三代遗韵而已[21]。
在这篇《序》文中，周必大不仅极为赞同元稹乐府诗不“肇于汉魏”的观点，立足于“乃赓载歌”等先秦古歌的角度，对其说进行了材料上的支撑，而且还将乐府诗的肇始期上推到了“虞、舜”之时，也就是先夏时期。
其实，乐府诗肇始于先秦时期最确凿、最直接的证据，就是郭茂倩所编之《乐府诗集》。在这部百卷本的《乐府诗集》中，郭茂倩所收录的有关“古辞”，即多有属于夏、商、周三代的乐府诗。如卷五十七“琴曲歌辞一”就有16首之多，具体为：《神人畅》、《思亲操》、《南风歌》、《襄陵操》、《箕子操》、《拘幽操》、《文王操》、《克商操》、《伤殷操》、《越裳操》、《歧山操》、《神凤操》、《采薇操》、《霜履操》、《士失志操》、《雉朝飞操》[22]。其它如《薤露》、《蒿里》（卷二十七）、《王子乔》（卷二十九）等，亦即皆为汉武帝“乃立乐府”之前的乐府诗，也即“前乐府”。这些先秦乐府诗被收录于《乐府诗集》者，表明在郭茂倩的乐府认识观中，是并不支持“乐府肇于汉魏”说的，也即其与元稹等人的认识是一致的。正因此，李孝光在应元末“文学童万元”之邀为其所刻《乐府诗集》写序时，即于开首如是写道：“太原郭茂倩所辑乐府诗百卷，上采尧舜时歌谣，下迄于唐，而置次起汉郊祀，茂倩欲因以为四诗之续耳。……故是曰乐府诗。”其中的“上采尧舜时歌谣”云云，即是对郭茂倩《乐府诗集》收诗始于“尧舜时歌谣”的一种充分肯定。所以，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尧舜时歌谣”的事实，即成为了乐府诗不始于汉、魏而始于夏、商时期的一个有力例证。而元人左克明《古乐府》卷一、卷七共收录了46首“前乐府”的事实，又可为之佐证。
注释：
[1]关于“前乐府”及“前乐府”在先秦的创作实况，可具体参见黄山书社2012年版拙著《商周逸诗辑考》之《自序》，以及拙作《“前乐府”及其在先秦的创作》一文，后者载《西华大学学报》2013年2期，第29—33页。
[2]阎振益、锺夏《新书校注》卷四，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6页。
[3]孙尚勇《乐府文学文献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2页。
[4]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四《乐书二》，《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5]孙尚勇《乐府文学文献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6]班固《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第二》，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484页。
[7]班固《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第七上》，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323—325页。
[8]杜佑《通典》卷二十五《职官七》，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95页。
[9]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页。
[10]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十二《春官宗伯·大司乐》，《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第789页。
[11]高诱注、毕沅补注《吕氏春秋》卷五《古乐》，《诸子集成》本，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59页。
[12]司马迁《史记》卷二《夏本纪第二》，《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13]李孝光《乐府诗集序》，《李孝光集校注》卷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14]李孝光的乐府诗创作及其与元末“古乐府运动”的关系，可参见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第五章第一节，第220—235页，该书由黄山书社2010年10月出版。
[15]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卷三十一《明堂位》，《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第1491页。
[16]高诱注、毕沅补注《吕氏春秋》卷六《音初》，《诸子集成》本，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68页。
[17]陆侃如、弁世金《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152页。
[18]元稹《乐府古题序》，《全唐诗》卷四一八，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604—4605页。
[19]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所言之《文王操》（即《凤凰歌》）、《流波操》、《水仙操》、《雉朝飞操》、《思归引》5诗，其中除《流波操》已佚亡外，馀则皆为商、周逸诗。关于其作年及可歌之况，可依序参见拙著《商周逸诗辑考》第5页、52页、280页、243页。该书由黄山书社2012年8月出版。
[20]皮日休《正乐府十篇并序》，《全唐诗》卷六〇八，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018页。
[21]周必大《书谭该乐府后》，《文忠集》卷四十八，《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影印。第1147册，第518页。
[22]关于以上诸《操》，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大都认为其乃汉人所作，而将其编入卷十一“汉诗”，实则不的，具体参见拙著《商周逸诗辑考》于各诗所撰写之“校考”与“斌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乐府诗批评史”成果之一（llBZW072）。
（本文原载《学术论坛》2013年8期，第45—51页；又载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4年1期，第50—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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