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北京大學文學博士，現任澳門大學南國人文研究中心學術總監、澳門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
1990年，因为电视剧《围城》的热播，众多中国观众发现了深藏身与名的钱锺书先生，由此衍生了“《围城》热”、“钱锺书热”，这股追踪、探究作家钱锺书与学者钱锺书的热潮，迄今没有消退，可见艺术的魅力与人文精神的感召力。
《围城》这部小说的诙谐机智，以及弥漫其中的文人味和没落贵族的气息，使它特立于当时的小说界，令我有一种不期然的惊喜。在这部小说的前半程叙事中，我隐约看到一个站在人生边上、对浮世众生评头品足、且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的钱锺书；到了后几章节，我看到的是一个“忧世伤生”的钱锺书，并感受到一种直透肺腑的悲凉之气。全书终局部分——也就是关于方孙婚姻破裂的叙事，因人生哀感压倒了炫智炫博的冲动，文笔愈趋纯净，刻薄味也趋于寡淡，实为全书精华。同样讽刺文化人和表现婚姻困局的短篇小说《猫》放大了就是一部《围城》，而布局考究、叙事流丽的《纪念》在小说艺术上并不亚于《围城》。
钱锺书和她的夫人杨绛都是亦学者亦作家的世间一流人物。杨绛的散文写得干净而有情味，非常动人，钱锺书的散文（以《写在人生边上》为代表）虽极见才智谐趣，似未臻自然而妙之境。以小说而论，杨绛的《洗澡》类乎《围城》，亦是状写文人之颠沛与情爱，但其烛照人性的洞察力和书写人情世态的笔力，则略逊于《围城》。小说和散文写作原是两副笔墨，非冷眼静观，不足以言小说，非人情深蕴，不足以言散文。《红楼梦》诚然是曹雪芹之哭，但他若只是记情、写情，而没有对世态人情的静观、洞悉，也就写不出这部超一流的人情小说。
钱锺书亦是旧诗名家。钱诗风格有前后期之别，近代诗评宗匠陈石遗先生病其少作好为李义山、黄仲则辈风华绮丽之体，劝其多读宋诗。钱锺书后期诗作确乎近宋不近唐，“用字，声、律很讲究”（杨绛语），且以才学和智性见长。他的旧诗写作经验对他的诗学研究很有助益，因有“同情之了解”（陈寅恪语），故往往能洞幽烛微。我藏有《中书君诗初刊》一册，《槐聚诗存》一册，两相对照，足见诗艺流变之几。
因钱锺书与陈石遗渊源颇深（记录老少二位月旦近世文人的《石语》即是明证），而陈石遗是“宋诗派”领军人物，故郑振铎先生以为钱锺书喜欢宋诗，遂嘱其著《宋诗选注》，作为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之分册。钱锺书自谓《宋诗选注》因“个人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也产生了许多过错”，足见其襟怀。该选本的精彩处诚如胡适先生所言在于小传和注释。钱锺书以小说笔法，勾画出一帧帧风趣传神的诗人小像，注释中则每有匠心独云之洞见，颇能启人灵思。近人之各类诗词选本甚夥，有考据精审者，有选诗眼光高超者，但以文字趣味而论，罕有其匹。盖因钱氏深得“能作”“能评”、“善写”“善鉴”互洽之旨，于手操选政之际，能以己之创作心得化入诗评，且出之以小说笔意。
《选注》序言亦堪称妙文。该序言对宋人备受异邦欺压的苦况、宋诗深受唐诗压迫的苦况、宋诗的特点与缺陷及其选诗标准（也即著名的四不原则：“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也不选”，“大模大样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也不选”）作了俏皮评说。其所状写之诗人，读来如小说角色；其所描述之诗艺流变，读来如小说情节。若谓钱氏小说乃学人小说，则此类文字可说是小说化的文评。该序言全文长达三十余页，乃钱氏诗学观之一大结穴处。法人编辑迻译之钱锺书《诗学五论》将其收录其中，与《谈艺录》第一则（谈“诗分唐宋”）及《七缀集》中的《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诗可以怨》并列。此选集似可与宗白华的《美学散步》相颉颃。
在钱锺书的所有中文著述中，《谈艺录》和《管锥编》无疑是最厚重的两部。《谈艺录》旨在谈艺衡文，主题相对集中。《管锥编》则有熔文史哲于一炉之势，颇似顾炎武的《日知录》，且成书时亦采用了以重视一手材料之收集与别择为特征的“纂辑”之法，只不过，钱氏“纂辑”所及的范围比顾氏更广，且以探究诗艺、抉发文心为内核。《管锥编》内容庞杂，征引繁富，各片断之间基本不相连属，所涉语言达七种之多。有人以“在七度空间逍遥”（黄国彬语）形容钱氏著书时广引英、法、德、意、西各语种文献的潇洒，颇为形象。《管锥编》非体系化论著，且有打通文史哲之势，所牵涉话题繁若星辰，且每谈一话题，往往广征博引，出东入西，也时有灵光一闪的洞见，可以说是类书和智慧书之合体。
从《谈艺录》和《管锥编》可见，钱锺书确乎比较偏爱传统学术范式，但他也并非不擅长西式论文的撰著。一册《七缀集》及包括学位论文《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在内的多篇英文论文（见《钱锺书英文文集》），即是明证。钱早年就学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后负笈英法，深受西方学术熏陶，对近代西式论文格式也操练甚熟。值得一提的是，《七缀集》中的七篇学术专论，有半数以上在开篇处或结局处，都有方法论性质的大段陈辞。如《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的开头，几乎整整用了一节的篇幅说明文艺风气与文艺创作的关系；《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一文的结尾，揭示了理论系统与历史事实的脱节；而《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一文的开头，则论述了人文科学的科学性与个人趣味的对立。此外，在《谈艺录》、《管锥编》中，也散布着大量的方法论言述。 可见钱锺书是一个方法论意识很强的学者，这在“方法论贫困”的学术氛围里相当难得且特出。
概而言之，钱锺书先生既是文人，也是专业知识分子。作为现代社会的文人，他讲趣味，重性灵，长于创作，精于品鉴，令人心仪。作为以书为友的书斋型专业知识分子，他以通天下之志、明艺文之道为己任，学贯中西，兼涉文史，予后学以良深启示。
本书的着眼点在于西潮激荡下的钱锺书与传统文学研究。自首部“林译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面世以来，已历沧桑百年。在中西文学百多年来的碰撞、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中国作家于效仿中求创新，于探索中显个性，创作出大量经典之作。诺贝尔文学奖在新世纪先后授予高行健、莫言，其实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迟到的表彰。与此形成对照，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家、文艺评论家虽然也有经典之作传世，但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的学者与著述，却较为罕见。因此，深入探讨“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文学研究名家的文艺思想及学术建树，更全面地认识其价值与贡献，并为催生影响世界的中国现代文论体系提供借鉴，便成了新世纪的重要文学研究使命。本书试图概括而系统地解析钱锺书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对西方文学以及西方文艺思想的引介与反思，重点探讨钱锺书建基于深厚的中西学修养与圆通的中西文化观之上的对待西方文学的开放立场（“打通”论、“比较文学”论），以西方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相印证的方法论自觉（平行分析、双向阐发），及对西方文学观念（宗教诗学观、悲剧论、隐喻论等）和研究方法（解释学、体系化、科学化）的阐发、“归化”与质疑, 兼涉王国维、朱光潜等现代文论名家的相关文艺思想。
钱锺书在引入西方文艺思想时有三个特点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归化”，二是总结中国文学批评的固有特点，三是挑战西学范式。例如，他在阐发法国神甫白瑞蒙的以 “诵诗”与“祈祷”相通为着眼点之一的宗教诗学观时，以“贵文外有独绝之旨，诗中蕴难传之妙，由声音以求空际之韵，甘回之味”，概括白氏诗论所涵盖的西方“浪漫主义”及“象征主义”思想，显然带有“归化”外来理论的意味，它更能体现阐释者对外来理论的主观理解和内在把握，也更便于本国人对外来理论的接受和认同。他的“人化文评”说则是在中西文学对话的背景下，揭示出中国文学批评的固有特点。所謂“人化文評”，指的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animism）”。钱锺书从西洋文评里找出了若干带有“人化”色彩的代表性例子，并把它们分为三类，而与中国传统文评中的“人化现象”，作了由浅入深地逐类辨析，以指明西方文评中带有“人化”色彩的术语或命题与中国传统文评中的“人化现象”往往似是而非、貌同心异。他对人文学及文学研究的体系化、科学化趋势的反思，则是对“西学东渐”以来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的西学范式的挑战。
本书的思考并非套用以西方入侵作为中国近代发展原动力、并以从落后走向进步为衡量标准的“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亦非套用以西方的现代化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终极目标的“传统—近代”（tradition-modernity model）模式。美国史学家柯文（Paul A. Cohen）认为，这两种模式是“西方中心观”的体现。他希望建构起以“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为导向、“植根在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 本书所展现的，正是一个在百年来中西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大趋势中以我为主的主动对话者（有别于抗拒者与被动接纳者）的思考和探索。
《钱锺书与文艺的西潮》（增订本，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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