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堂集林》是王国维先生生前自选的两部书之一（另外一本是《静庵文集》）。此书初刊于1923年，由乌程蒋汝藻在上海排印。但实际上，此书粗稿于1921年已然完成，后来观堂先生不断添补修订，将新作也收录其中，汇为二十四卷。前八卷为艺林，中间十四卷为史林，末两卷为缀林。据目录的命名即可知，先生学问的主阵地在史学领域。然而前八卷之“艺林”又是什么呢？有尚书、诗经的专卷研究，礼乐制度的研究论文，青铜器和玉器的解说文章，《尔雅》、《方言》郭璞注的集中讨论，《说文》中某些字的解说，两汉时期古文的考辨，音韵学著作研究。这些研究内容都属于经学和小学的范畴，是以可知先生命前八卷为“艺林”的初衷。李学勤在序言中已经点明这是取法《汉书·艺文志》所设的《六艺略》。由此管窥先生治学理路和志向，当以经学为主脉，与乾嘉学者一脉传承，庶几不差。的确，在阅读前八卷的时候，一股强烈的乾嘉学人风气迎面扑来。无论是问题的提出，还是解决的方法，包括材料的甄选和运用，都表露出乾嘉遗风。史林部分包括殷周史，西北史地研究，简牍、金石和敦煌卷子研究等。缀林则是先生的诗词文章。
先生的研究著述令人景仰叹服，足以开启治学的门径堂庑。但如果不是为了专门研究某一个问题，单读其中的著作，难度很不小。比如开篇的《生霸死霸考》一文，先生引述古昔文献和近人说法，最终得出结论，认为古人分一月为四个阶段，次第称为初吉、生霸、既望、死霸（月初月尾为朔晦），每一阶段约七八日（与今一月四周，每周七日的划分相似）。里面爬梳先秦文献的过程虽然繁琐，但勉强还能看懂。至于用历法相关的内容，若无专门的学习，诚难吃透。这是一节。再者，虽然明白先生此文的意指，但要弄清楚先生为何要考辨生霸死霸又是一个问题。只有将此文放到第一卷整个话题中来看，才了解这是先生治《尚书》中的一环。而他所治《尚书》关注的内容，又集中在《顾命》《洛诰》篇上。因此再进一步追问，为何这两篇值得着重关注？这又是一个问题。如此层层深入，乃易清晰观察先生学问的路数。只此一例，就能见先生研究的深入。窃以为评价先生的学问，以“广大精深”四字标识当无大误。“广大”者，从其一卷乃至数书表彰；“精深者”，自其一文甚或一段发见。理想的学问当于气象格局和谨严方寸两不相偏，观堂先生在这两方面都为我们做了极好的榜样。
榜样不独需要高高擎起，还值得细细琢磨和用心学习。在我目前所读的论文中，先生的文章可说是模仿的最佳范本。以《汉魏博士考》来说，这篇文章梳理从秦至汉魏博士制度的起源、流变，博士的官秩、任用和迁转。虽然问题明晰，但材料却繁多复杂，其实不易处理。先生勾勒出主线，结论明白，材料摆布得井然有序，一目了然。排印本在排印这一部分的时候，正文用大号宋体字，引用的典籍材料以楷体小号字列在下面，眉目清晰。文中几乎无一句废话赘语，全靠材料展开论述，实在是精彩简约。近来读当世学者的高论，总觉得言辞繁冗、前后重复者居多，恐怕是担心自己的论点不清晰而为此反复申述的缘故。可见要言不烦也不是容易做到的事。今后自己当以观堂先生的文章为模范来学习，期求进步。
这书出版的时候，观堂先生四十七岁。后过了三年，先生沉湖自尽。先生之死前贤谈的很多，兹隐愚见不陈。所以，此书可视为先生对自己一生学问的总结评判。观堂先生的高足赵万里说：“先生之辑《集林》也，去取至严。凡一切酬应之作及少作之无关弘旨者，悉淘去不存。”非独去取甄选严格，对于从前著作先生也花了心力修订补正。近日看《流沙坠简序》一文，比对《流沙坠简》出版本的序言，就能发现一些细微差异。《流沙坠简》出版在1914年，早于《集林》，是知先生态度审慎，一字一句当不苟简。所以此书堪称先生晚年的纯青之作。
观堂先生早年治哲学和文学是天下皆知的事情。自1902至1903年间，先攻读康德的《纯理批评》（《纯粹理性批判》），苦于不解，后转而读叔本华，心有戚戚。一段时间后觉得二者有冲突矛盾，复转向康德。（《静庵文集》自序）过后到了1907年，值先生而立之岁，其兴趣渐移至文学，他省思自己的个性，说：“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而那为人们所常常引用的“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也在这时候体悟出来。（《三十自序》）他投向文学的领域在戏曲和词，其名作《宋元戏曲史》便草创于此际，《人间词话》也作于此时。所以他“两苦”的说法，若以著作来检验，显然是不成立的。或者说，他的诗人性质更明显。这是先生学问的一变。辛亥以后，观堂与罗振玉二人东渡扶桑，开始放弃前学，专治经史，并旁及古文字声韵之学。由是学问又为一变。而先生学问之大成就者，也在经史。此学问之三段两变，盖为一生之梗概。而每一段落总是真生命真性情的熔铸，因此都卓然煊赫。先生引尼采的话：“一切文学，余独爱以血书者。”论文学如此，论学术虽然应该以理性主持，然下笔文字“以血书”自然更动人。用来观《集林》一书，窃谓此言是夫子自道。
罗振玉在序中说道：“君今年四十有七，百里之途，行尚未半。自兹以往，固将揖伏生、申公而与之同游，非徒比肩程、吴而已。”伏生、申公，是西汉今文《尚书》和鲁《诗》的经师，为一代学问之泰山。程是程瑶田，吴是吴大澂，前者是清代朴学皖派的著名学者，后者则是清末著名的金石文字学家。罗氏以观堂先生与此四人相黜陟，不是虚言吹捧。然则观堂先生学问的成就堪与伏生、申公相抗礼耶？其语所言，实在是寄了大期望。然而“自兹以往”是期待“百里之途”的完程，罗氏未必会想到，观堂先生三年后便自沉了。
二零一六年九月廿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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