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宁：只缘身在此山中 —— 一个海外学人对傅璇琮先生的怀念
我认识傅璇琮叔叔已经四十年了。我认识傅璇琮先生才四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岳父家住北京西郊翠微路二号中华书局宿舍的西北楼，和傅璇琮先生住对门。七十年代大家同去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同吃同住同劳动，按男女有别之古训，各住在一个大屋子里，直到自己盖起房屋，条件才有所改善。那时我妻子的妹妹不但和徐阿姨住同一宿舍，而且是上下铺的紧邻。后来中华书局搬到丰台区的太平桥，这时两家人不住对门了，改住隔壁。两家都姓傅，都是浙江人。我岳父年长，所以他的三个女儿都把傅璇琮先生称作叔叔。傅叔叔和徐阿姨自己有两个女儿，却长期寄养在上海外婆家。大概是想念自己的孩子心切，他们夫妇从早年起就视我岳父的三个女儿如己出，把相当大一部分长辈对下一代之爱，移情到这三姊妹身上。一九七六年地震以后，我和现在的老伴确定了恋爱关系，自然常到她家走动，自然认识了近邻的叔叔阿姨。听我妻子讲，她们姐妹三人小时候去叔叔家，常常是推门而入，连敲门的礼节都省略了。回家因失礼遭父母训斥，但在对门却受亲热的招待。傅璇琮先生忙，只是年节时偶尔到我岳父家里来坐坐。听他和我岳父在一起说浙江老家话，又听到妻子姐妹三人直呼叔叔，我没想过他不是那姐妹三人的亲叔叔。不知什么原因，徐阿姨似乎没有使用过我的学名，却一直呼为“宝宝”。听她的口气，好像不是半开玩笑，仿佛真的以为我永远长不大。我1986年出国，每次探亲回家，总要到岳父岳母家住一段，以尽半子之责。于是常常见到傅叔叔和徐阿姨。徐阿姨总是很亲切地说：“哦，宝宝回来啦？住多久呀？过来坐坐吧。”这个称呼沿用到我耳顺之年。我受家中长辈影响，一直对中国古典文学感兴趣。但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的时候，不愿意受父辈的学术荫蔽而失去自我，就选择了英美文学专业。后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研，1986年出国深造时也没改变专业。1993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一直在一所州立大学的英文系里面教西方文论和美国文学。直到过了知命之年，可能是人生进入老年的信号，我渐渐地被一种负罪感压得难受，觉得父辈从小给我灌输了一些中国古典文学知识，我一生不为中国古典文学做点什么，实在没法和良心交代。于是我发狠，把《全唐诗》通读了两遍，从中选出四百多首和自然环境关系密切而微妙的唐诗，把它们翻译成英文。翻译诗歌是自讨苦吃的事情，一遍又一遍地琢磨涂改，折腾了好几年。终于算是勉强看得过去了，就动手给各位诗人写小传，向美国读者解释诗歌的创作背景。查阅资料时找到了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和《唐才子传校笺》，刚读了两三个诗人，就已经为作者的缜密认真的治学态度和广博深入的知识所倾倒。由衷地对妻子感叹，说“有位叫傅璇琮的学者，真是让人佩服。他的材料，详实可靠，使用起来让人特别放心！以后有机会的话，回国时去拜见人家一次，好好地感谢人家。”妻听了这番话，神情怪怪地盯着我看了半天，说：“这个学者呀，你叫叔叔都叫了三十多年了！你这个呆子！”说完还狠狠地踩了我脚背一下。我张口结舌站在那里，嘟嘟囔囔地说不出囫囵话来。难道我真是如此之不可救药？怎么能闹出这么大的笑话？仔细想想，根本不可笑，反而十分可气、可悲！妻批评我“生在福中不知福。”我完全接受。 妻要在中国出版我的书稿。我觉得不可思议——哪个中国人不直接读唐诗，反而要看我的英文翻译？这比买椟还珠还荒唐。可是她的决定，我是无力逆转的。只好按照她的要求，把英文的引论翻成了中文，然后又编了一个中文目录，一共二十几页稿纸。中国的春节，美国的学校里是不放假的。老伴已经退休，所以就自己回家过年。她陪我岳父参加中华书局的春节招待宴会，紧挨着徐阿姨坐，借机把我的引论和目录交给了徐阿姨，马上又转到了傅璇琮先生的手里。不久老伴探亲归来，带来了我最爱吃的果丹皮，还有一封傅叔叔的亲笔信，用的是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的稿纸。节录如下：现在中国大陆有关唐诗选注，出版已有不少，因此出版社肯定要求有一定特色，才能考虑出版。现在编著唐诗选注中文、英文，当有特色，我可以向有关出版社介绍。目前选目已有，也有特色，可以确定。现在希望提供一、二篇样稿，即选译一、二首诗，先录中文，后录英文；英译之要求，一要准确，二要有一定艺术性，有美感。诗原文后，不必详作注释，可用500字左右，介绍每首诗的内容及艺术特点。同时介绍著者情况，字数也不必多，100字左右即可。这也都有中英文。请提供者一、二首样稿，我可以向出版社介绍，出版社确定后即可全面按计划进行。我手里捧着信，连果丹皮也顾不上吃了，读罢对妻说：“老伴儿，老伴儿。你使劲儿踩踩我的脚。”妻说“你要干什么？”我说，“我要悔过。你说这么多年，我守着这个当代鸿儒，还是很亲近的叔叔，怎么就有眼不识泰山呢？早点读了他的书，不早就拜师学艺了吗？当面错过泰山北斗级的人物！你说该踩不该踩？”这话把妻气得笑了起来。她马上转身给徐阿姨打电话。我听见听筒那边也是笑得不可开交。 当年暑假，我回到北京，恰巧傅叔叔在我岳父家的客厅里坐着。我赶紧行礼、道歉。平时和气而严肃的傅叔叔也忍不住笑着摆手说，“没想到你还真能心无旁骛呀，连我是谁都不知道。”他这是为我开脱，反而弄得我更加无地自容。只好把话题岔开，向他请教。《唐才子传》里说天宝三载贺知章退休，请求皇上把周宫湖数顷赐给他做放生池。玄宗虽然答应了，却没有给他周宫湖，反而给了他更大一些的鉴湖一角。我问傅叔叔周宫湖是哪个湖，在什么地方。他毫不犹豫地说，这个他也不知道，做《校笺》时没弄清楚就存疑了。这给了我一定的安慰，同时我心里也佩服，这么大的鸿儒，有弄不清楚的事情就存疑，坦坦荡荡，虚怀若谷。值得我学习。几天以后，我专门跑到浙江去找，也没找到任何线索。傅叔叔听说后对我岳父说，“你这女婿还算实在。真地跑去找。”顺便说一句，2016年夏天，绍兴文理学院的俞志慧先生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据他考据文献和实地踏勘，认为周宫湖当地人又叫周官湖，就是禹池。详情说来话长，须另文再谈。我回到美国后又找一位诗人朋友帮忙，在酒吧间、咖啡馆里对饮，论诗、改诗，终于完成了美感较强的一稿。我从西雅图电邮回去，请妻妹帮忙打印出来，送到隔壁。据徐阿姨说，傅叔叔看完笑眯眯地说，“我给宝宝写个序吧。” 我听说后亦喜亦惧，喜的是傅叔叔这个许诺是对我工作的肯定；惧的是自己真地配不上如此殊荣。可惜傅叔叔写的时候用笔而非电脑，我得等上一段时间才能看到。序文纯是傅氏风格，平实而细致。使我最高兴的是他老人家夸我的工作也是“平实”和“有特色”。他的肯定对于我这个刚刚回头的学术浪子来说，是极大的鼓励。我由此坚定了信心，决定今后的职业生涯就是把西方文艺理论中一些实用的东西，介绍给国内同仁，让他们能更好地认识唐诗本身的魅力。我曾不止一次对傅叔叔和徐阿姨讲，就唐诗研究而论，国内随便找一个学者都比我功力深；我介绍的这些新工具，他们一旦掌握了，就肯定比我做的好得多。那时，我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该退休了。傅叔叔说：“你能有这样的学术心愿，很好。我介绍一个伙伴给你。”我的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后，傅叔叔让他的大弟子，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卢燕新先生为我写了书评，指出拙著里面一些可取之处，在《博览群书》杂志上发表，引起了正面的反响。后来燕新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学，顺便到我家来玩。我向他请教了许多问题。如果像傅叔叔说的那样和燕新做学术伙伴，我还不够资格；但在燕新的帮助下，我总算走上正路，能用国内学者通用的文体和他们交流学习心得了。2016年夏，燕新还介绍我参加了在成都召开的唐代文学年会，并获得在大会上发言、和国内学者交流的机会。这些机会是在燕新的帮助下获得的，但究其根本，还是在傅叔叔的关心下才得以实现的。对于他们师徒二人，我心中充满感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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