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
苟余年八十而不衰,则四载者,不足余生廿之一也。然求学于华中师范大学之四载,乃余生之最有价值者,其千四百余日夜,刻余骨,铭余心,必也然哉。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自入此岁,余渐喜忆往事矣,今尤喜忆昔日大学之时光,乃至于非形诸文字而不快。然余亦知之,余所谓大学生活之可陶醉者,他人或以为白头宫女之絮叨也尔。
大学之忆,余曾于2015年记以白话文,至今七载也矣。今岁立冬日,余风寒未愈,头重脚轻,咽痒鼻塞,遂暂辍民国《旧西宁县志》之译注,无聊间,竟生以文言重撰之念,以为此亦一雅事也,遂笔而为之。
昔为余传道解惑诸师,今几凋零殆尽,余等风华正茂之少年,亦垂垂老矣。往事历历,然不著于文字,他日必如烟而逝,悔之为晚也。
是为叙。
壬寅岁十月十三日,泷西山人宋德云记于泷东南山之麓。
十二、习外国文学
彭端智先生
余习外国文学,始于1980年9月2日,业师乃彭端智先生。彭先生之课,其言也简,其旨也大,语有伦次,书有重点,诸生笔记,原话照录可矣。
彭先生所授,欧洲文学也。始于古希腊,继以中世纪焉、文艺复兴时期焉,而十七世纪者,则古典主义文学也,十八世纪者,则启蒙文学也,十九世纪者,则浪漫主义文学也,十九世纪者,则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也。
余固不喜外国文学,然受彭先生之课,竟渐得其趣焉。
彭先生,名师也,曾为华中师大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外国文学研究》季刊首任副主编、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理事、《东方丛刊》特邀编委、《文化学与人类研究译丛》顾问诸职。1980年受教育部之委托,撰写吾国首部东方文学教学大纲,于国内首建东方文学之学科体系。所著有《亚非文学教程》、《世界短篇小说精华品赏——亚洲、大洋洲部分》,主编则有《东方文学史话》、《东方文学鉴赏词典》、《外国文学教程》(共三卷)(与王忠祥、宋寅展共任主编)、《东方文学名著讲话》(与陶德臻、张朝柯、俞灏东合编)、《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史》(与王忠祥、朱宪生共任主编)等,与编亦有《东方文学简史》、《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十余种,所发论文逾六十篇。
彭先生晚年甚为不幸。其妻郑先生,授余等现代汉语语法,退休后小脑渐萎。此时也,彭先生正值学术研究之高峰期,乃毅然提前退休侍候之。未几,先生之独女患癌而逝。老年丧女,其哀巨矣。而不幸者,2010年4月,彭先生又确诊得肝癌。纵彭先生坚强无敌,又何以抗此接连二三打击,遂于2010年11月20日驾鹤西归,享年七十又九。
俄罗斯文学笔记
习欧洲文学,一学期耳,嗣之为俄苏文学,所学亦一学期。业师乃周乐群先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苏如新婚蜜月,时以俄苏文学为重点而习之,必也。而上世纪之八十年代初,中苏尚仇如敌国,华中师大中文系之外国文学教学,仍以俄苏文学为重点者,无他,唯其有良师也。
周乐群先生曾于1956年进修于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进修班,1958年结业。导师乃柯尔尊教授,柯氏为苏联著名之文艺理论专家季莫费耶夫之弟子。班主任则为著名外国文学专家彭慧教授。周乐群师进修班同学马家骏在《忆周乐群》中曰:
他这个人有才华,逻辑思维强,能说能写。记得五八年学术批判中,“拔白旗、插红旗”,组织上交给他任务:写一篇评论《水浒》中所谓“资产阶级观点”的文章,他很快就写出了一篇有分量的长长的论文,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
……
周乐群能干、风头很足,大小会发言很吸引人。他篮球打得好,爱唱歌,当年常听见他在楼道用颤抖的声音唱《苏丽珂》(格鲁吉亚歌曲:为了找寻爱人的坟墓……)。他政治上要求进步,很积极,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受“左”的影响是必然的。“反右”中,作为团支部书记和反右社团的实际负责人,对一些同学“左”了,得罪人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尤其他回到华中师范大学成为中文系党总支委员,加上参加过《欧洲文学史》编写,难免让人侧目。
俄罗斯文学笔记 · 陀思妥耶夫斯基
周乐群先生授俄国浪漫主义文学极为投入,举凡消极浪漫主义诗人茹可夫斯基之作,极浪漫主义诗人普希金之作,皆娓娓而谈,神采飞扬。聆其授普希金之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余得识俄罗斯文学史之首位“多余的人”奥涅金者。聆其授普希金历史小说《上尉的女儿》,余又得识普希金“朴素简洁清楚”之创作标准。而聆其授果戈里之《狄康卡近乡夜话》,余于周乐群先生之绘声绘色渲染中,似随之至风景美丽、风情迥异之乌克兰乡村矣。
周乐群先生玉树临风,少年得志,1963年,杨周翰主编的《欧洲文学史》,时周乐群先生二十有四,与编焉。如此才貌双全且稍见沧桑之中年男子,自必为一众女同学所倾倒焉。
周乐群先生后调深圳教育学院(后并入深圳大学),1991年4月20日去世,享年五十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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