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
苟余年八十而不衰，则四载者，不足余生廿之一也。然求学于华中师范大学之四载，乃余生之最有价值者，其千四百余日夜，刻余骨，铭余心，必也然哉。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自入此岁，余渐喜忆往事矣，今尤喜忆昔日大学之时光，乃至于非形诸文字而不快。然余亦知之，余所谓大学生活之可陶醉者，他人或以为白头宫女之絮叨也尔。
大学之忆，余曾于2015年记以白话文，至今七载也矣。今岁立冬日，余风寒未愈，头重脚轻，咽痒鼻塞，遂暂辍民国《旧西宁县志》之译注，无聊间，竟生以文言重撰之念，以为此亦一雅事也，遂笔而为之。
昔为余传道解惑诸师，今几凋零殆尽，余等风华正茂之少年，亦垂垂老矣。往事历历，然不著于文字，他日必如烟而逝，悔之为晚也。
是为叙。
壬寅岁十月十三日，泷西山人宋德云记于泷东南山之麓。
十二、习外国文学
彭端智先生
余习外国文学，始于1980年9月2日，业师乃彭端智先生。彭先生之课，其言也简，其旨也大，语有伦次，书有重点，诸生笔记，原话照录可矣。
彭先生所授，欧洲文学也。始于古希腊，继以中世纪焉、文艺复兴时期焉，而十七世纪者，则古典主义文学也，十八世纪者，则启蒙文学也，十九世纪者，则浪漫主义文学也，十九世纪者，则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也。
余固不喜外国文学，然受彭先生之课，竟渐得其趣焉。
彭先生，名师也，曾为华中师大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外国文学研究》季刊首任副主编、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理事、《东方丛刊》特邀编委、《文化学与人类研究译丛》顾问诸职。1980年受教育部之委托，撰写吾国首部东方文学教学大纲，于国内首建东方文学之学科体系。所著有《亚非文学教程》、《世界短篇小说精华品赏——亚洲、大洋洲部分》，主编则有《东方文学史话》、《东方文学鉴赏词典》、《外国文学教程》（共三卷）（与王忠祥、宋寅展共任主编）、《东方文学名著讲话》（与陶德臻、张朝柯、俞灏东合编）、《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史》（与王忠祥、朱宪生共任主编）等，与编亦有《东方文学简史》、《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十余种，所发论文逾六十篇。
彭先生晚年甚为不幸。其妻郑先生，授余等现代汉语语法，退休后小脑渐萎。此时也，彭先生正值学术研究之高峰期，乃毅然提前退休侍候之。未几，先生之独女患癌而逝。老年丧女，其哀巨矣。而不幸者，2010年4月，彭先生又确诊得肝癌。纵彭先生坚强无敌，又何以抗此接连二三打击，遂于2010年11月20日驾鹤西归，享年七十又九。
俄罗斯文学笔记
习欧洲文学，一学期耳，嗣之为俄苏文学，所学亦一学期。业师乃周乐群先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苏如新婚蜜月，时以俄苏文学为重点而习之，必也。而上世纪之八十年代初，中苏尚仇如敌国，华中师大中文系之外国文学教学，仍以俄苏文学为重点者，无他，唯其有良师也。
周乐群先生曾于1956年进修于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进修班，1958年结业。导师乃柯尔尊教授，柯氏为苏联著名之文艺理论专家季莫费耶夫之弟子。班主任则为著名外国文学专家彭慧教授。周乐群师进修班同学马家骏在《忆周乐群》中曰：
他这个人有才华，逻辑思维强，能说能写。记得五八年学术批判中，“拔白旗、插红旗”，组织上交给他任务：写一篇评论《水浒》中所谓“资产阶级观点”的文章，他很快就写出了一篇有分量的长长的论文，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
……
周乐群能干、风头很足，大小会发言很吸引人。他篮球打得好，爱唱歌，当年常听见他在楼道用颤抖的声音唱《苏丽珂》（格鲁吉亚歌曲：为了找寻爱人的坟墓……）。他政治上要求进步，很积极，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受“左”的影响是必然的。“反右”中，作为团支部书记和反右社团的实际负责人，对一些同学“左”了，得罪人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尤其他回到华中师范大学成为中文系党总支委员，加上参加过《欧洲文学史》编写，难免让人侧目。
俄罗斯文学笔记 · 陀思妥耶夫斯基
周乐群先生授俄国浪漫主义文学极为投入，举凡消极浪漫主义诗人茹可夫斯基之作，极浪漫主义诗人普希金之作，皆娓娓而谈，神采飞扬。聆其授普希金之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余得识俄罗斯文学史之首位“多余的人”奥涅金者。聆其授普希金历史小说《上尉的女儿》，余又得识普希金“朴素简洁清楚”之创作标准。而聆其授果戈里之《狄康卡近乡夜话》，余于周乐群先生之绘声绘色渲染中，似随之至风景美丽、风情迥异之乌克兰乡村矣。
周乐群先生玉树临风，少年得志，1963年，杨周翰主编的《欧洲文学史》，时周乐群先生二十有四，与编焉。如此才貌双全且稍见沧桑之中年男子，自必为一众女同学所倾倒焉。
周乐群先生后调深圳教育学院（后并入深圳大学），1991年4月20日去世，享年五十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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