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一粒灰，落到个体头上，就是一座山。
压在晚清头上的“一粒灰”，就是“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受到西方冲击，几千年来的经验、教训面对这个强敌，都失效了。
那刻的人们，就像身在无门、无窗、伸手不见五指船舱里的船工，不知道中国这艘巨轮身在何处，正确的方向在哪里？
而现在，压在我们头上最大的“一粒灰”，虽然早已不是西方的船坚炮利，但“不是我不明白，而是世界变化快”的时代节奏比当时，有过之无不及。
就像百年前的先辈们一样，太多人也正身处黑暗的船舱里，不知道方向几何。
每每夜深人静辗转反侧，这个疑惑就满山满谷：
我们该以何种心法，与这个巨变的时代相处？
其实，我们想过的相处方式，晚清的巨头们不仅想过还早已尝试过，面对变化的惊涛骇浪，左宗棠、张之洞、翁同龢、李鸿章都有自己的心法。
而你，会厌弃、喜欢哪一种，你会参考哪一种？
左宗棠是湖湘大才子，自诩为当代诸葛。当然，他的功绩确实很大，先是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后又收复新疆，居功至伟。
但在收复新疆过程中，与曾国藩结下梁子，面对大局，曾国藩是放下分歧，不仅把湘军大将刘松山派给他，连整个部队都给他用。而左宗棠每天是抓住“梁子”不放，即使对着刘松山，几句话一绕，就对曾国藩破口大骂，搞得刘松山不知如何自处。
后来新疆收复，恭亲王觉得左宗棠确实是个人才，于是将其召回北京入军机处。但左宗棠在军机处就两件事：
骂曾国藩；
吹自己的战功。
有一次，李鸿章上了一个建设现代海军的折子，这个提案很重要，左宗棠一看，海防很重要，陆军也很重要啊，想当年老夫西征时... ...。
恭亲王实在没撤，左老岁数又大、又是大功臣，只能听着，但他这一吹就是十天半月，恭亲王实在受不了了，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直接外派他去做了两江总督。
到了地方，只要有客来，甭管什么事，几句话下来就绕到那两件事上去了，曾国藩有多可恨，我西征收复新疆有多牛。
左宗棠的晚年，虽已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但他只有那两件事，国家、个人的未来在哪里，会怎样，已完全看不见了。
这样的场景，我们现在也经常看到：
在酒局上，总会有这么一个大哥，一边回首过去的辉煌，一边再点评在座的小弟。
如果你真遇到了，你就知道他虽没有左宗棠之功，但和左宗棠一样，已无法感知周边的一切，当然也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判断。
未来？已没有未来。
或许，此时的你该考虑撤退了。
张之洞不像左宗棠一切向后看，对过去的功劳如数家珍、逢人就讲。
但他的毛病是一切向前看，怎么看呢？就是立一个宏大的目标，至于到底到达这个目标的路径怎么样，那是不管的。
你看他办汉阳兵工厂，觉得是个很好的方向，就在规划不清楚、技术不成熟、市场怎么样也不知道的情况下，就仓促上马了，最后在他手里办得一塌糊涂，赔得不要不要的。
这样的人，在现在叫做PPT高手：
PPT做得很漂亮，比如你是不是常常在会上听到这样的汇报，我们的目标是制造爆款，在公众号、抖音、快手上全方位打造爆款、树立品牌，品牌树立后就能打破消费者的防御心理，我们的产品就不愁卖了，到时我们就能打败谁谁谁，成为市场的最后赢家。
但你要问他如何制造爆款，怎么一步一步达到这个目标，他就熄火了。
很有意思的是，很多老板都吃这一套，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干实事的人抱怨——干活的不如写PPT的呢？
这是一类人，还有一类老板得说一说，就是到处抓风口，说起马云、王兴就兴奋得不行，看到直播卖货火起来了，就计划做直播，PPT写了一半又看见小区卖菜兴起了，就想去搞社区团购，搞到一半，看到雷军造车了，就又改变志向... ...
此时的你就知道，他就像张之洞做汉阳兵工厂一样，只看到了宏伟的目标，但完全无法脚踏实地去实现目标。
你看那些追着风口跑的人，有几个成了的？
成事的都是那些拒绝诱惑，心有定向的人。
翁同龢是帝师，不仅他是光绪、同治的老师，他爹翁心存也是帝师，他们家简直就是帝师世家。
但他虽为状元郎和帝师，但他一生都被各种人际关系绑架，只认人不认事。
例如他与李鸿章关系不好，那你李鸿章所有主张的，不管对错，我都反对，你办铁路，反对；你办的北洋水师要买枪买炮，不批。
在我们公司里，这样的人也不少。
我们有过节或者就只是单纯的不喜欢你，无论你做的项目对公司有无益处，我都反对，明面上反对不了的，我就背地里捣乱。
要是老板也不是个明白人，整个公司就都在内耗。
“办公室政治”搞得飞起的地方，如果还是个民营企业，我劝你早做打算。
一小和尚问师傅：“您得道之前在干嘛？”
“挑水、劈柴、做饭”师傅回答。
“可您现在已经得道了，还是「挑水、劈柴、做饭」，前后根本没有区别啊？”小和尚不解。
“非也，已有天壤之别，之前我是挑水时想着劈柴，劈柴时想着做饭，而现在我挑水时就挑水，劈柴时就劈柴，做饭时就专心做饭。”师傅说。
1、和左宗棠一样，他也和曾国藩有过矛盾，但他从不沉迷于过去的矛盾。
比如他办团练失败后，去做了曾国藩的幕僚，在此期间的两个事闹得很不愉快。
一是湘军在安徽南部时，曾国藩计划把大营建在祁门，但李鸿章不同意，说这个地方四周都是山，是个绝地，一旦被围非常危险，但曾国藩不听，这事两人闹得很不愉快，矛盾之一。
第二个就是湘军将领李元度不听曾国藩的，结果打了败仗，曾国藩非要上本参李元度，李鸿章不同意，说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哪能打了败仗就断送人家前途呢，曾国藩要李鸿章写奏折，李不写，结果就被曾国藩下了逐客令，让李走了。
后来，曾国藩发现祁门确实是个绝地，就要李鸿章回来。
李鸿章接到信后，二话没说就回来了。
你看李鸿章，从来不被过去的恩怨绑架，要是左宗棠，我不骂死你才怪，我还回来帮你做事？我呸。
2、和张之洞一样，李鸿章也有远大目标，但他不急不躁，能往前拱一点就拱一点。
你看他主张修铁路，在1875年时他向慈禧上过奏折，包括慈禧在内，没有人一个人支持他，那就放下，就一个字：等。
五年后的1880年，他再次上表修铁路，这一次慈禧的态度不像以前了，让大臣们议一议，李鸿章看到了希望，起码这次老太后没有直接拒绝，说明有戏，那就往前拱一拱。
他当时是直隶总督，就想在唐山修一条路运煤，但反对派说火车头“呜呜呜呜”的声音太大，那就把火车头换成驴，直接用驴拉着火车皮不就皆大欢喜了吗。
他就这么一点点往前拱。
他从来没有什么激进的口号，他有大目标，但他知道要实现这个目标会有千难万阻，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前一点点试探，发现哪里松动一点了，就向前走一点，日拱一卒。
回到我们自己，好像每个人心里都住着“儒释道”：
在有想法时，就像儒家一样入世，满怀希望能“大快好省”地把想法实现，而一旦遇到阻扰，就立马从儒生变成了和尚和道士，满心满眼的幻灭感，遇到人就说人间不值得。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真正想做一件事不是那么容易，或者说很困难，但我们不要学张之洞，要学李鸿章，坚定理想，一点一点的往前拱。
3、和翁同龢一样，李鸿章也有人际关系，但他只认事，不对人。
比如他要造铁路、要造北洋水师，那就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过去那些得罪他的人，只要对事儿有帮助，那也是可以妥协的；
比如中日甲午战争，老头说不能打，你们坚持要打，那我就尽心尽力地打，打败了我摘去三眼花翎革职了，但没人去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那我就去，在日本遇刺了血也不擦，直接满脸是血的来到谈判现场，最后以此为借口逼日本人让步，少赔了一亿两白银，用李鸿章的话来说，几两血换国人少赔这么多钱，值了。
在李鸿章眼里，全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事，在夹缝中，只要对事儿有益处的，一切都是可以商量、甚至连尊严都是可以抛弃的。
在繁复复杂的今天，各种信息、风口无时无刻不在轰炸你，我们和百年前的人们一样，就像身在无窗的船舱里，焦虑、失眠。
作为个体，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个变化迅速的时代？
如果你曾经辉煌过，躺在功劳簿里自吹自擂，你就犯了左宗棠的毛病；
如果你心无定志，一山望比一山高，看到风口就想上，你就犯了张之洞的毛病；
如果你觉得人际关系比什么都重要，你可能就会犯翁同龢的毛病。
“回忆过去、畅想未来、立足关系”好像都失效了。
我们唯一能参考的就是李鸿章，他不管过去、不管未来、不管关系，抛开这一切羁绊，每次都归零地做当下最该做的事，才有了西方眼中办洋务最靠谱的人。
而这，就是你的个人品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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