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一粒灰,落到个体头上,就是一座山。
压在晚清头上的“一粒灰”,就是“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受到西方冲击,几千年来的经验、教训面对这个强敌,都失效了。
那刻的人们,就像身在无门、无窗、伸手不见五指船舱里的船工,不知道中国这艘巨轮身在何处,正确的方向在哪里?
而现在,压在我们头上最大的“一粒灰”,虽然早已不是西方的船坚炮利,但“不是我不明白,而是世界变化快”的时代节奏比当时,有过之无不及。
就像百年前的先辈们一样,太多人也正身处黑暗的船舱里,不知道方向几何。
每每夜深人静辗转反侧,这个疑惑就满山满谷:
我们该以何种心法,与这个巨变的时代相处?
其实,我们想过的相处方式,晚清的巨头们不仅想过还早已尝试过,面对变化的惊涛骇浪,左宗棠、张之洞、翁同龢、李鸿章都有自己的心法。
而你,会厌弃、喜欢哪一种,你会参考哪一种?
左宗棠是湖湘大才子,自诩为当代诸葛。当然,他的功绩确实很大,先是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后又收复新疆,居功至伟。
但在收复新疆过程中,与曾国藩结下梁子,面对大局,曾国藩是放下分歧,不仅把湘军大将刘松山派给他,连整个部队都给他用。而左宗棠每天是抓住“梁子”不放,即使对着刘松山,几句话一绕,就对曾国藩破口大骂,搞得刘松山不知如何自处。
后来新疆收复,恭亲王觉得左宗棠确实是个人才,于是将其召回北京入军机处。但左宗棠在军机处就两件事:
骂曾国藩;
吹自己的战功。
有一次,李鸿章上了一个建设现代海军的折子,这个提案很重要,左宗棠一看,海防很重要,陆军也很重要啊,想当年老夫西征时... ...。
恭亲王实在没撤,左老岁数又大、又是大功臣,只能听着,但他这一吹就是十天半月,恭亲王实在受不了了,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直接外派他去做了两江总督。
到了地方,只要有客来,甭管什么事,几句话下来就绕到那两件事上去了,曾国藩有多可恨,我西征收复新疆有多牛。
左宗棠的晚年,虽已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但他只有那两件事,国家、个人的未来在哪里,会怎样,已完全看不见了。
这样的场景,我们现在也经常看到:
在酒局上,总会有这么一个大哥,一边回首过去的辉煌,一边再点评在座的小弟。
如果你真遇到了,你就知道他虽没有左宗棠之功,但和左宗棠一样,已无法感知周边的一切,当然也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判断。
未来?已没有未来。
或许,此时的你该考虑撤退了。
张之洞不像左宗棠一切向后看,对过去的功劳如数家珍、逢人就讲。
但他的毛病是一切向前看,怎么看呢?就是立一个宏大的目标,至于到底到达这个目标的路径怎么样,那是不管的。
你看他办汉阳兵工厂,觉得是个很好的方向,就在规划不清楚、技术不成熟、市场怎么样也不知道的情况下,就仓促上马了,最后在他手里办得一塌糊涂,赔得不要不要的。
这样的人,在现在叫做PPT高手:
PPT做得很漂亮,比如你是不是常常在会上听到这样的汇报,我们的目标是制造爆款,在公众号、抖音、快手上全方位打造爆款、树立品牌,品牌树立后就能打破消费者的防御心理,我们的产品就不愁卖了,到时我们就能打败谁谁谁,成为市场的最后赢家。
但你要问他如何制造爆款,怎么一步一步达到这个目标,他就熄火了。
很有意思的是,很多老板都吃这一套,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干实事的人抱怨——干活的不如写PPT的呢?
这是一类人,还有一类老板得说一说,就是到处抓风口,说起马云、王兴就兴奋得不行,看到直播卖货火起来了,就计划做直播,PPT写了一半又看见小区卖菜兴起了,就想去搞社区团购,搞到一半,看到雷军造车了,就又改变志向... ...
此时的你就知道,他就像张之洞做汉阳兵工厂一样,只看到了宏伟的目标,但完全无法脚踏实地去实现目标。
你看那些追着风口跑的人,有几个成了的?
成事的都是那些拒绝诱惑,心有定向的人。
翁同龢是帝师,不仅他是光绪、同治的老师,他爹翁心存也是帝师,他们家简直就是帝师世家。
但他虽为状元郎和帝师,但他一生都被各种人际关系绑架,只认人不认事。
例如他与李鸿章关系不好,那你李鸿章所有主张的,不管对错,我都反对,你办铁路,反对;你办的北洋水师要买枪买炮,不批。
在我们公司里,这样的人也不少。
我们有过节或者就只是单纯的不喜欢你,无论你做的项目对公司有无益处,我都反对,明面上反对不了的,我就背地里捣乱。
要是老板也不是个明白人,整个公司就都在内耗。
“办公室政治”搞得飞起的地方,如果还是个民营企业,我劝你早做打算。
一小和尚问师傅:“您得道之前在干嘛?”
“挑水、劈柴、做饭”师傅回答。
“可您现在已经得道了,还是「挑水、劈柴、做饭」,前后根本没有区别啊?”小和尚不解。
“非也,已有天壤之别,之前我是挑水时想着劈柴,劈柴时想着做饭,而现在我挑水时就挑水,劈柴时就劈柴,做饭时就专心做饭。”师傅说。
1、和左宗棠一样,他也和曾国藩有过矛盾,但他从不沉迷于过去的矛盾。
比如他办团练失败后,去做了曾国藩的幕僚,在此期间的两个事闹得很不愉快。
一是湘军在安徽南部时,曾国藩计划把大营建在祁门,但李鸿章不同意,说这个地方四周都是山,是个绝地,一旦被围非常危险,但曾国藩不听,这事两人闹得很不愉快,矛盾之一。
第二个就是湘军将领李元度不听曾国藩的,结果打了败仗,曾国藩非要上本参李元度,李鸿章不同意,说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哪能打了败仗就断送人家前途呢,曾国藩要李鸿章写奏折,李不写,结果就被曾国藩下了逐客令,让李走了。
后来,曾国藩发现祁门确实是个绝地,就要李鸿章回来。
李鸿章接到信后,二话没说就回来了。
你看李鸿章,从来不被过去的恩怨绑架,要是左宗棠,我不骂死你才怪,我还回来帮你做事?我呸。
2、和张之洞一样,李鸿章也有远大目标,但他不急不躁,能往前拱一点就拱一点。
你看他主张修铁路,在1875年时他向慈禧上过奏折,包括慈禧在内,没有人一个人支持他,那就放下,就一个字:等。
五年后的1880年,他再次上表修铁路,这一次慈禧的态度不像以前了,让大臣们议一议,李鸿章看到了希望,起码这次老太后没有直接拒绝,说明有戏,那就往前拱一拱。
他当时是直隶总督,就想在唐山修一条路运煤,但反对派说火车头“呜呜呜呜”的声音太大,那就把火车头换成驴,直接用驴拉着火车皮不就皆大欢喜了吗。
他就这么一点点往前拱。
他从来没有什么激进的口号,他有大目标,但他知道要实现这个目标会有千难万阻,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前一点点试探,发现哪里松动一点了,就向前走一点,日拱一卒。
回到我们自己,好像每个人心里都住着“儒释道”:
在有想法时,就像儒家一样入世,满怀希望能“大快好省”地把想法实现,而一旦遇到阻扰,就立马从儒生变成了和尚和道士,满心满眼的幻灭感,遇到人就说人间不值得。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真正想做一件事不是那么容易,或者说很困难,但我们不要学张之洞,要学李鸿章,坚定理想,一点一点的往前拱。
3、和翁同龢一样,李鸿章也有人际关系,但他只认事,不对人。
比如他要造铁路、要造北洋水师,那就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过去那些得罪他的人,只要对事儿有帮助,那也是可以妥协的;
比如中日甲午战争,老头说不能打,你们坚持要打,那我就尽心尽力地打,打败了我摘去三眼花翎革职了,但没人去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那我就去,在日本遇刺了血也不擦,直接满脸是血的来到谈判现场,最后以此为借口逼日本人让步,少赔了一亿两白银,用李鸿章的话来说,几两血换国人少赔这么多钱,值了。
在李鸿章眼里,全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事,在夹缝中,只要对事儿有益处的,一切都是可以商量、甚至连尊严都是可以抛弃的。
在繁复复杂的今天,各种信息、风口无时无刻不在轰炸你,我们和百年前的人们一样,就像身在无窗的船舱里,焦虑、失眠。
作为个体,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个变化迅速的时代?
如果你曾经辉煌过,躺在功劳簿里自吹自擂,你就犯了左宗棠的毛病;
如果你心无定志,一山望比一山高,看到风口就想上,你就犯了张之洞的毛病;
如果你觉得人际关系比什么都重要,你可能就会犯翁同龢的毛病。
“回忆过去、畅想未来、立足关系”好像都失效了。
我们唯一能参考的就是李鸿章,他不管过去、不管未来、不管关系,抛开这一切羁绊,每次都归零地做当下最该做的事,才有了西方眼中办洋务最靠谱的人。
而这,就是你的个人品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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