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导论：研究中国的方法

1. 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专家魏斐德说：“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
2. 中国最独特之处在于，我们是唯一保持了两千年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控制模式、社会精英控制模式以及与之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这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从本质上来说，都围绕着四大基本制度而展开……及至于近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转型，上述四大制度中的很多内容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但是，维持大一统、实行维权治理的基本理念无实质性变更。
   第一章 管仲变法：两千多年前的“凯恩斯主义”
3. 从统治者的策略来说，两千年的经济变革以千年为界，切成两截，从春秋时期到12世纪的北宋，变革是基于扩张的需求，而之后的18世纪初期的“康乾盛世”，则是以稳定为主题。近当代，从洋务运动到现今，则出现了救亡、扩张、稳定，再扩张、再稳定的多个主题变奏，这期间的反复徘徊，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4. 在宏观管制的战略思想下，管仲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盐铁专营。它的影响绵延两千余年，迄今犹存，几乎成为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保障。
5. 管仲变法之后，中国的政府收入由税赋收入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后者的实现，正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达成的。在这种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盈利任务的“经济组织”，从而衍生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治理思想，即国家必须控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国有企业应当在这些产业中“处于主导地位”。在这种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像企业的政府”，而政府则是“看上去像政府的企业”，它们从各自的利益诉求出发，成为微观经济领域中的逐利集团。这种制度一旦形成，民营企业集群就被间夹其中，进退失措，成为被博弈的对象。这一中国式经济体制延续千年，迄今未变，而管仲，正是“始作俑者”。
   第二章 商鞅变法：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
6. 如果说，管仲变法是重商主义的实验，那么，三百年后的商鞅变法，则是重农主义的典范。经历这两场变法之后，影响中国千年历史的治国模式便基本定型。与自信、圆滑的管仲相比，冷酷而坚定的商鞅是另一种类型的天才，他们如同左右两极，处于历代经济变革的两端，后世变革，无非如同钟摆一般在两者中间摇荡，竟从来没有逃出他们设定的逻辑。
7. 商鞅完善并推广了郡县制的地方管理体系。郡县制成为秦国的治国基础。这一制度完全有别于之前的分封制，有效加强了中央集权，是中国官僚制度的根本。当代史学家唐德刚认为中国三千年可分为部落制、封建制和郡县制三个阶段，商鞅之后，几无大变，一直到今天，中国的省市县治理模式仍然没有跳出其藩篱。
8. 商鞅的这种极端思想（均贫），在后世已成为绝响，然而却并非没有仿效者——他们尽管不敢像商鞅这样直白、干得决绝，但有两个理念从来不曾放弃：第一，不能让民众太富足、太有思想的潜意识却一直留存了下来，最终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愚民政策；第二，绝大多数的治国者把国家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强调“国强民安”，而不是“国强民富”，所谓“安”者，年份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的时候，不饿死，这已是最大的善政了。
9. 客观地说，商鞅彻底改变了战国乃至后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态，甚至，以两千年的历史跨度而论，他的基本治国理念顽强地延续了下来，核心理念被众多独裁者所沿袭。在中国的统治术里，貌似水火不容的儒家、法家其实谁也没有淘汰谁，在很多朝代，实际上呈现出“半法半儒”“儒表法里”的景象……余英时也论证道，儒家到西汉董仲舒时已出现“法家化的倾向”，此后“它几乎贯穿了全部中国政治史”。法家的“不思想”和儒家的“只能有一种思想”，本质上都是要“统一思想”。
   第三章 汉武帝变法：顶层设计的集大成者
10. 你若问：历代经济变革，基本的演变逻辑是什么？可以提供一副对联加以说明：上联——“发展是硬道理”；下联——“稳定压倒一切”。历史从未走出这两幅对联。发展经济必须放活民间，实现繁荣，而繁荣日久，地方势力就会坐大，商人就会骄纵，中央权威就会受到挑战。此时，便需要进行集权式的变革，加强中央权威和控制力，可是如此势必会削减地方，侵蚀民间，造成生产力的下降，最终仍然会导致政权新一轮的不稳定。至此执政者面临考验：是任由矛盾激化，还是再度放权让利，促使经济复苏？
11. 发生在“文景之治”末期的这场叛乱（“七国之乱”），最生动地表明，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刚刚建立起来的初期，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集权、分权矛盾便难以均衡，甚至可以说是非此即彼，不可调和。从此，如何均衡两者，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成了统治者的首要课题。
12. “七国之乱”平定后的第十三年，刘彻登基，是为汉武帝。他当政的五十四年，一改前朝休养生息政策，文治武功，一举把帝国拉回到高度专制集权的轨道之上，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四大基本制度的建设而言，试验于商鞅，成型于嬴政，集大成于刘彻。
13. 在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上，汉武帝颁发《推恩令》，强行要求诸侯分封诸子为侯，使其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同时，朝廷向各地委派主管行政和监察工作的刺史，由此空前加强了中央集权。
14. 在全民思想的控制上，他接受大儒董仲舒的建议，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儒学成为唯一的正统思想，延续了七百年的百花齐放的景象到此戛然而止。中央集权必“统一思想”，不过手段各有巧妙，史学家顾颉刚比较秦始皇与汉武帝的不同办法：“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
15. 在外交政策上，汉武帝一反之前的绥靖政策，派卫青和霍去病与匈奴常年作战，夺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大大扩张了版图……到了执政第二十个年头，公元前121年，汉军大败匈奴主力，取得对匈奴战争的最大胜利，浑邪王率四万之众归附大汉，举国上下为之大振，刘彻的政治威望也达到了顶点。不过，在经济上，中央财政却出现了“用度不足”的危急情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汉武帝开始推出一系列强硬的国营化经济政策，涉及产业、流通、金融和税收等多个领域，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具有顶层设计以为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具体的操盘人是桑弘羊。
16. 解读汉武帝的这场经济改革之前，有三个前提是要预先观察到的：第一，经济改革开始之前，政治集权与思想统一已经全面完成；第二，以抵御外族入侵为口号的讨匈战争为集权改革创造了道义上的理由，对凝聚基层民心起到了关键作用；第三，“文景之治”留下的巨大的、可供攫取的民间财富。这三项是保证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客观条件。也就是说，汉武帝掌握了改革的“时间窗口”。
17. 产业改革：铸钱、盐铁、酿酒等相继被国有化……设置了铁官，铁的冶炼和铁器的制作与销售，一律由铁官负责……这一政策已经有别于管仲，政府不但垄断了销售和定价权，更直接进入了制造的环节。在国史上，从秦汉至明清，国家通过资源垄断获得专营收入的方式有很多种，大多采用的是资源牌照授权、控制销售渠道等政策，直接进入制造环节，实行“采产销”全面管制的并不多，这是典型的一次，今日所谓的“中央企业”应脱胎于此。
18. 流通改革：均输（统购统销）与平准（物价管制），使得中央政府控制了全国重要物资的流通利益，其成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快速地呈现出来……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政府收入的增加并非是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是既有的社会财富在政府与民间的重新分配。
19. 税收改革：告缗令与算缗令。桑弘羊向武帝提议，向全国有产者征收资产税，是为“算缗”。根据颁布的“算缗令”，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和囤积商等，不论有无“市籍”，都要据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字，规定一次性抽取百分之十的财产税。“算缗令”颁布之后，有产者大多不愿主动申报，出现了“富豪皆争匿财”的景象，于是武帝使出了最强硬的招数，两年后办法了“告缗令”，鼓励举报，敢于告发者，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此令一出，中产以上的家庭几乎都被举报，社会秩序顿时大乱。朝廷内部对这一法令颇多非议，武帝不惜用杀戮的办法来对付所有的反对者。20.武帝执政时期，中国人口已经超过五千万，这也是地球上的第一个“半亿帝国”，他的集权变法使得汉王朝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强汉”由此而生。汉武帝通过持续、系统的政策实验，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度下的经济治理基本模型。从史书的记载可见，无论是产业改革还是流通改革或税收改革，其最终的结果都是为了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21.因国营化政策而增加的财政收入，大多用于国防军备，平民阶层得到的实惠少之又少，这再一次证明，在国家主义的政策之下，国强易得，民富难求。到汉武帝晚年，出现了“天下困弊，盗贼群起”的景象。公元前89年，六十七岁的汉武帝班服了《轮台罪己诏》，内称：“本皇帝自即位以来，所作所为很是狂悖，使得天下百姓愁苦，我现在追悔莫及，从今往后，凡是伤害百姓、让天下人劳苦的政策，全部都要停止”。
20. 桑弘羊之问：公元前81年2月，汉武帝的朝堂上举办了一次关于盐铁专营政策的公开辩论会，在中国经济史上，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一次经济政策辩论会。一个叫桓宽的人翔实地记录了辩论会的内容，写成了一部流传至今的奇书《盐铁论》。群儒反对国营化政策的理由集中在以下三点：第一，与民争利；第二，强买强卖；第三，不可避免的出现权贵经济。在桑弘羊看来，群儒都来自民间，没有治国的经验，只能提出国营化的弊端，却提不出建设性的意见，提出了著名的“桑弘羊之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而这三项不正是治国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最重要的课题吗……群儒对于桑弘羊的政策，只知反对，却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方案，双方交锋每每擦肩而过，群儒一直不敢直面那道难解的“桑弘羊之问”。事实上，直到今天，国人仍然没有找到解决的答案。
21. 说中国自古是“轻商”的国家，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自汉武帝之后的中国历代统治者，从来没有轻视过工商业，他们只是抑制民间商人而已。他们把最能够产生利润的工商业收归国家经营，深谙工商之于富国的意义。当国家直接进入产业经济阶段之后，国家资本集团就与民营集团构成了竞争之势，后者自然就遭到了打压。所以，轻视商人与重视工商，正是一体两面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