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王莽变法第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改革
1.在历史教科书上,王莽是一个被符号化了的阴谋家,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诗曰:“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不过到了近世之后,知识界的态度大有转变……胡适称他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社会主义者”。
2.在土地改革上,王莽提出的改革方案最为决绝——全面恢复土地国有制,然后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这是自商鞅“废井田”之后,第一个重新推行土地国有化的证券。土地是世族集团得以生存和繁衍的根基,在此之前,针对土地兼并的状况,很多人提出过种种遏制设想,比如董仲舒就建议“限田”,他甚至恢复到井田制的办法是不可行的,不过可以通过额定每户拥有土地的上限,来防止兼并过度。王莽推行王田制,是对土地性质进行的一次革命。
3.在推行土地国有化的同时,王莽宣布不准买卖奴婢。从记载看,王莽似乎一直对奴婢抱持同情的态度,还没有当上皇帝的时候,他的次子杀死了一个婢女,王莽应是逼着他自尽偿命。不少史学家对王莽禁止买卖奴婢政策的评价很高,认为这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创举。不过,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王莽的思考未必及此,限制土地兼并和限制人口兼并,是打击世族门阀势力的配套性政策。
4.王莽变法的失败,既是一次古典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又是理想主义者的失败。如果我们将王莽变法与之前汉武帝的变法相比,可以发现两场改革都以加强中央集权为目标,而经济集权的前提是政治集权,武帝启动改革之时,“七国之乱”已经平息,削藩成功,在政治上,中央已形成不容对抗的集权能力。王莽以外戚身份去的政权的合法性尚未解决,激进的经济改革势必遭遇重大阻力。在改革与民心的关系上,从四大利益集团的权益博弈来看,中央集权改革将侵蚀地方政权和有产阶级的利益,所以改革成功的前提是,务必获得底层民众的支持,也就是必须“把人民发动起来”,一般而言,集权者用于鼓噪民心的理由大抵有四个:抵御外国侵略、防止地方割据、反贪反腐、反对贫富不均。武帝搞改革的口号是保家卫国,汉朝对匈奴的战争顺乎当时的民心,为改革争取到了强大的舆论支持。王莽匆匆变法,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而且推行的众多改革侵损民众权益。
5.世族经济归根到底是权贵经济,由权谋利,是最快捷的致富途径,因此,在这种社会社会形态之下,导致中国历史上前所罕见的官商勾结与官僚资本,而整个社会的公共资源及财富聚集在少数家族的手中,又会造成严重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
6.由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历史的事实证明,缺乏集权的地方分裂或自治模式,同样找不到与之匹配的、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及物质文明发展的经济制度。与中央集权相比,分权自治所可能或者说必然带来的战争威胁,给人民带来了更多的痛苦。在这样的逻辑下,中国的国家治理深深地陷入集权与分权的两难境地。
7.长期的分裂战乱,在中华民族记忆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从而根植下两个传统价值观:其一,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在政治上,呼唤大一统的独裁和集权统治。其二,在经济上,向往避世无争的小农社会。
8.对桃花源的向往,实质上是一种心理上的“返祖”现象,若国民经济倒退回桃花源的状态,则无疑是一次难以置信的反动,是对社会进步的一种消极放弃。
9.东汉末期到隋朝建立,长达四百年的分裂出现了两个极致的现象,一是国民思想的大解放,二是工商经济的大倒退。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思想大解放时期,一是春秋战国,二是魏晋南北朝,三是民国初期,其共同特征是,全数出现在中央集权瓦解或者丧失的时期。
第五章/世民治国:最盛的王朝与最小的政府
10.唐朝在四大制度的建设上的最大成就是科举制。科举制是对军爵制的演进,从此,文武二士都拥有了公平地进入体制内的通道,不再成为反对的力量。科举制度造成知识阶层对国家权力的绝对依赖,在这个“规定动作”组成的考试中,知识分子首先丧失了独立存在的可能性,进而放弃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从这一制度确立之日起,曾独立存在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国历史上完全地消失了。在政治经济史的意义上,科举制是对世族模式的一次彻底“反动”,基本切断了世族繁衍的根源。
11.唐朝的中央政府实行六部制,比汉朝的十三曹整整少了七个部门,是一次很大的部门精简。李世民用官非常之少,贞观年间,中央机构中的文武官员最少时只有643人,全国仅七千余人,这应该是历朝人数中最少的政府了。
12.在军费开支上,李世民的支出也很少,唐朝实行的制度是“兵在藩镇”,即由地方财政支出养驻军。李世民任用将帅执行了“三不原则”,即“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以防止他们佣兵坐大。
13.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终结了盛唐。从制度的层面来分析,此乱的发生正是分权过度的结果。唐玄宗在位期间,十余年不换将官,而且各路节度使尽用胡人,安禄山兼统三道节度使,拥有天下三分之一的兵权,致使其胸怀异志。更可怕的是,节度使除了领兵之外,还兼理民政与财政,俨然一方诸侯。从经济上看,一百多年来人口增长迅猛,土地兼并景象重现,中央政权的轻赋简政造就民间繁荣,却也暴露出大一统体制的不足之处,因管制乏力而导致“干弱枝强”。这一景象竟又是“文景之治”晚期的翻版。
14.安史之乱后,刘晏的改革迅速改善了中央财政状况,更重要的是史家对其评价:“敛不及民而用度足”。
15.在财政状况稍有改善之后,中央政府试图“削藩”。公元781年,唐德宗亲在在长安设宴犒劳征讨兵马,打响了武力削藩的战役。各地节度使联合犯上对抗朝廷,中央军屡战屡败,甚至在两年后长安被攻破。唐德宗被迫出走,还下了《罪己诏》,赦免了哪些叛乱的藩镇,承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从此,地方割据之势再无改观。有唐一代,终于没有能够解决军阀割据的问题。唐亡以后是五代十国,五代十国冒出来十多个国家,中原逐鹿,天下愁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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