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你把审定工作张罗起来了，我可连一篇像样的论文还没写呢”——忆往昔，国家两部一委确定开展“全国政区名称用字读音审定工作”之际，我的老领导王际桐这样抱怨着。于是，我赶紧撰写这第一篇可用于业务指导的文字，老领导觉得不错，便在我的署名后面加上自己的名字，显然是想加重文章的分量。我实在不好意思，便另换一种表达方式，发表时距2000年4月审定工作全面展开已不足百天。
古往今来，地名一直是中国生僻汉字大量、集中生存的世袭领地。政区名称是地名中“人文地理实体名称”的首要成员，使用频率高，影响范围广，其中的生僻汉字难免妨碍着各种形式的社会交流。在即将到来的经济、科技更加发达的21世纪面前，对政区名称生僻汉字的治理已不再是可无、可缓，而是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本文的首发之地
现 状
政区，即行政区域的简称。当前的全国政区，分为省、地（区）、县、乡4级，共约5.3万个单位，即：34个省级政区，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331个地（区）级政区，包括地区（盟）、自治州、地级市；2862个县级政区，包括县（旗）、自治县（自治旗）、县级市、市辖区及个别特区、林区；4.98万个乡级政区，包括乡（苏木）、镇、街道（办事处）及少量县辖区。
长期以来，人们所说这5.3万个政区名称中的若干汉字“生僻”，只是一个模糊的、没有明确标准的概念：计算机不能直接输出的（200多字）可谓“生僻”吧？然而能够直接输出的汉字也有不少罕见难认；笼统用读者的“中等文化程度”认定（约1000字）呢？不同专业、年龄的人对汉字的熟悉程度又有很大差异；按《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等权威工具书是否收录辨别，也牵强无一定之规。
生僻，理应相对“常用”“通用”而言。《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无意间为地名生僻汉字的界定提供了相对科学的依据。以前者所收3500个常用字（含2500个常用字和1000个次常用字）来衡量，可列出全国各级政区名称中的生僻汉字近800个；若以后者（所收7000个通用字包括3500个常用字）作为依据，参照“常用字”与“次常用字”的划分形式，可将生僻字也划分为两个等级——7000个通用字以外为“生僻字”，3500个常用字以外为“次生僻字”，显然更便利、更实用。
政区名称的其它表现形式或附加成分，其中的生僻汉字也应纳入治理之列：（1）各级政区的别称中，有皖、赣、渝、滇、陇等；（2）构成民族自治区域名称的民族名称，例如：凉山彝族自治州、景宁畲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的彝、畲、傣、佤，以及其它民族名称中的羌、瑶、侗、傈僳、仫、仡、祜、斡。
需要注意的是，在国家语委、中国地名委员会等6部门于1987年3月颁发《关于地名用字的若干规定》，要求各类地名“均应按国家确定的规范汉字书写”之后，地名用字中仍残存一定数量的不规范字。有民间的简化字：嘴写作“咀”，阎写作“闫”，倪，写作“仉”；有淘汰的异体字：泛写作“氾”，阁写作“閤”，游写作“遊”；等等。
在现实生活中，且不说数以万计的乡级政区，就是为数不到3000个、又经过历代治理的县级政区，名称中的生僻汉字也随处可见——字形复杂的藁（gǎo）、黟（yī）、歙（shè）、衢（qú）、隰（xí）、醴（lǐ）固然难写难记，结构简单的忻（xīn）、陉（xíng）、邡（fāng）、邗（hán）、耒（lěi）也难免读写失误；山东菏（hé）泽误写“荷”泽，湖南郴（chēn）州误读“彬”州，河南临颍（yǐng）的“颍”写成“颖”、淅（xī）川的“淅”错为“浙”、郏（jiá）县变作同省的“陕”县……诸如此类，屡见不鲜。
除日常生活外，在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广播电视、出版印刷、测量制图等经常使用地名的行业，政区名称中的生僻汉字一直是令人头疼的问题。
从《中国历史地图集》采集的地名生僻字
回 顾
早在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开始之际，国务院在1979年12月发布的《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中，要求地理实体命名“不用生僻字和字形、字音容易混淆的字”，不符合本规定的“原则上应予更名”。1984年7月，中国地名委员会在《关于抓紧完成地名普查收尾工作的通知》中附发《地名方言用字审音定字申报表》，要求各省级政区统一填报；与此同时，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语委的前身）也编印了试点性质的《福建、广东、广西地名生僻字表》。以后，由于主观、客观条件所限，地名生僻汉字的审订工作未能进行下去。而在此之前的近现代数十年里，国家对县级生僻汉字的整治，还是有经验可借鉴、有教训可汲取的。
近代的中国，人们的视野和社交范围深受当时经济、科技水平的局限，加上当时所用汉字系统的庞大与繁琐，地名中的生僻字问题并不突出。整个民国时期更改的200多个县名，几乎完全出自重名、迁治、民族关系、名实不符、容易混淆等原因，源于用字生僻的仅有一例——云南省的嶍（xí）峨县更名为“峨山县”，批准理由是无线电通讯中“嶍字为电码所无，文电困难”。
新中国诞生后，百业俱兴，也加快了汉字简化的步伐，县级政区名称中“用字生僻难认难写”者被列入审查更改范围。从1955年到1964年，全国有10个省区陆续更改含有生僻字的县名35个，如：黑龙江铁骊（lí）改为“铁力”，江西新淦（gàn）改为“新干”，四川石砫（shù）改为“石柱”，贵州鳛（xí）水改为“习水”，陕西盩厔（zhōuzhì）改为“周至”等。这样做，的确减少了县名中的生僻字，方便了广大人民的社会交往。其中，既简化字形又保持字音、字义不变的更改值得称道：（1）1955年12月确定濬（jùn）为“浚”、澂（chéng）为“澄”的异体字，据此改河南的濬县为“浚县”、云南的澂江县为“澄江县”。（2）源于陕南流经豫西的洛河，古称“雒（luò）水”，沿途县份亦名“雒南”、“雒阳”，在雒水、雒阳早先均以“洛”代“雒”之后，改雒南县为“洛”南县便顺理成章。
但是，此类政区更名也存在“简单化”的倾向：（1）牺牲字义。大部分更名是单纯用同音、近音的常用字替代，在简化字形的同时却失去地名的核心“含义”，使之变成“铁力”“新干”“周至”等一个个无意义可言的符号。（2）顾此失彼。江西的大庾（yú）县因大庾岭得名，鄱（pó）阳县之名源于鄱阳湖，现将自然景观派生的县名改为“大余”、“波阳”，山名、湖名却原封不动，隔断了政区名称与自然景观联系的血脉。（3）简化过度。广西的鬰（yù）林县，其“鬰”字的形体确实复杂，简化为同音、同义的“郁”字即可，如今所用的“玉”在字义上与“鬰”毫不相干。
那个年代的“左”倾思潮，也表现在政区名称用字的简化上。如1958年11月，河南省主管部门“基本上同意”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关于更改河南省部分县、镇名称的建议——县名郸城改为“单”城，睢（suī）县改为“遂”县等，并在致各县、市的《关于商议更改一部分县、市、镇地名的函》中，进一步对全省政区名称“字划过稠尚未简化”者提出“统盘的考虑”意见，其中拟改17个县、市名称：濮（pú）阳—朴阳，武陟（zhì）—武志，上蔡—上才，漯（luò）河—乐河，虞城—于城，舞阳—午阳，渑（mìǎn）池—敏池，淅川—西川……强调“在研究这个问题时，首先应当从全省、全国人民的便利出发，不必拘泥于古代传统，也不能因当地已识字者的习惯而忽视全省、全国人民的利益。”最终不知什么缘故，这个即将导致河南省政区名称面目全非的计划未能实施。
作者起草的文件、编撰的培训教材
探 索
政区名称中的生僻汉字，同样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是和语言文字共生共存的历史现象。它从另一视角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地理实体命名与分布规律，记载着不同民族与地域方言用字、读音的演变，同样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组成部分。治理工作中以往的失误、当今的不足，主要原因是对其一般地名的共性和政区名称的个性（派生性）缺少全面、深入的了解。
派生性。有了国家，便出现了行政区划，随之产生了政区名称，所以它的形成晚于居民地和自然景观名称。除部分政区是按照统治者的主管意愿命名（如旧有的奉天省、安东县）外，多数政区不可能脱离当地社会环境凭空定名，只能由居民地或自然景观名称派生而来。例如：四川的邛崃（qiónglái）山与邛崃市，陕西的灞（bà）河与西安市灞河区，新疆古聚落焉耆（qí）与焉耆回族自治县。同时，上级政区或别类政区也常借用当地已有政区的专有名称：江苏省名由所辖江宁、苏州2府名称组合而成，江西省析上饶县城设上饶市、以上饶市为治所设上饶专区，乡镇名称一般与其行政中心的地名一致。
久远性。政区名称中沿袭至今的生僻汉字，追根溯源，无一不是中国数千年历史的遗产，甚至是铭记古代历史事件的“化石”。以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河南省为例：县名“渑池”，最初写作“黾（mìǎn）池”，为战国时著名的秦、赵会盟之地；市名“偃（yǎn）师”，得名于武王伐纣的雄师获胜后在此偃旗息鼓；说到杞（qǐ）县，则令人想起“杞人忧天”的典故。即便是今天对地理实体的命名与更名，人们也会不甘平庸而尽可能地寻找新名的历史渊源。
地域性。就全国来看，政区名称中生僻汉字的分布极不均衡：数量上，历史悠久、汉族世居、方言复杂的中南、华北、华东地区及陕西省较多，开发较晚、少数民族聚居并多以常用汉字译写其地名的东北、西北（陕西省例外）、西南地区较少；字形上，与所处的地理环境相适应：依托山地、丘陵的地名常以“山、土、石”为部首，濒临江河湖海的地名用字也多“水（氵）”；江南有圩（xū或wéi），黄土高原有塬、峁、圪垱（塄）；仅用于个别省区的，如山西的窊（wā）、浙江的垟（yáng）、广东的滘（jiào）、陕西的坬（guà）；仅见于一地的，如安徽的枞（zōng）阳县、湖北的蕲（qí）春县、海南的儋（dān）州市。
不难发现，导致政区名称中某些汉字生僻的缘由并不是笔画过多：青海囊谦县的“囊”、内蒙古镶黄旗的“镶”，笔画都多达22画，仍分属常用字、次常用字；甘肃临洮县漫屲（wā）乡的“屲”只有4画，江苏吴江市北厍（shè）镇的“厍”不过6画，却实在难认。纵观之下，可以认定某些汉字之所以生僻，根本原因是“用向狭窄”——这些汉字久为地名专用，或当初就是专为某地设计，很少甚至没有其它用途，人们在社会其它领域几乎见不到它们，于是感到陌生。而且，诸如江苏的盱眙（xūyí）县、山东的莒（jǔ）县、湖北的郧（yún）县、四川的华蓥（yíng）市，这些地名用字使用的场合与次数越少，就越显得“生僻”。
当然，汉字的“常用”与“生僻”总是相对而言，有些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凡是被地名用字的“生僻”困扰者，应该都是外地人；那些在一定区域内为若干地名普遍使用的所谓“生僻字”，在当地人看来都是世代相传、朝夕相处的“常用字”。深圳，原本是广东宝安县一个外人罕至的小镇，其“圳”往往被误读作“川”音，而国家改革开放后却崛起为人所共知的经济特区、沿海大城市——圳，还生僻吗？
研制国家层面的《审定办法》
设 想
汉字，当然也包括生僻字，这一历经上下数千年凝成的瑰宝，以其典雅多姿的形态、博大精深的内涵、琅琅上口的语音，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耀眼标志，应当在传承的基础上令其发扬广大。不过，从社会的发展趋势看，一个充满声、光、电的高科技时代，要求人们的各种交流方式日益便捷，所以地名中的生僻汉字还是少些为好。
毫无疑问，政区名称中的生僻汉字急需治理，但不是简单的、命令式的、一蹴而就的短期行为，而是复杂的、科学的、循序渐进的长期工作。因为治理的对象，既形成于漫长的历史岁月，便有其合理的一面；既能将自然、人文条件融汇于一体，自有其丰富的源泉；既为当地人民世代沿用不已，当有其生存的基础。
首先，治理的指导思想应以“实事求是”为根本，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对待政区名称中生僻汉字这一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社会现象，在认识其弊端、减轻其副作用的同时允许它们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存在。存在，才需要治理。经过适当的扬弃，规范其有保留价值的部分，确定今后的政区命名不再使用生僻字，最终达到政区名称用字基本稳定、和谐的目标。
其次，尊重地名主人。国务院发布的《地名管理条例》中，要求在命名、更名时“尊重当地群众的愿望，与有关各方协商一致”；“当地群众不同意改的地名，不要更改”。对过去的“名从主人”之说，固然不宜强调到极点，但在当地人民和政府尚无更换政区名称中生僻字的愿望时，不应强求更改，不搞“一刀切”，不急于一步到位。即使废除一些生僻汉字确有必要，也尽量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和当地人民情愿。
第三，遵循科学规律。政区名称涉及面广，草率行事难免长期遗患，株连社会各方。以往在命名、更名中出现的偏差，主要教训是以主观意志代替客观规律，以行政命令代替科学。在治理时，若以同音、近音的常用字替代生僻字，尤应顾及原有名称含义的延续性；若重新命名，也须符合当地特有的历史、地理环境。
在治理方法与步骤上，应瞻前顾后，先易后难，防、治结合，在积极“图新”的同时慎重“弃旧”，以多数生僻字在政区名称中的合理、规范使用而不是“一扫光”为工作目标。
全面筹划。政区名称一般是派生而来，总是或多或少牵连着它类地名，数量大时呈“牵一发动全身”之势。据过去专业部门统计，福建乡级政区名称中出现14次的“厝（cuò）”，在全省村落名称中使用了3643次；广东乡级政区名称只使用1次的“墘（qián）”，在广东、福建2省村落名称中出现了1067次。因此，治理时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必须各方面综合权衡，分布越广的越要慎重处理。
合理安排。政区名称影响较大，全面治理的困难不少，也不宜一次变动过多。可按难、易、轻、重分期分批：使用次数少的、分布地域小的、当地要求更改的、容易妥善处理的在先，反之在后；与依附性强、不能单独使用的市辖区、街道办事处辖区名称相比，市县、乡镇等独立性强的政区名称应作为治理重点，以保留、规范为主。
审音定字。经过对政区名称中生僻汉字字形、读音、含义、来源的整理，以及数量的统计、分布的调查、涉及地名的收集之后，征求当地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再反复分析、论证、归纳，提请国家地名和语言文字主管部门审定、公布，或由国家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以“国家标准”的形式发布。
限制再生。尽管《地名管理条例》规定命名应“避免使用生僻字”，但由于长期未能明确生僻字的范围，生僻字继续流入现行政区名称的实例将层出不穷。例如：安徽宿州市设置埇（yǒng）桥区，河南信阳市设置浉（shī）河区，湖北宜昌市增设猇（xiāo）亭区，本已完全纳入国家通用字范畴的县级政区名称中出现了“猇”、“埇”、“浉”等生僻字。为此，建议各级主管机关在承办政区命名、更名事项时，按照已有的界定，注意不用生僻字，少用次生僻字，把好生僻字继续流入政区名称的唯一渠道。
适时消减。在行政区划和地名变更中，减少政区名称中生僻汉字经常是“顺便”进行的。改换建制时，湖南的酃（líng）县改设为炎陵市，难认的“酃”随之消失；调整行政区划时，原四川涪（fú）陵市的枳（zhǐ）城、李渡2区合并为重庆市涪陵区，少见的“枳”不再使用；政区更名时，湖北蒲圻（qí）市改称赤壁市，消除了生僻的“圻”。此外，湖南的郴（chēn）州地区、县级郴州市和郴县撤并改设地级郴州市，虽然生僻的“郴”字犹存，但使用频率由一地3次减为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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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在21世纪开展对中国政区名称中生僻汉字的治理，是一项功在当代、惠及后世的工作。成功，需要时间，需要辛劳，更需要对历史、对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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