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着，像石头一样滚动着，按照愚蠢的机械定律。”——我们正在成为这样一群行动者。我们对生活的感知只剩工作和绩效，“无所事事”也就成了我们想尽快清除的赤字。人的存在被行动榨干，变成可以被剥削的对象。我们失去了对无所事事的感知。
无所事事不是无力行动、拒绝行动，也不是简单地在行动中缺席，而是一种独立的能力。它有自身的逻辑和语言，有其自身的时间性，有自身的结构与气势，甚至有其自身的魔力。
无所事事不是弱点和缺陷，而是一种强度，只不过在积极社会和绩效社会里，人既无法感觉到它，也不会认可它。面对无所事事的国度及其财富，我们不得其门而入。无所事事——人之生存的光辉形式，如今蜕化为行动的空洞形式。
作为一个被囊括进来的外在，无所事事重现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人们称其为“休闲时间”。工作中消耗的精力在休闲时间得以恢复，因而休闲时间从属于工作的逻辑。它是工作的派生词，是生产内部的一个功能性元素；与此同时，人们清除了不属于工作和生产秩序的自由时间。我们不再熟悉那神圣的、节日般的安宁，“它将生命强度与沉思集于一身，即便生命的强度上升到恣意狂欢的状态，它仍可以将二者融为一体”。
休闲时间既无生命强度，又无沉思。它是我们为避免无聊而消磨掉的时间，不是自由的、有生命力的时间，而是死的时间。如今，有强度的生命意味着更多绩效、更多消费。我们忘记了，不事生产的无所事事才是生命的强度形式和光辉形式。人有必要以无所事事的政治学对抗工作和绩效带来的强制。
无所事事能够创造真正的自由时间
无所事事是人性的构成部分。它参与到“做”（Tun，作为）中来，让“做”实实在在具有了人性。倘若没有迟疑和中止，行动将沦为盲目的活动与反应。缺失了安宁，就会出现一种新的野蛮。沉默加深了言说的深度。没有寂静，则没有音乐，而只有噪声与音响。游戏是美的精髓。哪里只有刺激与反应、需求与满足、问题与解决、目标与行动，生命就在哪里萎缩成生存和赤裸的、动物般的生命。唯有无所事事让生命富有光辉。
假若失去无所事事的能力，我们就会像一部只会运转的机器。对生存的忧虑和纯然属于生命的困苦终止之处，便是真正生命的起点。无所事事是人努力的最终目标。
行动虽然构成历史，却不具有塑造文化的力量。文化的源头不是战争，而是节日；不是武器，而是装饰。历史与文化的边界并不重合。塑造文化的不是直抵目标的路，而是偏移、游荡和曲折的路。文化的本质核心是装饰性，它置身于功能性和实用性之外。装饰物摆脱了一切目标与实用价值的束缚。生命亦凭借装饰物证明自己大于生存。生命的神性光辉得自绝对的装饰，它不装点任何他物：“人们称巴洛克是装饰性的，这并非事实的全部。巴洛克是绝对的装饰，它似乎摆脱了所有目的，包括其戏剧功能，而发展出一套自身的形式法则。它不装饰他物。它就是装饰本身。”
人在安息日停工，不得做营生。安息日作为一个节日，其本质在于无所事事，在于搁置经济活动，但资本主义反而将这个节日本身变成商品。节日变成了事件和景观，丧失了沉思的安宁。事件和景观只是节日的消费形式，无法创造共同体。居伊·德波在其杂文集《景观社会》中称当下是没有节日的时间：“从本质上讲，这个时代各类周而复始的节日活动看似日益频繁，但它仍是一个没有节日的时代。一个共同体能够在循环往复的时间里恣意地享受生命，而一个缺乏共同体、缺乏奢侈的社会则不具有这样的可能。”
没有节日的时代，也是没有共同体的时代。今天的人无处不在呼唤社群，但那仅是共同体的一种商品形式，无法缔造一个“我们”。不受约束的消费将人孤立、隔离开来，消费者是孤独的。电子化的交往也是一种没有共同体的交往，社交媒体加速了共同体的瓦解。资本主义将时间本身变为商品，时间由此失去了节日感。德波就时间的商业化评论道：“对时间的广告取代了时间的现实性。”
除共同体外，奢侈是构成节日特征的另一个要素。奢侈扬弃了经济上的强制。它是升华的活力，是一种强度；是脱位，意即对纯粹生命的必要和必需的偏移和偏离。然而，资本主义让生存变得绝对化。当生命萎缩成生存，奢侈也随之消亡。最高的绩效也无法企及奢侈。工作与绩效从属于生存的秩序。行动无法以奢侈形式存在，因为必先有不足，而后才有行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奢侈本身沦为消费的对象，沦为商品的形式，并失去了节日感和光辉。
对阿多诺来说，奢侈象征着毫无杂质的幸福，而这样的幸福已被效率的逻辑摧毁。效率与功能性是生存的形式，是奢侈让它们失去效力：“不受约束的技术消灭了奢侈……用两天三夜的时间穿越大陆的快车是个奇迹，但搭乘快车的旅程丝毫无法分有蓝色列车逐渐暗淡的光辉。从敞开的窗户里挥手道别，收到小费的侍者友好的操心，用餐的仪式感，不断感受到他人给予的善意，而善意于他人也无损分毫—所有这些旅行的快感都已消逝，连同启程前在站台上散步的优雅的人们。此后的旅程中，即便在最昂贵酒店的大厅里也难觅如此优雅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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