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天，由于半个月前拜访了华裔将军、古巴中国友好协会主席邵黄的遗孀后，一直沉浸在对故人的亲情回忆中，不少涉及到他的事情相继跳进脑际，形成涟漪，亲近感和哀思交织在一起，真的是“斩不断，理还乱”。
远在西半球的古巴，有一个黄瓜品种是用我的名字命名的，古巴城乡一般卖蔬菜的人也会叫它为“徐贻聪黄瓜”，尽管他们无法准确地发出汉语的拼音，听起来类似于“苏毅贡黄瓜”。这个故事就同邵黄密切相关，日夜缠绕在我的心头。
这个品种的命名是古巴国务委员会通过正式文件批准的，当年还由时任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农业部长在大型集会上正式、公开予以宣布并颁发的命名证书，具有完整的合法性，虽然它不具有科学价值。现在回想起来，心头还暖暖的，充满激情和骄傲。
用我的名字命名的黄瓜并非是我发明的植物新品种，它仅仅是遍及中国各地的普通黄瓜而已。只不过因为一个特殊的机遇，让我在“无心插柳”中“无功受禄”，也成为了外交史上备受尊崇的一段佳话。
故事的由来是这样的。
古巴如同美洲的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种植蔬菜不多，品种也比较少。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古巴处于“特殊困难时期”，这种情况显得尤为突出。对于习惯于蔬菜的中国人来说，类似的情况让中国驻古巴使馆的馆员们很难接受，大家纷纷想办法“自己动手”，争取缓解。使馆的院子比较大，有些边角闲地，使馆决定让大家“开垦”，种植些蔬菜以补充需要。
古巴终年气候炎热，雨水充沛，很适宜于蔬菜的生长。很快，就有西红柿、豆角、冬瓜、青椒，还有韭菜等品种的蔬菜显现在人们的眼前，让大家喜不自禁。我和老伴去后的第二年回国休假时，老伴託人在北京的南苑种子市场买了一些黄瓜和小白菜籽，带回使馆种到了“菜园里”，也很快就“崭露头角”，显出“旺盛景象”。
一九九四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劳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应邀到使馆晚餐，随行的有内务部长、国防部的几位副部长，还有各个军种的司令等人。邵黄将军当然也陪同在侧。就餐前，我们在院中漫步，同时轻快交谈。走到“菜园”附近时，劳尔副主席看到架子上的黄瓜，问我那是什么？我告诉他是中国的一种黄瓜，馆员们种来调剂生活的。他问我能不能尝尝？我对他说，馆员们知道他尝过他们种的蔬菜，一定都会感到高兴和荣幸。他边说边走进去摘了一条，用手抹抹了就吃。咬下一口后说，“哇，怎么这么好吃！能不能让他们都尝尝？”我把大大小小基本能吃的黄瓜都摘了下来，但也不够每个人一条，劳尔说你们就分别掰一块吧，品尝一下味道。同时，他对邵黄说，你在古巴几十年，为什么我们却不知道中国有这么好吃的黄瓜？
晚上，我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老伴。她说，家里还剩有一些黄瓜种子，你要不要给邵黄送去？第二天上班后，我给邵黄打去电话，问他想不想要点黄瓜籽。他马上大笑起来，说我一下子就治好了他的失眠症，因为劳尔的批评使他一个晚上都没有睡着觉。
同他约好时间后，我将黄瓜籽给他送去，并告诉他应该如何种植。邵黄在哈瓦那城内外有好几块种蔬菜的园地，还有一些技术人员。按照我给他们传授的方法，那些黄瓜种子很快就发芽、开花、结出果实。在这个过程中，邵黄经常给我打电话，带着可以感觉到的喜悦，向我介绍黄瓜生长进程中每一步的情况。
一九九五年五月的一天，邵黄约我去他那里见面，但没有告诉我要谈什么。由于我们经常见面，很多时候都不问缘由，我就答应了。到现场后，我发现农业部长和好多位省委书记、省长都在那里，便对他说，你有事，我改日再来吧。农业部长马上说，你可不能走！你走了，今天的会可就砸台了。因为都是老朋友，我就没有再问，带着狐疑跟着他们走进了数百人的人群。
就在那次他们为了给我以惊喜而有意不预先通知我内容的集会上，农业部长和省委书记、省长们向我介绍了中国黄瓜在他们那里普及的情况，农业部长宣读了国务委员会关于命名“徐贻聪黄瓜”的政令，还当场颁授给了我由卡斯特罗主席亲自签署的命名证书。
这几天，我在回忆这件往事中，常常思忖，这个黄瓜品种是应该用我的名字命名呢，还是应该用邵黄的名字命名？我只是带去了中国的黄瓜种子，其他什么都没有做，是邵黄，亲自参与并指导了它的种植，还在古巴大力进行了推广，为它在古巴的土地上成长并迅速扩展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对当时处于严重困难中的古巴农业和旅游业都产生了积极的成效，贡献不可谓不大。
一段真实反映中国和古巴友谊的歷史。尽管里面有我的成分，但把它写出来，更多地是想让读者了解两国友谊的反覆内涵，并永远记住其中的一位有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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