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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基因研究,匈奴起源于蒙古高原石板墓文化,为蒙古人种

文/万物君
关于匈奴的来源,充满各种迷雾。有人认为他源于西北,有人认为他为夏人后裔,有人认为他起源于西伯利亚。有人认为他为欧罗巴人,有人认为他是中亚人,有人认为他是蒙古人。
本文认为,匈奴源自蒙古高原石板墓人群,根据常染色体,他们为蒙古人种(注意:蒙古人种和蒙古族没有关系。蒙古族的祖先是东胡人。石板墓人群和东胡人有区别。)。另外,早期匈奴人的父系单倍群主要是R1a、Q1a和C2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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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在2003年至2021年间,共计有7篇论文分析了古代匈奴人父系Y染色体类型,涉及27处墓地,共计82个匈奴男性个体。

分析结果显示,匈奴人的父系来源非常复杂,最大的两个类型为R(36.6%)和Q(34.1%),两者合计占匈奴人70%以上,其次较多的是C(8.5%)、J(7.3%)和N(6.1%),另有少量O(2.4%)等类型。
其中,个体多、分布遗址多的单倍群有三个,分别为:
R1a有26例,出现在9个墓地;
Q1a有21例,出现在7个墓地;
C2有7例,出现在6个墓地。
值得注意的是,公元前的4组数据共计11个个体中,R的占比高达63.6%。
这表明,R系在早期匈奴中占据核心地位。同时意味着,早期匈奴可能来自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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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自然》刊发论文《欧亚草原的137个古人类基因》。文章称,位于蒙古后杭爱省呼尼河畔高勒毛都2号墓地的M1墓主是一位单于。

高勒毛都2号墓地M1甲型墓
这个单于的父系单倍群为R-Y174827,为R-Z93下游,源自中亚。
这位单于的母系属于N9a2a*,在中日韩地区中有集中的分布,也零星见于中亚地区。
关于这位单于的常染色体,K12b算法的分析结果是,58%属于东亚血统;E11算法给出的结果是,中国东部血统占比29.13%,鄂伦春血统占比23.28%,彝族血统占比17.13%,雅库特血统占比16.46%。总之,这位匈奴单于具有很明显的北亚和东亚血统。
用一句话来描述这位单于,就是他有着中亚的父系和东方的母系和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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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从两个方面证明了,匈奴来自西方或中亚。
果真如此吗?
下面从人群迁徙和演化的方面探讨匈奴的来源。
2020年,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研究所与蒙古国立大学及多家合作单位在《Cell》上发表了第一作者为 Choongwon 的文章《A Dynamic 6,000-Year Genetic History of Eurasia’s Eastern Steppe》,通过分析214个古代人类全基因组数据深入探讨了六千年来匈奴及蒙古等游牧帝国崛起前及崛起后草原人群在遗传学考古学上祖源及文化的变迁史。

在青铜时代早期公元前3000左右,蒙古高原的北部和东部,主要是古东北亚人群(ANA)。在蒙古西部、新疆北部是阿凡纳谢沃文化人群(Afanasievo)、古北欧亚大陆人群(ANE)和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文化人群(BMAC,又称阿姆河文明)。

在青铜时代中晚期,蒙古高原的西部和北部为赫利克苏尔—鹿石文化(DSKC),其主体人群主要由两部分人群组成,一部分来自贝加尔湖(Baikal_EBA),另一部分与西伯利亚和中亚的辛塔什塔文化人群(Sintashta)有关,也就是说,辛塔什塔文化人群入侵了蒙古高原。在蒙古高原的东部,为乌兰朱和文化(公元前1450年—前1150年),当地土著(ANA)人群占主体地位。

在早期铁器时代,蒙古高原的文化由两部分组成,二者泾渭分明。东部为石板墓文化区(Slab Grave,公元前1000年—前300年),人群为古东北亚人群(ANA)。西部为乌尤克文化区(Uyuk),主要人群是辛塔什塔文化人群(Sintashta)和贝加尔湖人群(Baikal)

到了匈奴时代,早期铁器时代那种泾渭分明的情况不复存在,而是人群集中在中北部。关于人群的组成,主要是古东北亚人群(ANA)、昌德曼遗址人群(Chandman_IA)、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文化人群后裔(BMAC)、萨尔马泰人群(Sarmatian)、汉人(Han)和库苏古尔省青铜晚期人群(Khovsgol_L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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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匈奴时期的人群组成和地域分布,有如下思考:
一、早期铁器时代的石板墓文化区,都是古东北亚人群(ANA),而到了匈奴时期,石板墓文化区(Slab Grave)的人群来源非常复杂,这是否意味着石板墓文化区受到了入侵?
二、早期匈奴人群中的一部分与昌德曼遗址人群(Chandman_IA)的遗传成分相似,这意味着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匈奴起源于昌德曼遗址人群,另一种可能是与昌德曼遗址人群为同一文化的人群遭到匈奴入侵后融入了匈奴。那么真相如何?
三、晚期匈奴时期,昌德曼遗址人群(Chandman_IA)成分为何急剧减少,并大量增加了乌兰朱和−石板墓人群,且有一定程度的萨尔马泰人群、汉地人群成分?
四、匈奴时代,萨尔马泰人(Sarmatian)、昌德曼遗址人群(Chandman_IA)、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文化人群后裔(BMAC)大量出现在石板墓文化区,这是否意味着西部或中亚草原人群在匈奴时代大量东迁?
五、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匈奴时代,石板墓文化人群强大起来后,把西部草原人群给聚拢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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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下《A Dynamic 6,000-Year Genetic History of Eurasia’s Eastern Steppe》 论文第一作者 Choongwon 是如何划分早期匈奴的。
Choongwon的研究中有13个个体(见表1)属于匈奴早期(公元前200年—前50年),其中12个个体来自蒙古国西北部库苏尔省的Salkhityn Am (SKT)和Atsyn Gol (AST),还有一个个体来自蒙古东部的Jargalantyn Am (JAG) 。

Salkhityn Am墓地年代最晚为公元前50年,其6个早期个体形成了一个基因簇(早期匈奴—西部,下图),从全基因组水平上看,其92%遗传成分类似于昌德曼(阿尔泰—萨彦地区)乌尤克文化,少量成分与伊朗相关。

据《史记》记载,匈奴“东袭击东胡”“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隔昆、薪犂之国”,考古学者认为Salkhityn Am墓地上述6个个体,很可能是匈奴向西部扩张(公元前2世纪)后当地部族成员融入匈奴的产物。
也就是说,Salkhityn Am墓地人群原本属于昌德曼(阿尔泰—萨彦地区)乌尤克文化,后来归化为匈奴文化。
Choongwon提到另外6个早期匈奴个体,在遗传上介于早期匈奴—西部和乌兰朱和石板墓集群之间,其中四个与早期匈奴—西部(39%—75%)和乌兰朱和石板墓(25%—61%)有不同程度的血缘关联。

早期匈奴主要成分为石板墓成分和昌德曼成分
这6个个体的身世也许是了解匈奴核心人群兴起的关键。
换言之,匈奴核心人群与乌兰朱和石板墓人群关系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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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说过,匈奴单于的父系单倍群为R-Z93,其常染色体已经看不到多少来自西部欧亚地区的成分。
这意味着,匈奴单于及核心人群很早就来到了蒙古高原,并长期和蒙古高原东部人群−石板墓人群通婚。
再来看下匈奴三大单倍群:
R1a有26例,出现在9个墓地;
Q1a有21例,出现在7个墓地;
C2有7例,出现在6个墓地。
其中,Q1a和C2是石板墓人群常见单倍群。相比之下,阿尔泰山一带的Q系人群主要是Q1b。
综上可知,Q1a、C2和R1a共同创造了石板墓文化,他们是匈奴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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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回答前文中的问题:
一、匈奴人群来源复杂,主要是匈奴核心人群不断与他族联盟,以及征服他族的结果。毕竟他们在战国和秦朝时遭到中原人的打击,需要不断武装、强大自己。
二、早期匈奴人群与昌德曼遗址人群在遗传方面相似,是匈奴被中原人(燕赵秦人)打击后,北上征服昌德曼遗址人群的同族的结果。
三、匈奴晚期,昌德曼人群成分急剧减少,同时乌兰朱和-石板墓人群成分增加,间接证明了石板墓人群与匈奴的关系。
四、匈奴时代,萨尔马泰人(Sarmatian)、昌德曼遗址人群(Chandman_IA)、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文化人群后裔(BMAC)大量出现在石板墓文化区,的确意味着西部或中亚草原人群大量东迁,但这是他们被匈奴人征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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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小结:
一、蒙古高原的东部主要生活着Q1a和C2北人群,他们在3450年前创造了乌兰朱和文化,在3000年前创造了石板墓文化。
二、在乌兰朱和文化时期,或者在石板墓文化时期,匈奴单于的祖先来到蒙古高原的东部,与Q1a和C2北人群通婚,并一同创建了石板墓文化。
三、石板墓文化晚期,匈奴人的祖先南下中国北方,受到燕、赵、秦人的打击后,退到了内蒙古西部地区。他们不断结成联盟,最终形成了以头曼单于、冒顿单于为首的匈奴联盟。
四、在汉武帝的打击下,他们不断北退到大漠以北,并与西面的欧亚草原加强了联系,从而逐渐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匈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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