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契诃夫的小说《套中人》的主线单独拎出来，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
“怪人”别里科夫的特殊性格与社会之间难以调和的持续冲突，冲突的高潮是别里科夫的婚恋，冲突的结果是别里科夫的死亡，冲突的主角分别是别里科夫的性格与社会。
但别里科夫的故事只是小说的诸多故事之一，正是那诸多故事让小说的艺术价值有了被无限拔高的可能，也有了我们对“套子”的多重解读：
谁都可能是套中人，缩进“套子”里是个体与群体共同面临的一道心灵枷锁。
如果单看主人公别里科夫的故事，似乎只能将别里科夫与周围群众归入不同的阵营，“套中人”就成为别里科夫的专享称谓，“套子”就特指别里科夫性格。
一般认为，性格被视为天性，是无从改变的，那么走出“套子”是不可能的。
但如果性格可以改变呢？那到头来我们要么庆幸自己还是个正常人，要么就努力做一个与别里科夫不同，甚至更高一点，做个普通人即可：
开朗一点、勇敢一点、心宽一点，不再“什么都怕”，敢于“大声说话，寄信，交朋友，读书”，敢于“周济穷人，教人识字”。
但契诃夫努力捕捉和揭示“套子”的意义，难道只在让人意识到拥有正常性格或做个普通人的重要性？
小说设计了别里科夫“这个装在套子里的人，差点结了婚”的情节，结婚是否能被视为别里科夫对生活的某种渴望？如果他结婚了，能否走出“套子”？
契诃夫终是没让爱情去唤醒和拯救别里科夫，而是将《套中人》中的婚恋故事当作那时俄国病态的“套子”式社会的一面镜子。
所以，小说最后说：
“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却还有很多，将来也还不知道有多少呢。”
这样一句话，似乎说出了别里科夫性格的社会土壤和意义；但归根结底，别里科夫这个人物是个生活中几乎不可能存在的“怪人”，完全的别里科夫式性格也是不存在的。
他的性格太特别、太不正常——过分孤僻、胆怯、焦虑，要让普通人承认自己也具有别里科夫性格，要将他的“套子”性格视为群体心理，恐怕不太让人信服。
读完全文，就会发现别里科夫并非唯一的“套中人”，别里科夫性格也不是唯一的“套子”。
小说借伊凡内奇之口，指出社会上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套子”：
住在空气污浊、极其拥挤的城里，写些不必要的公文，老是玩“文特”。
在懒汉、无端兴讼的家伙和愚蠢而闲散的女人当中消磨一生，自己说，也听人家说各式各样的废话。
他弟弟的生活方式，性情孤僻、像寄居蟹或者蜗牛那样极力缩进自己的硬壳里去的“返祖现象”。
村长妻子玛芙拉的生活方式 辈子从没走出过她家乡的村子，从没见到过城市或者铁路，近十年来一直守着炉灶，只有夜间才到街上去走一走。
这些例子说明“套子”不仅是个人性格，更是群体心理状态。
这些具体事例证明：别里科夫的特殊个性不过是群体心理状态的一个极端表现而已。而且，小说借助布尔金和伊凡内奇的议论，别里科夫的相亲婚恋故事的实质被揭示出来
具有极端形式“套子”的别里科夫和拥有普通形态“套子”的俗人们同台演出的一场无聊闹剧。
一方面，这场婚事完全是因为周围的人没有生活目标、为填补空虚无聊做的又一件蠢事之一：
“在我们内陆，由于闲得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人们做过多少不必要的蠢事啊……比方说，这个别里科夫既然大家甚至不能想象他会结婚，那我们又为什么突然要给他撮合婚事呢？校长太太啦，学监太太啦，我们中学里所有的女士们啦，都活跃起来……好像忽然发现了生活目标似的。”
另一方面，别里科夫不过是稀里糊涂地被糊弄了而已，他也未表现出什么“对生活的某种渴望”。
他与瓦连卡见面说的第一句话是：
“小俄罗斯的语言那么柔和，那么动听，使人联想到古希腊语言。”
小说指出他所教的古希腊语言，实际上对他来说也无异于他的套鞋和雨伞，使他借以逃避现实生活。
事实上，别里科夫这个“怪人”根本就是这场婚恋的局外人，所以小说写道：
“结婚的决定好像对他起了有害的影响，他瘦了，脸色苍白了，似乎更深地钻进他的套子里去了。”
不应仅仅因为别里科夫的抗拒，这场被“套子式”的社会民众无端撮合的“套子式”的婚恋就应该被视为别里科夫的对立面，因为在本质上二者是同流合污的，只不过别里科夫更像是特殊个性使然。
小说对“套子”辖制社会的原因也做了解释：
“遇事就屈服，容让……问题就在这儿”，并表达了对“套子”的否定：“不行，再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了！ ”
这就不仅将“套子”从性格悲剧引向社会悲剧，也指出了“套子”的人为性以及可改变性。
“套子”既是一种病态性格，也是一种需要改变的、普遍的、病态的群体心理状态，那么做回普通人不仅是不够的，更是不可能的。
“套子”式的性格和社会之所以会导致“乱糟糟的”局面，是因为人群缺乏共识，缺乏目标，因而缺乏改变的意愿和勇气，所以不合理的事情一再发生，整个社会呈现出混乱的状态。
这即是“套子”的群体心理含义。
契诃夫是“套子”的觉察者、思考者和表现者，“套子”几乎是他着力捕捉、分析和表现的核心意象。
在小说《没有意思的故事》中，他几乎写出了对“套子”的所有认识和判断。
在这部小说里，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斯捷潘诺维奇在临终前发现自己的一生其实并没有旁人想象的那么成功，他的家庭实际上庸俗不堪，他也并不幸福。
其养女卡嘉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症结所在，并给出了她认为正确的做法：
“您首先应该做的是跟您的家庭一刀两断，一走了事。”
卡嘉也不幸福，她想当演员，但没有成功；婚姻也失败了。
斯捷潘诺维奇指出了养女的问题：
“你从没做过什么事使人和事变得好些。你并没有向坏现象作斗争，你只是厌倦了，你并不是因为斗争而受了难，却是因为软弱才受的难。”
在小说结尾，斯捷潘诺维奇发现自己周围的最亲近的人要么庸俗、要么堕落，而主要原因就是自己一直以来心平气和地对待一切，正是这种心平气和纵容了各种不良风气蔓延和腐化。
主人公心平气和对待腐化的庸俗生活的原因，是他没有充分理解自由的可贵，也毫无行动，正如他说的：
“个人自由的感觉，这却是俄国作家所缺少的……他们处心积虑，谨慎小心，工于心计，可是既没有自由，也没有要写什么就写什么的勇气，因此也就谈不上创作。”
“以前每逢我想了解别人或者自己，所考虑的总不是行动，行动是受各种条件制约的，我考虑的是欲望。”
可见，在《没有意思的故事》里，已经出现了与“套子”问题有关的几乎所有要点：
某种更高、更合理的生活目标、生活方式、人生信仰，对自由、独立的向往，和不良现实一刀两断的决心、持续斗争的勇气，对行动的重视。
如此，可以说契诃夫笔下的“套子”的完整含义应为：
这是一种无视时代发展变化的固步自封、因循守旧的个人或社会状态，以及在这种社会状态里熏陶出来的麻木不仁或者是害怕改变的社会心理。
他揭露“套子”的目的是号召人们勇敢走出“套子”，即为了更高、更合理的人生和社会目标而打破这道心灵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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