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持:丁 剑
嘉 宾:王民德、陈震生、陈一耕
肖文飞、董 玮、唐书安
主 办:北京尚艺书院
时 间:2020年1月8日
地 点:北京宋庄一木美术馆
不 藏 拙,坦 坦 荡 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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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书之初”,这个题目非常好。我是1978年接触书法,我们那一代人学书法的初衷,没有太多的功利心,也不是为了当书法家,就是出于爱好。幸运的是,在我学习书法的年代,民国时代的一些老先生还在,他们的人格、学养、艺术态度、生活方式,还保留着民国时代的名士范,对我的影响是蛮大的。
我是在青岛读中专的时候接触书法,当时15岁。我们学校有个退休的老教师——张书年先生,在青岛名气很大,大街上到处他题的牌匾,当年中山路上的“青岛饭店”、“天真照相馆”、“春和楼饭庄”都是他题的,写王铎一路的行书,题牌匾特别有精气神。他是退休后返聘,在学校图书馆当管理员。他教我书法,写柳体,《神策军碑》《玄秘塔碑》都写过,总是不得要领。每周交两次作业,就是应付事。老先生也不怎么督促,每次看完作业,指点几句,然后自己练。张先生总是说,写书法要先立骨架,就像做人,骨架长不好,人就不精神。张先生的这个观点,对我影响很大。老先生是沧州人,年轻时是公子哥,喜欢武术、骑马、唱京剧,我不知道他把书法放在生活的什么位置,但京剧肯定是排在前面的。记得有一年学校开联欢晚会,他登台清唱了一段《打渔杀家》,唱的哪一出我不知道,只记得中气十足,唱完台下掌声一片。
我接触的那些老先生,教我写字,好像都不太把书法当做什么了不起的事,也不严格,很少讲具体的技法。就是选一个帖,让你临,看作业也讲得粗略,告诉你一个方向,让你自己学。先生们教书法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循序渐进。记不得,也没有必要急,因为那个时代生活的节奏还很慢。
我中专毕业后回到青州老家,在一家医院工作,遇到了书法上的启蒙恩师严丞村先生。严先生是欧阳中石先生在济南读中学时的体育老师,也算是欧阳先生书法上的启蒙老师。欧阳先生对严老师非常敬重,曾专程去青州看望过老先生,严先生的墓碑也是欧阳先生写的。严先生写魏碑,1940年代在济南教书时,和民国时山东一带的碑学大家金棻、著名画家黑伯龙等交谊甚厚。1950年代后到益都师范担任体育教师,就留在了青州。严先生当时教我写了一年多《张黑女墓志》,但先生总是夸奖,很少批评。后来我和老师说,还是喜欢隶书,其实也不是真喜欢隶书,就是写魏碑写烦了,想换个帖试试。严先生当然看得明白,也不勉强,就对我说:“我隶书写得不在行,青岛的高小岩、曹和彤隶书写得好,他俩都是我朋友,我给他俩写封信,你可以跟他们学。”严老师就引荐我去青岛拜访两位老先生。其实严老师写的隶书很棒,只是觉得高先生、曹先生的隶书要胜过自己,所以让我去跟他们学。这就是民国一代老先生的胸怀,不藏拙,坦坦荡荡,有君子之风,没有任何门户之见。不光严先生有这样的胸怀,很多老先生都这样。记得我跟曹和彤先生写隶书一年多,落款的行书写得很幼稚,曹先生就对我说:“行书很重要,我的行书也不好,你去跟杜松琴先生学,他的行书写得好。”杜松琴先生在青岛很有声望,行书取法米芾,写得厚重,我认为杜先生的行书,放在20世纪书坛也是一流的人物,只是因为地域限制,没有得享大名。曹先生就给我写了封引荐信,让我跟杜先生学写行书。当时杜先生住在青岛的莱阳路,老先生特别客气,不怎么谈书法的大道理,就让我写《蜀素帖》。后来我还跟青岛的张叔愚先生写过一段时间篆书,也是曹和彤先生引荐的。
除了前面提到的先生们,书法上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魏启后先生。25岁前,虽然我拜了很多老先生,但都不用功,也就在隶书上勉强算开了窍。20岁以后开始写诗,写现代诗,就不怎么写字了。后来一个偶然的机缘,我的诗歌老师孔孚先生到青州,看到我的字,对我说:“你写字的天赋很好,我没有时间教你,我给魏启后写封信,你跟他学书法吧,写诗也好,写字也好,不要太执着,不要着相,艺术这种事,一着相就落入下乘了。”就这样,我带着孔孚的信去拜访魏启后老,跟他学了七年,主要写米芾,隔两个月去济南一次,让他看作业。魏老教书法也很少教具体的技法,看作业,总是先鼓励一番,然后再提一些问题,让学生很受用。魏老当时住在工商银行的宿舍楼,客厅不大,家里求字的人又多,每一次我让他看作业,他都是对求字的人说:“你们先等一下,这是从外地来的朋友,我要先忙我们的事情。”然后把作业一张一张打开,认真地看,但很少说具体的看法。我第二次去拜访魏老,提出拜师,魏老说:“这不行,你是孔孚老师的学生,我不可以收你为徒,我们就是同道书友。”记得有一年在魏老家,遇到顾亚龙和张荣庆、聂成文去看望魏老。魏老说:“机会难得,让张先生、聂主席帮你看看字。”聂先生很客气,说:“你是魏老的学生,魏老是大家,还是听魏老的。”魏先生忙说:“我们不是师徒关系,是书友,书友。”这就是老先生对师徒门规的态度,让人感动。
啰嗦了这么多,是想和大家分享,三十年前的那种学习环境和今天很不一样了。另外,那一代的老先生,他们对书法的态度,跟今天也大不一样,究竟有什么不同,我觉得可以大致用两个字来概括,“无用”,也就是没有功利心,他们从没有把艺术当做一种职业。在那一代先生看来,书法就是修身养性的东西,你有天赋,热爱艺术,再没有功利心,只要方法得当,肯用功,就能把字写好。
他们授徒的方式也和现在不一样,他们的教学方法是循序渐进,比如说,他要你临哪个贴,然后根据你临帖的程度,给你指出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他们认为学书法,学艺术,是急不得的,教学的节奏非常慢,因为没有功利心嘛。我接触的老先生,不怎么讲具体的技法,也不讲什么文化的大道理,讲什么呢?现在想起来,他们给予学生的,是一种艺术态度和生活态度,是一种享受艺术的态度。再就是教给我们一种判断,告诉我们哪是好的,哪是不好的。我记得很多年前读到过汪曾祺先生的一篇文章,回忆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唐兰先生讲《花间词》,操着无锡腔声情并茂地吟诵,读到会心处,突然叫声“好,真好”,学生想听听好在哪里,但唐兰先生不讲,只是吟,一堂课就这么在吟诵中结束了。我在想,唐先生教给学生的,就是一种判断。我的老师中,像魏先生也是这样。我有一段时间沉迷王铎,那个年代王铎书风弥漫书坛,我曾经拿一张取法王铎的字给先生看,他告诉我,还是米芾好,王铎是王羲之比较差的“学生”,为什么王铎不好,他不讲,我也不敢问。那时候做学生的都这样,就是听老师讲,一方面可能是出于一种虚荣心,另一方面是对老先生敬畏。过去多年以后,再回头看,从内心佩服魏先生的眼光,他教给我的是一种艺术判断力,而不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我。
我受教过的老先生,他们对学问的态度,很谦恭,从不咄咄逼人,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你。他们看学生的字都非常认真,看到你的书法有什么缺点,也不是一股脑的批评,而是要给你一个解决之道。记得有一次我去拜访卢沉先生,那天带了几十张字,他一张张看,一句话不说。期间他家的狗在叫,他过去训狗,然后回来继续看字,还是不说话,我心里直发毛,想听听先生到底有什么看法。看完我的作品,大概用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说什么意见。他的画案上放着一本刘熙载的《艺概》,然后跟我聊这本书,聊流行书风,对我的字自始至终没有作任何评价。几天后我再去看他,一见面他对我说:“那天你带来的字,存在一些问题,建议你写一段时间的章草看看。”其实卢先生看出太多的问题,只是一时没有想出解决办法,所以不讲。我按卢沉先生的建议写章草,半年后再看原来的作品,完全不一样,才知道先生的深意。
当然我们这代人比较幸运,没有太多的生活压力,不像今天,写字好像已经成了一种职业,书法家要靠艺术糊口,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想法,也没有这种压力。这就是我的“受书之初”,分享给大家,希望能有一点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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