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持：丁 剑
嘉 宾：王民德、陈震生、陈一耕
肖文飞、董 玮、唐书安
主 办：北京尚艺书院
时 间：2020年1月8日
地 点：北京宋庄一木美术馆
不 藏 拙，坦 坦 荡 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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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书之初”，这个题目非常好。我是1978年接触书法，我们那一代人学书法的初衷，没有太多的功利心，也不是为了当书法家，就是出于爱好。幸运的是，在我学习书法的年代，民国时代的一些老先生还在，他们的人格、学养、艺术态度、生活方式，还保留着民国时代的名士范，对我的影响是蛮大的。
我是在青岛读中专的时候接触书法，当时15岁。我们学校有个退休的老教师——张书年先生，在青岛名气很大，大街上到处他题的牌匾，当年中山路上的“青岛饭店”、“天真照相馆”、“春和楼饭庄”都是他题的，写王铎一路的行书，题牌匾特别有精气神。他是退休后返聘，在学校图书馆当管理员。他教我书法，写柳体，《神策军碑》《玄秘塔碑》都写过，总是不得要领。每周交两次作业，就是应付事。老先生也不怎么督促，每次看完作业，指点几句，然后自己练。张先生总是说，写书法要先立骨架，就像做人，骨架长不好，人就不精神。张先生的这个观点，对我影响很大。老先生是沧州人，年轻时是公子哥，喜欢武术、骑马、唱京剧，我不知道他把书法放在生活的什么位置，但京剧肯定是排在前面的。记得有一年学校开联欢晚会，他登台清唱了一段《打渔杀家》，唱的哪一出我不知道，只记得中气十足，唱完台下掌声一片。
我接触的那些老先生，教我写字，好像都不太把书法当做什么了不起的事，也不严格，很少讲具体的技法。就是选一个帖，让你临，看作业也讲得粗略，告诉你一个方向，让你自己学。先生们教书法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循序渐进。记不得，也没有必要急，因为那个时代生活的节奏还很慢。
我中专毕业后回到青州老家，在一家医院工作，遇到了书法上的启蒙恩师严丞村先生。严先生是欧阳中石先生在济南读中学时的体育老师，也算是欧阳先生书法上的启蒙老师。欧阳先生对严老师非常敬重，曾专程去青州看望过老先生，严先生的墓碑也是欧阳先生写的。严先生写魏碑，1940年代在济南教书时，和民国时山东一带的碑学大家金棻、著名画家黑伯龙等交谊甚厚。1950年代后到益都师范担任体育教师，就留在了青州。严先生当时教我写了一年多《张黑女墓志》，但先生总是夸奖，很少批评。后来我和老师说，还是喜欢隶书，其实也不是真喜欢隶书，就是写魏碑写烦了，想换个帖试试。严先生当然看得明白，也不勉强，就对我说：“我隶书写得不在行，青岛的高小岩、曹和彤隶书写得好，他俩都是我朋友，我给他俩写封信，你可以跟他们学。”严老师就引荐我去青岛拜访两位老先生。其实严老师写的隶书很棒，只是觉得高先生、曹先生的隶书要胜过自己，所以让我去跟他们学。这就是民国一代老先生的胸怀，不藏拙，坦坦荡荡，有君子之风，没有任何门户之见。不光严先生有这样的胸怀，很多老先生都这样。记得我跟曹和彤先生写隶书一年多，落款的行书写得很幼稚，曹先生就对我说：“行书很重要，我的行书也不好，你去跟杜松琴先生学，他的行书写得好。”杜松琴先生在青岛很有声望，行书取法米芾，写得厚重，我认为杜先生的行书，放在20世纪书坛也是一流的人物，只是因为地域限制，没有得享大名。曹先生就给我写了封引荐信，让我跟杜先生学写行书。当时杜先生住在青岛的莱阳路，老先生特别客气，不怎么谈书法的大道理，就让我写《蜀素帖》。后来我还跟青岛的张叔愚先生写过一段时间篆书，也是曹和彤先生引荐的。
除了前面提到的先生们，书法上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魏启后先生。25岁前，虽然我拜了很多老先生，但都不用功，也就在隶书上勉强算开了窍。20岁以后开始写诗，写现代诗，就不怎么写字了。后来一个偶然的机缘，我的诗歌老师孔孚先生到青州，看到我的字，对我说：“你写字的天赋很好，我没有时间教你，我给魏启后写封信，你跟他学书法吧，写诗也好，写字也好，不要太执着，不要着相，艺术这种事，一着相就落入下乘了。”就这样，我带着孔孚的信去拜访魏启后老，跟他学了七年，主要写米芾，隔两个月去济南一次，让他看作业。魏老教书法也很少教具体的技法，看作业，总是先鼓励一番，然后再提一些问题，让学生很受用。魏老当时住在工商银行的宿舍楼，客厅不大，家里求字的人又多，每一次我让他看作业，他都是对求字的人说：“你们先等一下，这是从外地来的朋友，我要先忙我们的事情。”然后把作业一张一张打开，认真地看，但很少说具体的看法。我第二次去拜访魏老，提出拜师，魏老说：“这不行，你是孔孚老师的学生，我不可以收你为徒，我们就是同道书友。”记得有一年在魏老家，遇到顾亚龙和张荣庆、聂成文去看望魏老。魏老说：“机会难得，让张先生、聂主席帮你看看字。”聂先生很客气，说：“你是魏老的学生，魏老是大家，还是听魏老的。”魏先生忙说：“我们不是师徒关系，是书友，书友。”这就是老先生对师徒门规的态度，让人感动。
啰嗦了这么多，是想和大家分享，三十年前的那种学习环境和今天很不一样了。另外，那一代的老先生，他们对书法的态度，跟今天也大不一样，究竟有什么不同，我觉得可以大致用两个字来概括，“无用”，也就是没有功利心，他们从没有把艺术当做一种职业。在那一代先生看来，书法就是修身养性的东西，你有天赋，热爱艺术，再没有功利心，只要方法得当，肯用功，就能把字写好。
他们授徒的方式也和现在不一样，他们的教学方法是循序渐进，比如说，他要你临哪个贴，然后根据你临帖的程度，给你指出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他们认为学书法，学艺术，是急不得的，教学的节奏非常慢，因为没有功利心嘛。我接触的老先生，不怎么讲具体的技法，也不讲什么文化的大道理，讲什么呢？现在想起来，他们给予学生的，是一种艺术态度和生活态度，是一种享受艺术的态度。再就是教给我们一种判断，告诉我们哪是好的，哪是不好的。我记得很多年前读到过汪曾祺先生的一篇文章，回忆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唐兰先生讲《花间词》，操着无锡腔声情并茂地吟诵，读到会心处，突然叫声“好，真好”，学生想听听好在哪里，但唐兰先生不讲，只是吟，一堂课就这么在吟诵中结束了。我在想，唐先生教给学生的，就是一种判断。我的老师中，像魏先生也是这样。我有一段时间沉迷王铎，那个年代王铎书风弥漫书坛，我曾经拿一张取法王铎的字给先生看，他告诉我，还是米芾好，王铎是王羲之比较差的“学生”，为什么王铎不好，他不讲，我也不敢问。那时候做学生的都这样，就是听老师讲，一方面可能是出于一种虚荣心，另一方面是对老先生敬畏。过去多年以后，再回头看，从内心佩服魏先生的眼光，他教给我的是一种艺术判断力，而不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我。
我受教过的老先生，他们对学问的态度，很谦恭，从不咄咄逼人，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你。他们看学生的字都非常认真，看到你的书法有什么缺点，也不是一股脑的批评，而是要给你一个解决之道。记得有一次我去拜访卢沉先生，那天带了几十张字，他一张张看，一句话不说。期间他家的狗在叫，他过去训狗，然后回来继续看字，还是不说话，我心里直发毛，想听听先生到底有什么看法。看完我的作品，大概用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说什么意见。他的画案上放着一本刘熙载的《艺概》，然后跟我聊这本书，聊流行书风，对我的字自始至终没有作任何评价。几天后我再去看他，一见面他对我说：“那天你带来的字，存在一些问题，建议你写一段时间的章草看看。”其实卢先生看出太多的问题，只是一时没有想出解决办法，所以不讲。我按卢沉先生的建议写章草，半年后再看原来的作品，完全不一样，才知道先生的深意。
当然我们这代人比较幸运，没有太多的生活压力，不像今天，写字好像已经成了一种职业，书法家要靠艺术糊口，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想法，也没有这种压力。这就是我的“受书之初”，分享给大家，希望能有一点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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