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让之(1799-1870)清末著名书画篆刻家。原江苏江宁人,自父吴明煌起移居仪征,晚年流寓泰州。原名廷飏,字熙载,50岁后更字让之、攘之,号让翁、攘翁、晚学居士、晚学生、方竹丈人、言庵、言甫、难进易退学者。斋堂为晋铜鼓斋、师慎轩。吴让之小学功力很深,画作士气盎然,书法篆隶行草无所不能,且精金石考据之学。篆刻初宗汉印,悉心摹仿,后师邓石如,参以己意,晚年之作入化境。一生刻印以万计,破前人藩篱而自成面目,印文方中寓圆,刚柔相济;用刀或削或披,流畅自然;布局应情处理,极尽变化之能事。存世有《吴让之印谱》、《晋铜鼓斋印存》4卷、《师慎轩印谱》、《吴让之手批印存》,及《匏瓜室词》和金石考证著作《通鉴地理今释稿》16卷等。传入《清史稿》。 中国的篆刻艺术在明代中期进入了作为“艺术欣赏”的探索阶段,到了清代,篆刻艺术才呈现出争奇斗艳的气象———程邃、丁敬、邓石如、吴让之、吴昌硕等篆刻奇才纷纷涌现,邓石如开创了“圆劲”一派,吴让之承继了这一创造,特别在刀法上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篆刻在“用刀上开法门的大师”。
一
吴让之出生于清嘉庆四年(1799年),早年居住在仪征,青年时期因从事科考,每三年两考,他都要往返于仪征、泰州(扬州府八属之贡院时设于此)。吴让之最终只被录取为“生员(秀才)”,仅是一个普通的县学“诸生”,但从这时起,他和当时泰州的文人雅士有了比较多的交往,建立了友谊。
中年后,吴让之长期寓居扬州。据清董玉书《芜城怀旧录》记载,吴让之在扬州时,曾住在石牌楼观音庵。当时观音庵内还寄居着画家王素,“王画吴字”为时推重,士大夫家皆以“非王画吴书不足相配”论之。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吴让之受宿迁王惜庵之托,以枣板续刻高凤翰集撰的《砚史》后半部分。此书刻成时他题有长跋,其中谈到“余于今年分典文汇阁秘书”并曾“分辑《南史》注”。扬州文汇阁是清代收藏《四库全书》的七阁之一,这里本是吴让之的用武之地,但为时不久,在清兵对太平天国的作战中,文汇阁付之一炬。
清咸丰三年(1853年),吴让之54岁,为避战乱,他流寓到了好友较多的泰州,其朱文印《再生人》边款云:“咸丰三年由扬避乱来海陵”。吴让之定居泰州,前后长达十数个春秋,首寓时为泰州首富的姚正镛(仲海)家。汪鋆(砚山)作为吴让之的仪征同乡,曾随吴学艺,他在《扬州画苑录·吴让之》中说:“鋆乱后师事之,终日晤于泰州姚氏迟云山馆。”吴让之在姚家,先后为姚治印120方。吴让之在泰期间,还相继客寓岑镕(仲陶)、
陈守吾、朱筑轩、徐震甲(东园)等名门,后又在刘汉臣(麓樵)家居3年之久,并曾朱书《说文》一部赠之,文末有“寄食三年,无以为报”的亲笔跋语。吴让之寓刘汉臣家不仅为其子弟课读,还为刘治印88方,刻砚一方,书画多幅。咸丰四年(1854年)甲寅八月,刘汉臣新居落成,吴让之特隶书长联一副:“势不因人,翁之乐者山林也;居虽近市,客亦知夫水月乎”上款题曰:“麓樵以高西园先生所集联文属书泰州姜堰新居,以其文与近况有合故尔。”
清同治三年(1863年),书画篆刻家赵之谦(撝叔)托好友魏锡曾(稼孙)将自己的印蜕带到泰州给吴让之品评,赵之谦一印边跋有云:“息心静气,乃是浑厚。近人能此者,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吴让之看后颇为感动,除对赵印作了中肯评说外,并冒酷暑即兴挥汗刻“鉴古堂”、“赵之谦”等白文四印,印作方圆相参,疏密相应,实现了轻灵古拙、浑厚平实的统一,堪为吴让之篆刻艺术成熟期的代表作。魏锡曾在泰时,“精心集拓了吴让之手边自用印和代刻印计120方,一式20份,其中装订成本式谱正副两部,让翁当场在谱后题了跋,自谦:‘六十年刻以万计,从未留一谱,自知不足存尔,就箧中自用者印以求正,不值一笑。’”(朱学纯《吴让之寓泰二三事》)当年七月,赵之谦收见此谱,遂撰长序《书扬州吴让之印稿》:“今年秋,稼孙自泰州来,始为让之订稿……”
战火弥漫,故园萧寂。吴让之寄寓泰州,虽得旧友新知的同情与关怀,但伤感之情仍不时在诗文中流露。他在为杨石卿所作的《秋林诗思图》题句中写道:“乌桕丹枫叶渐凋,杜陵蓬鬓感萧萧。奚囊收得秋光满,聊与西风破寂寥。”在泰州,吴让之常与当地名士墨客雅集唱和,分题拈韵,集锦作画:
东风吹我到城西,春情忽被子规啼;春色满园题不得,举目唯见草萋萋。我本天涯一布衣,才疏学浅知音稀;腰间徒挂三尺剑,壮志昂昂未敢违。凄凉迢迢十里路,烽烟逼近年华暮。有人劝我读文章,国家已被文章误;有人劝我隐山林,巢许之风余不慕。我生还乐耕钓翁,莘野渭滨终有遇。予心常忧忧,余怀未敢休。来吟诗一首,去饮酒一瓯。诗可以解忧,酒可以消愁。白云冉冉归山径,溪水迢迢空自流。青山一夜还家梦,画角声中万树秋。聊以此语赠主人,庶可引君为同俦。主人问我居何处,城西城西听雨楼。(吴让之《题城西草堂图》)
诗中透现着吴让之忧时伤事的心境,但正因环境所迫,穷而后工,形成了吴让之生活上“题品云山归画卷,收罗风月入诗篇”的超然态度。
“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常相见。”晚年吴让之,已穷困潦倒般借居于泰州东坝口观音庵,他曾撰八言联自嘲:“有子有孙,鳏寡孤独,无家无室,柴米油盐。”同治九年(1870年),吴让之离世,终年72岁。
完白书从印入,印从书出,其在皖宗为奇品、为别帜,让之虽心摹手追,犹愧具体,工力之深,当世无匹。
——清代·魏锡曾
让翁平生固服膺完白,而于秦汉印玺探讨极深,故刀法圆转,无纤曼之习,气象骏迈,质而不滞,余尝语人:学完白不若取径于让翁。
——近代·吴昌硕
让之姿媚,一竖一横,必求展势,颇为得秦汉遗意,非善变者,不克臻此。
——近代·黄宾虹
吴熙载篆书纯用邓法,挥毫落笔,舒卷自如,虽刚健少逊,而翩翻多姿,有他新的面目。他在文艺方面把主要精力放在刻印上,运刀迅疾,圆转流畅,功夫精熟,无论朱白文,在继承邓石如的基础上,都有新的创意,形成他自己的独特风格。特别是那种轻松澹荡的境界,邓石如谱中不曾有过。
——现代·沙孟海
邓石如的皖派吸取了《三公山碑》、《禅国山碑》的体势与笔意,形成了雄浑圆劲的风格,至吴熙载用刀如笔,已登峰造极。
——现代·钱君匋
吴让之在用刀上继承了邓氏的衣钵,对汉印的深入理解,“手指皆实”的扎实功力,以及他在邓氏用刀基础上辅以浅入的处理,神奇地调动了刀背部分的作用,刃、角、背的三向并施,一如用笔的八面出锋,使其镌刻的线条,无论是朱白细粗之笔,皆能赋以刀的韵律、刀的生命,刀下的线条,元气淋漓,本身就具备了可圈可点的审美价值。可以这样认为,无论吴氏印章的配笔、章法、气质是否能为我们所理解击赏,然其用刀之妙,当是众口皆碑,无懈可击的。近世吴昌硕、黄牧甫的用刀,无不得益于攘翁。这本身就足以说明吴氏是用刀上开法门的大师。
——当代·韩天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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