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家”本来是指那些在学术、学知和事业上成就卓著人士，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却把普通百姓称为 “大家”，其实，百姓与“大家”的区别并不是表现在思想水平和学术成就的高低，而是表现在社会地位上。如果我们不去看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我们就很难区分百姓与大家，也很难分辨“大家”之间的区别，有的时候，人们不禁要问，“我们还能相信谁呢？
一、狂傲不羁的理论家与小脚女人
社会理论家与科学家的区别在于，社会理论家是依据众多的社会现象，分析归纳探求社会发展规律的，但由于它本身又受知识与习俗、秉性与性格，法律与道德约束，因此，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法律规定理论家要为其理论预想负实际的法律责任，也没有任何一种权力从道德标准上，限制、禁止你的自由思想和自主的理论研究行为。像美国宪法规定，国家不得立法限制言论自由。所以，理论家的研究范围、方法以及研究成果都是不受法律制约，反而法律却要保护其研究成果不受侵犯。从这一点上讲，社会理论家和科幻科学家有一点相像之处，把希望都寄托于未来。
科学家的工作深受自身道德和法律双层标准制约，科学家之间自由、平等的研究，严谨、数字的探讨，是社会理论工作者不敢想象的。尽管值得社会理论家借鉴，但是，社会理论学者存在的意义并不在于它的理论有多重要，被人类运用多少，或者是为人类创造多少经济效益，而在于他们对同一个问题，都独立的思考、自主的意识，始终与众不同，从不同角度记录了人类的历史，以不同形式撩开了的情感心扉，用感觉敲击出不同民族的文化拍节，拿不同文字提炼出人类共同拥有的价值理念，靠奇思异想创造出内容产品抚慰人类心灵，与市场和科技结合打造出最具有扩张能力文化经济。如果要求社会理论学家像科学家严谨态度，丝毫不差的数字与逻辑转变工作作风，如果用裹脚布栓绑着理论家的手脚，这世界就会由缤纷多彩的人间天堂变为沉闷晦暗的地狱。
政治家也好、企业家也好，如果你要想运用某种社会理论去改造社会或开拓市场，一定要慎而又慎。在运用这些理论时，有三个问题是必须考虑得，一是要规避法律风险，履行完整的法律程序；二是要规避社会风险，摸着石头过河；三是避免遭遇社会道德的谴责，不要试图改变人们的道德习俗和文化血脉。
政治家是社会实践者，它不能像社会理论家那样洒脱，不计后果的对事物作出判断。政治家在处理社会事物时，尤其是在协调社会关系时，不能像科学家那样运用严密的计算，精确的数字，发现未来社会的“物质结构”，也不能根据客观规律的逻辑演绎出未来社会的目标模式，他必须依据法律和合法程序，在各种文化群体、利益组织之间做出公正评判，在不断试错、纠错的过程中协调各方社会关系，推动社会进步。
政治家的行政效率与经济效率不同，它不是能用数字计算出来的，但这并不是说没有衡量政治家效率的标准。在西方政治学中就有人认为社会正义与社会公是衡量政治家的天平，也有认为政治家的天职就是实现社会效率的最大化。正义与效率博弈的背后隐含着巨大的利益纷争，正义能有效地实现社会公正，但必然损害效率；效率能为实现社会公正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效率本身并没有社会正义的含义。这种漫无边际的理论争端，使政治家左右为难，只能谨慎地在正义与效率之间做出选择。所以，西方社会的进步都是伴随着政治家豪情与政治理想的消解、各种政治集团的相互制约而最终实现的，因此，我们把西方政治家称作为受气的“小脚女人”。
二、奔放豪气的政治家与指鹿为马
中国政治家与西方的政治家本质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源于文化基因。秦二世时，丞相赵高野心勃勃，日夜盘算着要篡夺皇位。可朝中大臣有多少人能听他摆布，有多少人反对他，他心中没底。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准备试一试自己的威信，同时也可以摸清敢于反对他的人，于是赵构就导演了一场“指鹿为马”闹剧。“指鹿为马”的故事尽人皆知，由于文化的认同度较高，长期受传统文化熏陶中国政治家们在施政时，自然而然养成指鹿为马的习惯。这种文化印记是一种民族思维符号和遗传基因，文化氛围注定了每个人成长路径，只要你的角色发生转变，你要命随声附和，要么指鹿为马，别无二样。
中国没有出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家，当然也就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理论学者，即使有学者坚持了己见，但也并非摆脱了传统知识分子所崇尚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文化痼疾。中国古代帝王谙熟音律，但并不热衷于理论，他们一方面对各类社会理论要么焚书，要么罢黜；另一方面也允许司马迁、司马光等异己学者编撰《史记》、《资治通鉴》等以警示世人。到了明朝永乐年代，大明皇帝朱棣想做一个与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齐名的君主，也想造成万国来朝的中央大国地位，于是，他便集中三千名士编纂《永乐大典》，以此显示国威、政威。到了清代，康熙大帝也效仿前人，倾国力主编《康熙字典》尽显示国威。这些虽然与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相距遥远，但也总结中国的帝王之术，显示了帝王的大智大勇，虽然“文字狱”是个别时期特殊手段，但它的威慑力量其大无比。不论你是否想挑战王权，如果你敢挑战帝王的学说、瞬间意志或忌讳，灭顶之灾可能就不是你一个。
三、“老中医”爱上了“听诊器”
中国政治理论争论也是相当激烈的，由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别于西洋人，社会理论家的专注点在于为帝王寻求治国之道，争论的焦点也是围绕如何更好地治理民众，更好的维护好统治阶级的利益展开的，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一开始就在为争宠而献媚，而对于皇权是否合乎法度的争论却噤若寒蝉，所谓的百家争鸣只不过是针对有效的治理民众的大鸣、大放，真的遇到霸气十足，善于开一些“焚书坑儒”或“罢黜百家”，或“引蛇出洞、一网打尽”政治玩笑的政治家，理论家的科幻冲动和幼稚便云消雾散。
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家开始反思用“儒学”把脉国家社会病灶的实际作用，转而相信西学，像孙中山、鲁迅等有志于国家命运青年都远赴重洋学习西医。他们回国后无一列外地热衷于社会发展理论，乐于著书立说，因为成为理论“打假”是你想成为政治家或领袖的前提。
其实，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早期也是以医治群众疾病为契机、以洋教为依托，通过著书立说把自己塑造成为天父之子，领导了一场“全新”农民革命。洪秀全以理论神化自己，竭力把自己美化为上天的代言人，最终还是过了一把中国农民皇帝的瘾。孙中山依据西方的民主理论，创造了中国的“三民主义”，第一次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孙中山也就成为中国的新圣人，被称为“国父”。“国父”的圣威被国民政府假借后，“三民主义”的学说与封建专制也就没有了本质的区别。人们搞不清楚在西方行之有效民主制度，到中国后就异化为失魂落魄的政党专制主义。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论”，迎来中国社会主义的胜利。建国后，毛泽东理论创新的热情被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所取代，他虽然成功地领导了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革命，证明了“西医”革命理论对于“中体”革命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是，机械的模仿、狂热激情和诗人的浪漫一旦钳制着亿万人民的智慧，此时的普通百姓都像“大家”一样振振有词，张嘴必吻“物质”，闭眼必有“意识”，当“大家”真的成为了大家时，大家也就羞愧难当了。
从古暨今，中国历代政治家对于思想统一的问题，表现出高度的一致，统一思想的手段也大致相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现代的“引蛇出洞”；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灯塔式引航；雍正的“文字狱”与“反革命罪”的设立，几千年的跨度并没有消磨掉纲常礼仪的文化精髓。
中医是按中华文化中的阴阳平衡说治病的，中国政治家在医治社会病时大多也是依据这一原理，他们认为稳定是政治家的第一要务，与中医的阴阳平衡都源于中华文化。由于历代统治者都把建立超稳定社会作为施政中心，为此，政府与官员都不惜牺牲行政效率而追求社会稳定。纵观五千年的中国历史，稳定与动乱是交替上升的，动乱的局面还略占上风。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政治家一直没有跳出复制历史的文化禁锢，社会形态也循环往复地稳定在起点上。
四、被烧死布鲁诺与试图改变世界的马克思
布鲁诺（Giordano Btuno，1548-1600）， 意大利哲学家和思想家，因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中国的学者不会为这些与自己利益无关的事情与统治者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无谓的争端，但可以为“知己者死”，以证明自己忠诚不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中国人大脑中的脑细胞与含脑量小于西方人的数据，但从中国钙片销量上看，中国人骨质含钙量明显小于西方人，实际上，中国的知识分子更需要的是大脑补钙。
布鲁诺（Giordano Btuno，1548-1600）经历过《永乐大典》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政治家面前也有得意的时候。在中国，甚至于在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一些看似自由的知识分子也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君民之间，知识分子难以找到合适的历史定位。居庙堂之高心虽然系着老百姓，但由于既得政治待遇和巨大的经济利益俘获，铁一般的纲常礼教禁锢，他们对百姓的怜悯也只能停留精神隐痛的层面里。一旦他稍有不慎被贬谪江湖山野之中，便悔恨终身，忧君、惧君、念君之心油然而生。
布鲁诺就没有中国儒士智慧和应变技巧，他坚持自己的观点仅仅是因为他自己研究和发现，他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它的与众不同，尤其是有悖于教皇的教旨。布鲁诺是快乐的、也是自由的，因为他至始至终都没有在意教会的意志、君王的爱好和百姓的期望。布鲁诺是个科学家，但他自愿担负起用科学批判经院哲学和神学责任，引起了宗教的恐惧和仇恨。1592年，布鲁诺在威尼斯被捕入狱，在被囚禁的八年中，布鲁诺始终坚持自己的学说，最后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他没有心系百姓，忧国忧民之壮举，但他却把黑暗的夜空捅了个窟窿，给百姓带来了永远的阳光。
马克思是一个务实的理论家，他重视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重视用科学去证明社会发展规律的存在，它更注重用社会实际修正、弥补理论构想的缺陷。巴黎公社短暂的、点滴社会实践令马克思欣喜若狂，他不失时机地在实践中提升了自己的理论。遗憾的是，他没有亲眼看到他做梦也想通过大规模的社会实践，以证明自己理论创造的科学含量。
马克思也是一个天才的幻想家，他用凌厉的批判手法缝补、编织了历代思想家的思想甘露，他用科学方法计算出社会发展的规律模式，用严谨的逻辑链条推理社会形态的变化程序，用煽动性的文学天赋描绘出人类乌托邦式社会理想，以阶级的仇恨为动力完成了他的理论构想。马克思把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未经证明就标榜为“科学”，把自己推理的过程未经检验就标榜为“规律”，把自己的理论预想不假思索地标榜为历史的必然。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天才智慧帮助它完成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全新理论假说，这是是人类思想史的奇葩。
五、可怜的科学家与难以论证的理论命题
社会理论家的理论天赋与实践能力往往是矛盾的，理论家一般都不愿自己承担起社会实践的责任，也不愿意指导别人的社会实践。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既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又能做成功的做企业家，既是大政治学家，又是成功的政治家，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科学本来与马克思研究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本无实质联系，但是，作为理论家的马克思把科学与社会形态联系起来，把自己的学说概括为“科学社会主义”，而且这种学说是能够经得起社会实践检验的。马克思作为思想家，他坚信自己的发现了认识自然、社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信自己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规律一样，具有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和其他社会理论家一样，都希望社会接受并实践自己的学说，但马克思却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掀起一场全球范围的阶级斗争，通过实践去证明自己的理论假说。
用“科学”论证社会理论的客观性，用“科学”强调社会理论的自然性，与中世纪用上帝证明一切的逻辑原理具有天然的一致性，对上帝的崇拜与对“科学”的崇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把人们对上帝对科学的崇拜移植到对社会发展“科学”的崇拜，客观上形成大规模“科学理论”指导社会实践的“科学”崇拜活动。马克思以及他的学说在这场大规模的社会实践运动中，被他的崇拜者和信仰者神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进入了近现代史上的“科学造神”时代。
马克思的不幸，根源于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和他的学说被神化后，形成波澜壮阔的、目标一致的、证明人类发展规律的社会运动。马克思的不幸，也是马克思最不情愿看到的，自己创立的，具有解放人类思想学说，最终演变为人类现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思想垄断和精神禁锢的社会运动。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宣布，它能用科学的原理揭示人类社会的演进规律，因为科学家知道人类目前的智慧水平，还不足以解释自然演进规律，对于人类思想的演变，社会演进只能望洋兴叹而已。
六、包装理论与“大家”的职业化
政治家都成为理论家，理论家也大都演变为政治家的现象属于中国特色。在其他国家里没有五千年的文化底蕴，也没有“学而优则士”机制，也没有政治家研究理论的经费与任务，所以西方的政治家只能等到退休后，写点纪实性、揭密性的传记在满足、迎合读者的好奇心的同时，捞取一点市场利益。中国政治家有相当一部分是出之于“理论数字”，他们靠歌功颂德的研究文献的数量发迹，也善于提拔重用理论苗子，以帮助他们出更多的理论成果。
在中国，如果一个农民变为皇帝、大臣、学者、科学家后，他会很快很自然地按照文化传承的心路，领悟看风使舵的生活真谛，把职业角色搞得炉火纯青。如果你是一个科学家，你不能只顾研究问题，也要学会从“科学”角度论证政治家的政治判断，按照企业家的要求改变配方和数字；如果你就是个农民，你也必须学会用官方的语言表达自己的利益，按上级的指令行使自己的权力；几千年来，在中国土壤里，出不了思想家，但并不影响大批文人的诞生，尽管也有一些的儒士，因怀才不“遇”而忧国忧民，但总体上看，做奴才或“御用文人”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高追求与梦想。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家更加热衷于增长知识和理论研究，中国现有的文化教育十分落后，但大小官员通过各种渠道大都拿到“博士”或“硕士”学位，一般的讲，官员的级别越好，学位也就越高，一些低层官员为了迎合时代，但又因经济和其他原因只能买一些假文凭或准文凭，以获得提升的机会。政治家的文凭高低与其学术水平没有直接联系，从中国目前造纸厂的繁荣景象与各种领导主编的文集的数量竞相发展之势上看， 文化产品快于生活垃圾生产的速度，好在废纸是一种典型的循环型节约经济，有那么多官员乐于文化研究，活生生的在中国创造出一个“科学理论”文化产业链。
由于理论家不成为政治家就不能独立存活下去，政治家没有理论也一样被同僚们蔑视，理论做秀和理论政绩的的确确成为当今社会一大公害。在中国，用理论装修门面为把自己捞取的是政治资本，然后再成为没有学术头衔的理论家。在各类领导主抓的“科学理论工程”中，经费、人员、出版、发行、评奖、晋级、提拔都是有着明确政策保证的，国家社科等之类经费与奖项不是按学术规范、标准、规定程序评选的，如果你研究的课题是主流文化的异端，或者没有领导牵头，或者你想自成理论体系，你不但不能入流，反而被视为异己序列。
至于那些具有教师、博导或学术大师，把每年还都在不停顿地生产同一种理论巨著作为任务、作为职业的行为，也无可厚非。据说，目前中国高校同类党史、历史教材达50多种，由此创造的党史、国史“大师”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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