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淮河素为“六朝烟月之区，金粉荟萃之所”，说白了就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红灯区”。殊不知，号称清代最后一个大儒的曾国藩为秦淮河的繁荣“娼”盛，曾经做出过贡献。
太平天国严厉禁娼，曾颁布一份以“革除恶习，禁遏浇风”为主旨的告示《国宗韦、石革除污俗诲谕》，将娼妓现象列为“蛊惑人心败坏风俗者”之一，宣布“娼妓最宜禁绝”，严令：“官兵民人私行宿娼，不遵条规当娼者，合家剿洗，邻估擒送皆有赏，知情故纵者一体治罪，明知故犯者斩首不留”。因此，在太平军所占领的城市中，在历来花事最盛、艳名远扬的南京、扬州、苏州等地娼妓完全绝迹。
1864年7月，曾国藩统湘军攻占南京之后，他一面派遣军队追剿太平军残部，一面着手恢复江苏、江西、安徽等地的经济。有什么好办法呢？不愧是大儒，曾国藩很快就有了自己的主意。
清徐珂《清稗类钞·娼妓类四·江宁之妓》记载，江宁（今南京），娼妓“自遭粤寇之乱，流落江湖”，许多曾经繁华的青楼、妓院成了一片废墟。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欲兴商业，效管仲之设女闾也，因令于青溪设妓院，限以六家，并为定制，许增妓，不许增院。六家者，陆、李、刘及韩小师、三和堂是也”。因为钓鱼巷一带的妓院，属于民间自己开发，因此“不在六家之列，为六家所薄视”。听说曾国藩积极支持娼妓业，原妓院老板陆适等人立即重返南京“理故业”，“招四方游女，居以水榭，泛以楼船，灯火箫鼓，震炫一时，遂复承平之盛”。当时的江宁知府涂宗瀛觉得有些过分，就准备严令禁止。他将自己的想法汇报给曾国藩听，曾国藩笑着说：“早听说秦淮河上灯船如天上的繁星点点，当年我进京会试路过，看到“画舫千百，笙歌彻宵”一派繁华景象，觉得实在是一件大好事啊！”第二天，曾国藩派人买了一条船亲自到秦淮河上游览，还令江宁、上元二位县令设宴款待涂宗瀛。涂宗瀛是曾国藩向朝廷推荐担任江宁知府的，曾国藩算是他的恩师。既然恩师都是这么个态度，他涂宗瀛还敢说什么呢。
曾国藩这么做，的确有他的考虑。战乱之后的江南一带，要想尽快恢复经济，最好最快的办法就是尽快恢复成本低、见效快的娼妓业。于是“一时士女欢声，商贾麕集，河房榛莽之区，白舫红帘日益繁盛，寓公土著闻风来归，遂大有丰昌气象矣”。
这件事最早记载是在光绪年间成书的清孙敬庵的《栖霞阁野乘卷下·曾文正知政体》，估计徐珂的记载便是来自如此，只是两个人的角度有所不同，徐珂是从记录当时秦淮河娼妓业景象入手，而孙敬庵的目的是赞赏曾国藩的高明施政。
近人黄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第一八五则《为政在养活细民》亦有记载：“某日晚上，曾氏微服，邀钟山书院山长李小湖，一同泛小舟入秦淮河。暮色苍茫中，桨声灯影里，画舫蔽河，笙歌盈耳”。两人“顾而乐甚，乃游至达旦”。直到天亮，曾国藩才返回官署。他把涂宗瀛招来，对他说：“君言开放秦淮恐滋事端，我昨夕同李小翁游至通宵，但闻歌舞之声，初无滋扰之事，且养活细民不少，似可毋庸禁止矣。”明显曾国藩是听闻涂宗瀛准备禁娼，便去亲自考察了一番繁荣“娼”盛的大好景象，这才跟涂宗瀛说，这么好的事，你就不要禁止了。涂宗瀛听了，哪敢说二话，只怪自己目光短浅，“唯唯而退”。“于是，秦淮河畔，桃叶渡口，六朝金粉之地，渐复乱前景象。”
有人读了清人许豫记录当时秦淮河娼妓死而复甦、弛而复盛的《白门新柳记》后，感叹题词：“何顿风流久寂寞，青青无复柳千条。谁知几劫红羊后，又见春风舞细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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