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淮河素为“六朝烟月之区,金粉荟萃之所”,说白了就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红灯区”。殊不知,号称清代最后一个大儒的曾国藩为秦淮河的繁荣“娼”盛,曾经做出过贡献。
太平天国严厉禁娼,曾颁布一份以“革除恶习,禁遏浇风”为主旨的告示《国宗韦、石革除污俗诲谕》,将娼妓现象列为“蛊惑人心败坏风俗者”之一,宣布“娼妓最宜禁绝”,严令:“官兵民人私行宿娼,不遵条规当娼者,合家剿洗,邻估擒送皆有赏,知情故纵者一体治罪,明知故犯者斩首不留”。因此,在太平军所占领的城市中,在历来花事最盛、艳名远扬的南京、扬州、苏州等地娼妓完全绝迹。
1864年7月,曾国藩统湘军攻占南京之后,他一面派遣军队追剿太平军残部,一面着手恢复江苏、江西、安徽等地的经济。有什么好办法呢?不愧是大儒,曾国藩很快就有了自己的主意。
清徐珂《清稗类钞·娼妓类四·江宁之妓》记载,江宁(今南京),娼妓“自遭粤寇之乱,流落江湖”,许多曾经繁华的青楼、妓院成了一片废墟。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欲兴商业,效管仲之设女闾也,因令于青溪设妓院,限以六家,并为定制,许增妓,不许增院。六家者,陆、李、刘及韩小师、三和堂是也”。因为钓鱼巷一带的妓院,属于民间自己开发,因此“不在六家之列,为六家所薄视”。听说曾国藩积极支持娼妓业,原妓院老板陆适等人立即重返南京“理故业”,“招四方游女,居以水榭,泛以楼船,灯火箫鼓,震炫一时,遂复承平之盛”。当时的江宁知府涂宗瀛觉得有些过分,就准备严令禁止。他将自己的想法汇报给曾国藩听,曾国藩笑着说:“早听说秦淮河上灯船如天上的繁星点点,当年我进京会试路过,看到“画舫千百,笙歌彻宵”一派繁华景象,觉得实在是一件大好事啊!”第二天,曾国藩派人买了一条船亲自到秦淮河上游览,还令江宁、上元二位县令设宴款待涂宗瀛。涂宗瀛是曾国藩向朝廷推荐担任江宁知府的,曾国藩算是他的恩师。既然恩师都是这么个态度,他涂宗瀛还敢说什么呢。
曾国藩这么做,的确有他的考虑。战乱之后的江南一带,要想尽快恢复经济,最好最快的办法就是尽快恢复成本低、见效快的娼妓业。于是“一时士女欢声,商贾麕集,河房榛莽之区,白舫红帘日益繁盛,寓公土著闻风来归,遂大有丰昌气象矣”。
这件事最早记载是在光绪年间成书的清孙敬庵的《栖霞阁野乘卷下·曾文正知政体》,估计徐珂的记载便是来自如此,只是两个人的角度有所不同,徐珂是从记录当时秦淮河娼妓业景象入手,而孙敬庵的目的是赞赏曾国藩的高明施政。
近人黄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第一八五则《为政在养活细民》亦有记载:“某日晚上,曾氏微服,邀钟山书院山长李小湖,一同泛小舟入秦淮河。暮色苍茫中,桨声灯影里,画舫蔽河,笙歌盈耳”。两人“顾而乐甚,乃游至达旦”。直到天亮,曾国藩才返回官署。他把涂宗瀛招来,对他说:“君言开放秦淮恐滋事端,我昨夕同李小翁游至通宵,但闻歌舞之声,初无滋扰之事,且养活细民不少,似可毋庸禁止矣。”明显曾国藩是听闻涂宗瀛准备禁娼,便去亲自考察了一番繁荣“娼”盛的大好景象,这才跟涂宗瀛说,这么好的事,你就不要禁止了。涂宗瀛听了,哪敢说二话,只怪自己目光短浅,“唯唯而退”。“于是,秦淮河畔,桃叶渡口,六朝金粉之地,渐复乱前景象。”
有人读了清人许豫记录当时秦淮河娼妓死而复甦、弛而复盛的《白门新柳记》后,感叹题词:“何顿风流久寂寞,青青无复柳千条。谁知几劫红羊后,又见春风舞细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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