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其实没那么豪放

刘扬忠（社科院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

　　历代文人传奇之一

　　开篇的话：

　　清代诗人黄景仁诗云：“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在中国古代，文人是社会中最骄傲的群体，也是最引人注目的群体，但却从来没能摆脱地位低下的境遇。因为文人无权势，只能凭借才华效力于君主，寄食于豪门。文人本来就是最敏感的，命运注定他们要品尝更多的痛苦，“天生我材必有用”只是少数天才人物敢于自信的豪言；多数文人只能长恨“枉抛心力作诗人”。文人又是最心怀天下的，他们有一种天生的悲悯之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他们还有一种慷慨之义，念念不忘“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中国文人的命运，在史书中是极为独特的章节。他们给后人留下无数可歌又可泣的故事。本栏目，将给读者讲一些古代文人的遭际——细看之下，其实历史离我们没多远。

　　苏轼，其实没那么豪放

　　刘扬忠（社科院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

　　苏轼坎坎坷坷大半生，每一场遭遇似乎都带有一定的戏剧性。

　　22岁时，他在科举考试中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深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得中进士第二名，从此名扬天下。

　　这位少年成名的大才子留给我们太多的优秀诗篇，细致处如行云流水，激情处如万丈浪涛，让人如痴如醉不能自已，被誉为豪放派词人的代表。但其实，“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苏轼的风流才情也是人生际遇的幻化和升华。他并不是从一开始就那么豪迈。他的人生也有个转变。转变的地点，就在黄州（今湖北黄冈）。

　　一场小小的滑稽剧

　　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是苏轼被贬到黄州当团练副使（没有实权、地位又低的地方武官）的第三个年头。那一年春天的某个上午，一首叫《临江仙》的词，在黄州城里疯传开了：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此词据传是“犯官”苏轼在前一天晚上酒醉后所写。黄州城的士庶百姓在街道上这里聚一堆，那里站一群，都在传诵着，并以无比同情的心理，绘声绘色地讲述着它所传达的“小道”故事：头一天深夜里，苏轼醉归长江边的临皋亭（苏轼的住地），因为家童已经熟睡，他连门也敲不开。想来想去，苏轼认为这正是逃脱“监管”的良机，于是在吟唱此词之后，把官服挂在江边，重新坐上送他归来的那艘小船，长啸而去了。

　　黄州知州徐君猷（音同“犹”）听到这些传闻，又惊又怕。他与苏轼私交甚好，但还负有监管之责，一旦走失“犯官”，朝廷必然严加追查，那时他可就担待不起了！于是徐知州急忙带上衙役，亲自跑到临皋亭去查看。刚到门口就听见苏轼鼾声如雷，尚在梦中。徐君猷见状，不禁哈哈大笑：却原来，小舟虽已逝，学士正酣眠!一场陡然而起的风波就此烟消云散。

　　这场小小的滑稽剧，宋人的好几种笔记都有或详或略的记载，一直被当作东坡居士看破红尘、达观处世的典型事件来流传。但其实，如果真正了解苏轼的思想性格，便不会产生这样的误解。这首词中，酒醉之后发出的“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的感叹，不正流露出他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着人生的际遇与出路吗？

　　此事过后没几天，苏轼与黄州的几位朋友到州城东南郊区、一个叫沙湖的地方，去勘察田地，准备买来“躬耕垄亩”。当时遇到了大雨，苏轼就又写了一首回忆人生道路、抒发人生感慨的《定风波》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很多解说者们都称赞它是苏轼历经磨难后所产生的“坦荡旷达人生态度的自我表白”。这没有错，但从词中“穿林打叶声”、“料峭春风”、“向来萧瑟处”等等意象和场景描写中，我们难道没有感觉到，这位文学家在黄州期间，其实时时都在反思自己悲剧性的遭遇和曲折的人生轨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