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语言学转向”似乎与中国无关，一直认为这个命题仅指西学。读过钟雨柔先生的《“可视语音”：汉字革命与字母普遍主义在中国》，才知道事实并非如此——20世纪的语言学从其最初转向的那一年开始，不仅是西方的、世界的，也是中国的、汉语的；后者尽管被“革命与启蒙”的声浪淹没，大潮退去之后终究还是显露出海滩的本色。于是我想，不妨模仿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写一本名为《公元1916年》的著作。
《公元1916年》这一标题缘自钟先生大作所记述的一个事实：1916年，英文杂志《中国学生月报》连载了赵元任的《中国语言的问题：中国语文学的科学研究》。自此，汉字存废等重大问题的讨论由此滥觞。有意思的是，同是1916年，索绪尔的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标志着现代语言学从传统语文学中脱胎而生，对20世纪语言学转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除却本文所提供的上述信息外，我们还可以将视线转移到俄罗斯：还是1916年，以维克多·什克罗夫斯基为首的“诗歌语言研究会”在彼得格勒成立；此前（1915年），以罗曼·雅格布森为首的“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已经成立；此后（1917年），什克罗夫斯基的《作为技巧的艺术》发表，这篇论文被英格尔顿称之为20世纪“文学理论发生重大转折”的标志。从此，高举“语言”大纛的“俄国形式主义”，开辟了20世纪文学形式研究的新纪元，“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等鱼贯而出，雄霸世界学术几十年，影响至今。
——多么神奇的1916年！巧合还是必然？必然还是巧合？无论怎样，“20世纪语言学转向”由此肇端。这一事实同时说明，中国并没有在这一“转向”中缺席，而是与世界同步。由是观之，写一本《公元1916年》是必要的，无论是美学的、文艺学的，还是比较文学的，它可以将欧洲、美洲和亚洲连为一体，揭示“语言学转向”的世界图景及其内在联系。我期待能有这样的著作面世。
【黄州东坡祠（东坡赤壁）里的惜字塔】
反思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革命，所面对的是怎样的社会背景。最显在的当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矛盾。战争在摧毁物质世界的同时也摧毁了固有的精神世界，以“理性”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在血与火中受到怀疑，直觉主义和弗洛伊德理论开始盛行。那么，20世纪初各种“意识形态”及其冲突在哪儿呢？谁能拿来看看？不错，意识形态并非战争那样可见，意识形态是不可见的，它只存在于语言中；只有通过语言表述，它才被人所感受。意识形态的较量和斗争必须通过语言。在这一意义上，索绪尔的语言学应和了时代需要，将基于“逻各斯”传统的语文学引向了多元、引向了“结构”；于是，意义的多元性及其“结构性”本质，成为了现代语言学的基础。就此而言，索绪尔的成功是必然的。索绪尔之后的各种“主义”将意识形态进一步泛化，大有被“意义”“文化”等概念取而代之的趋势，“意识形态冲突”演化为“文化冲突”……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其中，索绪尔的理论充任了这些表达的内在动力。
反观赵元任的名为“语言学”实则“文字学”呢？完全不是这样。他的“汉字罗马化”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强大的历史惯性（任何文字改革都会这样），更重要的在于他企图用实用主义处理思想文化问题，这是一个“大大的错位”。他在《中国语言的问题：中国语文学的科学研究》中罗列出14条汉字罗马化的理由，现转述如下，略作分析：
一、字母适用于我们日益变化的语言。
二、这样做有利于统一方言。
三、发音将不言自明。
四、我们只须学习十几、二十个符号，而不是上千汉字。
五、吸收外来词汇对思想和语言的发展有益。
六、一个重要面向是对技术用语的吸收。
七、翻译名词将变得容易……
八、若我们自己的文字是字母形式的，学起外语来会容易一些。
九、中国语言一旦字母化，外国人学起来将便利许多。
十、字母中文易于印刷。
十一、字母中文打起字来和英文一样快。
十二、索引、目录、字典、名录、归档系统都会大大得益于字母的使用。
十三、电报和密码用字母发会容易许多。
十四、我应当补充盲人识字教育为第十四个理由。
非常清楚，一切以“有利”“有益”“便利”为圭臬，包括服务于科技用语的翻译等。至于汉字的特殊性及其与表音文字的不同，赵元任先生当时尚未来得及认真、系统、客观地研究。那么，今天看来，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与表音文字最根本的不同在哪儿呢？
我们知道，表音文字是语言的记录，“工具”而已。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就不只是工具了，除记录汉语之外，它更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符号。因为汉字的造型（字形、字像）主要不是参照语音，更不是像能指和所指的关系那样是任意的，而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汉文化是汉字造型的质料，“六书”就是这方面规律的总结。也就是说，传统文化作为汉字造型的理据，已经熔铸在汉字中了。即便文字的简化、书写的变体，也都有规律可循、有“法”可依、有理可据。这就是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密切关系——水乳交融，致使汉字超越了“工具”性，本身也成为了独立的文化符号，甚至是最典型、最重要的中国文化符号。
一方面，汉字书写记录了汉语文化；另一方面，汉字本身也是独立的汉语文化。即便单独的汉字，例如“福”“禄”“寿”“喜”之类，不在篇章文本的语境中，依然可以独立表意；并且，每个字的笔画、笔顺、真草等，为什么这样而不能那样，都有说得出的理由。汉字与汉语文化的这种一体性、互渗性关系，在表音文字中是不存在的。表音文字离开它所记录的语言也就失去了意义，即所谓“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得言而忘字是也。
文字学和语言学的不同关系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在西文中，文字学隶属于语言学；但汉语中，文字学的地位十分显赫，就学理（不是“学科”）而言，汉语语言学内在于文字学。还有，赵元任先生写作这篇论文之前，美东中国学生会所讨论的题目是“文字”问题，但是论文发表时却改为“语言”问题，内容仍然是“文字”问题，这种将“语言”和“文字”混为一谈的现象，在汉语表述中是很常见的，但在西语中却非常严格。这些都是汉字超越“工具性”而独具文化价值的明证。
当然，汉字超越工具性最典型的表现还是书写成为了艺术。南朝梁代庾肩吾曾经这样称颂书写：“开篇玩古，则千载共明；削简传今，则万里对面。”面对古人遗留下来的白纸黑字，后人大有“开篇玩古”之遗韵、“千载共明”之艺道，“削简传今”则是与古人“万里对面”——汉字完全超越了“工具”而上升为汉文化本体。包括中国民间的“敬天惜字”习俗，更是将“字”作为“神”来膜拜。下图为贵阳市的惜字塔，上有“存过化神”四字，意谓“保存好写过的字纸（惜字），它将化为神灵”。这种“字”文化崇拜在表音文字的民族中是没有的，同样说明汉字大大超越了记录汉语的工具性。
鉴此，赵元任先生基于“工具论”提出的文字改革主张，针对的却是超越“工具性”的汉字，也就必然陷入误区，导入歧途，遭遇卯榫不合之窘境。确切地说，汉字的主要功能已经不是工具，而是汉文化本身，本身就是汉文化最重要、最典型的符号。于是，“废除汉字”也就意味着废除汉文化、废除历史、废除传统，与文化自弃、自残、自刭无异，怎么可能会赢得普遍赞同呢？换言之，如果赵元任先生确实感受到了时代所要求的汉语变革，那应该是后来的“白话文运动”，而不是废除汉字。
不能不肯定的是，在“20世纪语言学转向”的初步，赵元任先生的学术嗅觉是敏锐的，他当时就有志于语言学的理想是崇高的，只是他所倡导的汉字罗马化误入了歧途。毕竟，他当时才24岁。而他的一生对语言学的贡献是巨大的，特别是在音韵学和汉语文法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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