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在六七十年代，赛鹤岭十里八乡，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几个懂得挂面的手艺人，我们将这种手艺人叫做：面匠。
面匠除了会挂挂面之外，还会做很多面花，用面粉和着五色颜料做成蛇啊龟啊。仙桃啊苹果啊各种花色的面艺作品，然后浇上香油，色香味能保持一个多星期，这种面艺作品，人们称之味“水献”，一般用于祭奠亲人用的。
在赛鹤岭那个大院里，三伯就是一个出了名的面匠。
三伯的出名，在于挂出来的挂面洁白如银，细如发丝，更让人叫绝的是，三伯吊出来的挂面煮在锅里，那个味儿非语言所能描述，面汤如琥珀般透明咸香，面条更是细滑如游丝，只需轻轻一吸，一根面条便自动滑进肚子里，那种盐花儿的味道，久久在童年的肚子里回荡。
每次路过街市，只要看见挂面，都要拿一把放在鼻尖上，闭上眼睛嗅一嗅，无论中村挂面，银花挂面如何出名，在早我心中，最好的挂面还是来自赛鹤岭家乡的手工挂面。
只有赛鹤岭的麦子才能磨出柔韧的面粉，只有赛鹤岭老水井里的水，才能和出挂面的那种鲜香味儿。
赛鹤岭原汁原味的乡味儿，才能满足舌尖上真实的愿望。
02
家乡的挂面总是诞生在腊月的某个黄昏。
那时候，大人们总在腊月二十过后开始趁夜晚做各种美食，首先登场的是熬红薯糖，熬过红薯糖，依次是粘糖板，炸果子等等，至于挂挂面，则属于奢侈品类，一是工艺繁杂，非常人能够掌握；二是细面十分紧缺，人们都舍不得。所以，只有到过年时节，大人们才恋恋不舍地将家里最好的麦面粉从面缸里舀几葫芦瓢出来，每户三五斤，凑到一起，让三伯集体给挂挂面。
孩童时期，我们都住在一个大天井院子里，爷爷奶奶住上房，三伯家就住在大门进去之后两旁的厢房里。
从大门经过，三伯家的房子外面是宽阔的照壁，花格子门窗自不必说，整面墙都雕刻着好看的图案：有三羊开泰，有梅花呈祥，二龙戏珠等等。三伯在做挂面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们便在天井院子里疯玩。
三伯对于做挂面的面粉要求很是讲究，先是用手抓一把面粉放在鼻尖儿上闻，如果面粉合格便不再言语；要是不行，便将面粉退回去，说这面没筋丝啦，太黑了啦，太干了啦，等等等等，大人们便乖乖地将家里最好的面粉拿出来，供二伯挂挂面用。
这个时候的三伯，穿着长长的白色布裙，简直就是一尊神。
03
三伯终于开始挂挂面了。
从收面粉到挂挂面，一般需要半个多月。趁着好天气，大人们淘麦的淘麦，推磨子的推磨子，东一家，西一家的面粉都交到三伯这里，终于凑够四五十斤了，三伯便开始挂挂面。
开始挂挂面时候，一般都是吃过中午饭的黄昏。
大人小孩子们都聚集在天井院子外面的大场地上，大人们坐在一起吃旱烟，拉家常，顺便帮三伯挑水，做面筷子。
而那些孩子们，便聚集到天井院子里去疯玩儿。
三伯挂挂面的面筷子是用山上砍的冬青木做的。冬青木的树枝修长挺直，砍下一米多长的树枝，连一丝弯曲也没有，剥掉树皮，里面的枝大拇指头粗细，玉白柔润，散发出淡淡幽香。三伯说，只有冬青木做的面筷子，才能挂出上等的挂面出来。
三伯先将面粉倒在牛头锅里，倒水，加盐，然后开始和面，揉面。
揉面是个体力活，三伯先在牛头锅里将面揉光，然后搬到木案子上，卷成长条，又图成圆卷儿，直到面团发出润润的光来才歇下来。
三伯将揉好的面团用特制的白棉被盖上，给面团发汗。发汗的时间时间长短要根据天气温度等因素掌握，大概三四十分钟左右，三伯便将小被子揭开，手微微在面团三五寸距离感知面团的汗气，觉得发得差不多了，便将面团搬到一个大木盆里盘条。
盘条的时候，三伯先拿出一个大洋瓷盘子，立起来在面团上由内到外转圈儿，一会儿功夫，那盘口便将面团切成一圈圈的，三伯从最中心轻轻一揪，整个面团便变成了一条胳膊粗细的面蛇，三伯将这面蛇盘从手臂向上盘绕，一直绕道肩头，一遍盘绕，一遍用双手快速揉搓，一直将整条面蛇从头搓到尾，然后又一圈一圈从胳膊上缠绕到面柜子里，第二次发汗。
三伯挂挂面的面柜子比一般的木柜要长宽深，盘好的面蛇一圈一圈睡在柜子里，柜面上在盖一条厚被子，在整个面柜里形成一个十分温润的小空间。
二次发汗之后，三伯将面蛇盘成大拇指头粗细的细条。
盘细条的时候，三伯根据经验，根据各家各户的面粉斤数，给每家每户分条子。
这个时候，每户人家会拿出各自的大茶盘，双手捧着站在三伯身边，三伯将条子从面柜悠悠不断地拉出来，一边拉一边搓，然后又一圈一圈盘到大茶盘。做的多的差不多有两三茶盘，做的少的，也就只有一茶盘。
如此循环往复，三伯将装有细条的茶盘再次装到面柜里第三次发汗。
04
经过三次发汗，也就到了后半夜。
房前屋后玩疯了的孩子们，天黑不久，瞌睡虫就上来了，于是便东倒西歪地歪在大人们的怀抱里睡去了。
但等到盘条的时候，孩子们又会被这鲜香的面蛇熏醒，睁开朦胧的睡眼，那经过盐水浸润发汗之后的面蛇又细又软，弥散出一种奇幻的幽香，从鼻尖直钻进肚子里，直将那瞌睡虫变成一条条小馋虫，狠不得将这生面蛇吞下去。
于是，三伯有时候趁大人们不注意，便将这细蛇的蛇尾掐下来一小段儿，扔给火炉边的三婶。
三婶举起一把火钳，将面蛇从空中夹住，埋在烫火灰里，不一会儿，就发出一阵摄魂摄魄的香气儿。
面蛇在滚烫滚烫的火灰里打了个滚，就变成小乌龟模样，三婶将它们叫做：“小火鳖”。
大人们也装做看不见，任三伯三婶“胡闹”。于是，三婶将 “小火鳖”夹起来，放在手心里拍干净，偷偷塞到孩子口袋里，不一会儿，这些瞌睡的孩子们口袋里每人都装有一条“小火鳖”。
看大人没有责怪的意思，孩子们便将这小火鳖小心翼翼地放到嘴边，却舍不得咬，只伸出那舍儿，一小口一小口舔，生怕那香气趁热跑了。
小火鳖一般会被孩子们藏三四天，直到小火鳖身上的香气全散发完了，才恋恋不舍地将这小火鳖吃下去，那个时候，三伯早已将挂面都吊好了，用报纸绺儿捆成一小把儿一小把儿，只有贵客上门了才拿出来一点点儿，做鸡蛋下挂面。这种贵客，在农村已经属于国宾客级待遇了。
05
后半夜，三伯将第三次发过汗的细面蛇从盘子里拉出来，大人们在一旁拿着一对面筷子，三伯将这面蛇一左一右，交叉着缠在面筷子上，缠完一对，便将面筷子架在面柜上，依次将所有的面蛇都盘到面筷子上之后，面筷子便在面柜上排除一溜儿，最后在面筷子上绷一根小竹棍儿，上面再一次盖上棉被，最后一次发汗。
这一次发汗之后，三伯让人们都回家睡觉。
一直等到黎明时分，三伯掀开被子，这时候，面筷子上的面经过发汗下垂，从面筷子上悬挂在面柜中间的空隙里，挂了满满一柜子的面。
等到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三伯和三婶开始出面。三伯和三婶拿着一对挂面筷子，站到面架旁边。
面架高约五六米，三伯站在高高的架凳上，手里捏着一根面筷子，将挂面另一端的面筷子抓在手里往下拽。
三伯父拽面的动作优美潇洒，只见他轻轻一悠一晃，那挂面便悠悠然绽放成一条条细麻绳般的面丝，悬在面筷子上，大约有两三米长。
这时候，三伯将手里的面筷子插在面架上，让另一头的面筷子自然下沉，慢慢将面丝拉到四五米的长度。
在面丝自然下垂过程中，三伯拿出第三根面筷子，从上到下将面丝分开，以免面丝相互交错。
等到中午时分，面架上的面全都晒干了。
挂挂面从前到后，需要两天时间，大人和孩子们忙着累着期盼着，终于等来了满意的结果。
细如发丝，洁白如雪的挂面被三伯取下面架，切成一匝长的小段，捆成一小捆儿一小捆儿，被大人们珍藏起来，成为那个时代最珍贵的美食。
大人们将挂面一小捆儿一小捆儿装在自家的面柜里，平日舍不得吃。有时候遇到一个好日子，大人们会煮一锅绿豆汤，将挂面头子煮在里面，好好吃一顿。
只有等来了高贵的客人，大人们才会给客人下一小碗挂面，孩子们只好站的远远的，只能闻到挂面的味道。
而那些贵宾一样的客人，大多都要推让几下，将碗里的挂面挑一些出来，大人们便在给客人端碗的时候，将剩下的几根面条给孩子们吃，同时也给孩子们煮了一颗荷包蛋，窝在碗里，孩子们的回忆便被这美食填的满满的了。
06
很多年以后。当我再一次回到金钱河深处，赛鹤岭深山的那个故乡。
三伯，三婶，以及那个院子都已经不在了。三伯家的雕花照壁早已拆掉了，那条宽宽的甬道被新的房子填满了。那个填满了小石板的天井院子也已经消失了。
儿童时代的天井院子里，铺满了清一色的小石板，小石板一排排，一溜溜地，孩子们便从这一排排，一溜溜的石板上往前跳，看谁最先从院子这头蹦到那头。
天井院子四周的房檐上，挂着一根一根冰溜子。太阳一晒，会慢慢渗出一些水来，滴滴答答地滴到孩子们头上，脖颈里，凉酥酥的。
我们那时的爷爷已经很老了。他的身高，他的面容，都已经模糊的只剩下一个穿着青色长褂子的身影。
那时，我们闹的十分不像样子的时候，爷爷偶尔也会出来，坐在门前光溜溜的石门墩上，看看这些孩子们，有时候吃几口水烟，有时候什么也没有干，然后就又回到那屋子里去了。
四十年后的今天，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我们这些子孙们才会回到那座院子。但也只是在院子门前那片开阔的道场上站一站，望一望，连一根烟也没有点燃，就走掉了。
我们或许在院子门前那片衰败的竹林里，找到过几根挂挂面用的面筷子，还有面架的一根横梁，但这些木头半截子埋在土里，身上长满了黑黝黝的薄膜，甚至还有几只野木耳生出来，半透明状的，在一大片空地上泛着幽幽的青色光芒。
07
此去经年，也许只有腊月，也许过了腊月，我们再也无法回到赛鹤岭故乡里的这个院子。
但院子里发生的一些人，一些事，完整地构成了我们的童年，也塑造了我们的家族记忆，长大后汹涌流淌于我们的血液。
或许我们曾经以为走远，或许我们曾经以为遗忘。但无论少年时代的叛逆，青年时代的逃离，直到人过中年，回望半生，我们才蓦然发现，家族记忆其实早已镌刻并塑造了我们一生的文化基因。
叛逆的只是想要追寻自我，逃离的只是想要追寻更为广阔的世界。毛泽东老年会见外宾说过一句话：地球这么大，大的像一个西瓜。世界之大，总是大不过，咔嚓一声抵达内心的豁然开朗，走遍千山万水，依然回归初心的欣喜与感悟。
永恒的乡土，永恒的根，永恒的心。
（本文曾发表于商洛日报，原文标题和内容均有改动。图片来自于老杨树老师在其他地方的实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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