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在1983年，北京市农村实施联 产 承 包 责 任 制的那一年，好像也是这个季节的一天下午，我带着小麦温室的温度记录资料和温室种植材料的记载本去蔡旭先生家里，算是汇报情况吧。晚饭过后，他在书房翻阅着我拿去的资料，我闲呆着（他不发话我是不能走的）。一会儿他抬起头，从眼镜的上方看着我问：“家里是不是分地了？老百姓有什么反应？”
蔡旭先生在小汤山干部疗养院疗养期间，经常与老伴一起坐长途公交车从小汤山往北坐三站地，就到了终点站——我们村秦 城。
长途车站与我们生产队的田地相邻，不远处就是村里著名的小麦高产地块——四王坟（那时农村很多地块的名字都是以某一家或姓氏来命名的）。蔡旭先生每次来到田间，都喜欢跟在田间劳作的社员们交谈。虽然很多人都见过或认识他，但只知道他是小麦专家、小麦品种—农大139的育种人。在我节假日回家时，一些知道我是去了北京农业大学干活的人都说：“你们那儿的那个老头儿不错，没有一点架子，对人很客气。”时间长了，村里的事，蔡旭先生也多多少少知道了一些，关注也就多了一些。他曾过问我那块四王坟麦田麦子今年长得怎样？生产队年终结算，老百姓的分红如何？现在队里的主要副业（就是除了种地以外的来 钱 的行业）是什么？等等。其实有些我也回答不上来，但他不计较这些。
关于家里分地，我还是很清楚的。因为这是关系到村里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大事，也是前所未有的。“社员意见很大。”我轻描淡写地回答了蔡旭先生的提问。
没想到他却来了兴致，问我：“老百姓怎么有意见？这是一件好事啊！能够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多劳多得……”我说：“蔡先生您不知道，队里的地块多，又很零散，而每一块地都要平均分配，人人有份，导致一些人口比较少的农户在分小块地时，只能分到半畦地、甚或一条畦埂，这怎么种啊？没法种！”
他很认真地听完我的讲述，然后看着高处的墙壁，手指有节奏地轻敲着藤椅扶手，若有所思。
过了一会儿，他说：“复杂了。不好办呢。”我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是在对谁说。也许，我瞎说的使他不高兴了？但又不像，反正我被他当时的状态搞得有些莫名其妙。
不知道过了多少天以后，蔡旭先生打电话叫我去他家里。我到了二楼书房，他正伏案忙碌着什么。打过招呼落座后，他像往常一样问我：“最近回家啦？”我答：“回了。”他又问：“村里的土地是不是重分了？”
“是啊！”我回答，并反问道：“您怎么知道的？”
他愉快地笑道：“这次老百姓没有意见了吧！”停顿了一下他接着说：“还得感谢你呢。上次你把你们村里分地的情况说了以后，我考虑了半天，觉得问题不小，可能是下边的干部没有领会这次分地的真正目的和用意。第二天我就找了管农业的 副 市 长宋 健（音）同志，向他反应了你说的情况。他听后很也重视，并向我表示马上去调查、处理。这下行了，老百姓满意就好。”
我很激动……真没有想到，蔡旭先生如此亲民！
还有一件事，我记忆犹新。
一次晚上我和他聊天时，蔡旭先生和我说，他白天到我们县（原昌平县，现在是昌平区）去看小麦了。一块没有被当地领导安排观看的麦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主动要求过去看看。
这块麦田的小麦苗色发黄、高矮不齐，表现出严重的脱肥现象。于是他问，这块麦田由谁负责管理？随从的人说，负责这块麦田的生产队长没有来。他让人马上去把责任人找来。
人来到后他问来人，已经进入小麦拔节后期了，这块麦田为什么还没有施肥浇水？队长回答，因为队里没有购买肥料的钱，所以这事一直拖着。他对 陪同的副 县 长史 万 江（音）说，老百姓弄点钱不容易，他们现在有困难，你们安排一下，可以先让县里或乡里把生产队购买化肥的钱垫付一下，秋后让他们还上，季节不等人，越快越好……
县领导和乡领导当场就采纳了他的建议，这件事就如此的解决了。大家都很高兴。
我也是农村人，对于蔡旭先生所言“老百姓弄点钱不容易”，深有体会。而我体会更深的是：能够遇到蔡旭先生这样设身处地为农民着想、心里装着老百姓的官儿或头儿，对谁来说，真是难得的福分！
一晃，蔡旭先生离世已经二十五年了。如今我们干的咋样？育成哪些过硬的小麦品种？研究出什么先进的栽培措施？当今干部对待老百姓如何？他肯定想知道。也许，他在天之灵早已知晓这些，我们应该让他放心。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