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喜怒哀乐情绪很容易被一些外在的琐屑事物影响,比如一阵风、一场雨、一片风景、几句琐碎的话或者其他什么不可预期的事物都可能激荡起我们莫名的情绪。换言之,我们内心的波澜是建立在偶然性、短暂而不可预测性和非理性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感官主义加剧了人生的荒诞性质。我们的情感建立的基础应该更持久,更永恒,更理性,更不可改变,更自主,更应该超越那些表象,我们应该抛弃飘忽不定的感官主义。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里就表达出了一位斯多葛主义者对于感官欲望的鄙弃和对理性的崇仰。他写道,"从阿波娄尼阿斯我学习了自持自立的精神和坚定不移的决心,任何事都不听从运气;除了理性之外,绝不仰仗任何东西;在急剧的痛苦中,纵然是一个孩子的夭殇,或是疾病缠身,也永不改变常态……""不要再做奴隶,不要再做被各种私欲所牵扯的傀儡,不要再令他怨恨现世的命运,并且恐惧未来的命运。"这种坚定不移的语气和看法想必与二十世纪的现代艺术家如贝克特、加缪大相径庭。 但人类早期的思想家、哲学家对理性总是信心十足的。无独有偶,之前的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持有与之相似的观点,柏拉图将诗人和艺术家赶出了他所塑造的"理想国",其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在柏拉图看来,世界本是理念的外相,乃是对真理的模仿,而诗人画家又是对这外相的模仿,便与真理相隔了两层。第二,诗人往往激发的是人的卑下的感官欲望,无助于对智慧和真理的探求。只有诗与哲学完美的结合才能在理想国有立足之地。柏拉图在某种程度道出了一切文学艺术的可能弊端。如果艺术没有更高的价值指引和真理指向,只顾对读者的口味一味的满足与讨好,它将沦为感官主义的恶之花。 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艺术理论作为基督教神学的反动,高擎审美主义的大旗,将"美"作为艺术的最高律法,摆脱"真"与"善"的羁绊,作为对过去的神学束缚的反叛和矫正是很有其历史价值和意义的,这种以人的感受而非神的诫命作为艺术创作的出发点是艺术观念的巨大解放与进步。但一切矫枉难免过正,最终会走入平庸的世俗主义和无节制的感官主义从而失去精神的方向。因此后期的托尓斯泰,一个举世罕见的卓越的艺术家再次因感官主义的流弊走向了对艺术的否定,走向了宗教的永恒信念。 毫无疑问,艺术已经是整个人类存在的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它对我们的精神和灵魂的意义非凡,但倘若偏离了价值和真理的轨道,沦为感官主义的恶之花,无疑对我们情感灵魂只是罂粟花一样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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