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蒋介石采纳了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的意见，首先把主要兵力用在湖南湖北战场上，以消灭对广东威胁最大的当面之敌吴佩孚部队，而对华东的孙传芳暂取联络和使其“中立”的策略，对北方的张作霖侧暂取不理的态度。
这是根据战争开始时敌众我寡和敌人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而决定的。
因此，两湖是北伐开始时的主要战场。由于战略决策得当、北伐军在湖南、湖北的战斗进展顺利。9月初，湖北的重镇汉阳、汉口相继被克复。
随着汉口、汉阳被北伐军占领，将党政中心从广州北迁的问题，逐渐提上了议事日程。
9月9日，在广州的代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张静江和代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谭延闿接到了蒋介石来自前线的电报。
电文如下：
武昌克后，中正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
9月18日，张静江、谭延闿再次收到蒋介石的电报。
电报说：
“中正离鄂以后，武汉政治恐不易办，非由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先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
蒋介石在两封电报中虽然都没有直接提到“迁都”问题，但是他要求广州派“政府常务委员”和“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到武汉主持一切，以应付大局，实际上就将广州国民政府的迁移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蒋之所以急于请中央委员及政府委员先到武汉，其意图是运用党和政府的力量控制唐生智。因为当时唐生智已控制湖南、湖北两省。
当湖北、湖南成为北伐战争开始时的主战场后，蒋介石作为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曾特命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此时，两湖已经为北伐军所占领。
蒋介石心里很清楚，他要率军继续北伐，武汉就必须留给唐生智；但是，如果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武汉完全为唐生智所掌握，将来可能会对他造成严重威胁。因此他不能看着唐生智在武汉日益坐大。
他心里打着如意算盘：
如果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对他有三个好处：
一是可以借此牵制唐生智；
二是可以化解广州国民党左派正在形成的迎汪复职运动对他造成的政治危机；
三是可使国民党易于摆脱共产党，并最终取缔共产党。
蒋介石的电报引发了“迁都”问题。
广州的张静江、谭延闿遂决定于10月1日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各特别市、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讨论迁都等一系列问题。
中共中央得知这一情况后，于9月20日作出《对于国民党十月一日扩大会议的意见》，《意见》指出：
应反对国民政府迁移武汉。因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则左派群众的影响越少，政策愈右，行动愈右（张静江曾说国民政府迁武汉后张继等均可请其加入)。
表面上我们可以说国民政府不能放在前线上；若武昌、修水战事未了我们更可说：“此问题须待军事结束后才能讨论。”
国民党10月联席会议原本定于10月1日召开，后延期到10月15日正式开幕，至28日闭幕。
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34人，各省区党部代表52人。
会议前由中央政治会议推选谭延闿、李济深、孙科、甘乃光、鲍罗廷、徐谦和顾孟余7人，组成提案起草委员会，共提出议案8项：
（一）国民政府发展；（二）国民会议召集；（三）省政府、地方政府、省民会议、县民会议；（四)省政府对国民政府的关系；（五）省党部与省政府关系；(六)最近政纲；（七)最近外交政策；（八)宣言。
15日联席会议在鲍公馆对面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正式开幕。
鲍罗廷在当天举行的招待各地代表的晚宴上发表了演说。
他强调指出：
欲谋革命成功，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否则“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两个口号，不过如两条基础不稳之钢轨，车行其上，终有倾覆之虞”。
这次联席会议是在北伐取得节节胜利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会议所通过的政纲体现了鲍罗廷原先的设想：
发展农工运动，巩固和扩大北伐的军事胜利成果，联合一切反帝力量，削弱“三月政变（即中山舰事件）分子”的势力，尽快实现孙中山统一中国的遗愿。中共中央对这次会议的结果也表示满意。
在讨论“迁都问题”时，10月联席会议争论比较激烈，有人赞成，有人反对。
持赞成意见的是孙科等人。
个子不高但傲气十足的孙科说：
先父曾表示希望国民党二大能在北京召开。可惜这一愿望未能实现他就去世了。现在两湖既克，革命势力已由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而且必然还要向黄河流域发展。
在今后不断发展的政局中，武汉无疑将成为一个中心点，政府迁至武汉，可以就近指导一切。另外，虽然两湖已克，江西也在克复之中，但人民心中恐慌，传言吴佩孚、孙传芳将卷土重来，政府迁至武汉，可以安定人心。
“太子”孙科，年纪不大，资历不浅。他的意见获得了相当一些部分人的赞同。
持反对意见的是吴玉章等人。
因得到中共中央的指示，所以他们反对迁都武汉。
理由是：
广东根据地并不十分巩固，中央北迁后，广东的右派势力会更加猖狂，其结果虽在武汉建立一个新基地，但却失掉了广东，到头来武汉也不能巩固；从地势上看，武汉极易受敌包围，尤其怕敌人的经济封锁；同时，一个国家的首都不能随便搬迁，更不能受前方军事将领的摆布。
争论的结果，主张不迁都的意见占了上风。
10月16日，联席会议通过如下决定：
国民政府地点，应视其主要工作所在之地而决定之。现在国民政府之主要工作在巩固各省革命势力之基础，而此种主要工作以首先由广东省实施最为适宜，故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
上海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对这一决定非常满意。
11月9日，中共中央经过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成员研究，针对迁都问题作出如下决议：
将政府及中央党部均迁移至武昌，此亦系蒋实际阻止汪回之策，此事必须反对！政府及中央党部若迁武昌，不但汪不能回，并且左派诸分子势必相随赴鄂，所谓左派政权和模范省等计划，因此都（成）泡影。
但是，北方的李大钊是主张迁都的。
为了躲避军阀张作霖抓捕的李大钊，在苏联大使馆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
谈到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事。
他在信中写道：
看锺兄致粤特委函，主政府留粤，不必迁武汉，弟以为此在武汉局面未固之前，自然应尔，但武汉局势稍固，把政府迁到武汉来，不但意义重大，而且更有必要，因为国民政府迁到武汉有三个利益：
一以塞武汉之地位免野心者别谋树立，一以空北京政府使之丧失中国政府位置，一以树革命政府北进之声威。此策所关甚巨，幸锺兄详加讨论决定之。
为了安全起见，李大钊在信中将“仲兄”写成“锺兄”。
此时，李大钊在北方处境十分困难，他希望北伐迅速发展，影响北方的形势。
鲍罗廷本来是反对迁都武汉的，但是一份苏联顾问的报告改变了他对此事的态度。
10月底的一天，鲍罗廷坐在他的办公桌旁，手里拿着一份报告，脸上挂着若有所思的表情。
这是随军的苏联政治顾问铁罗尼寄给鲍罗廷的《武汉形势报告》。铁罗尼是一个富有文人气质的军人，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顾问，正在北伐军占领下的初期武汉。他在报告中陈述了对唐生智的忧虑。
他说唐“像一个卖弄风情（武装力量)的女人，谁给她最多，她就将自己出卖给谁”。
铁罗尼在报告中写道：
“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缺乏力量和正确处理事务的能力。唐生智一个人控制着形势，与他对抗的只有陈公博这个懒虫和邓演达。”
“必须有两个或三个中央委员到这里来并且建立委员会，否则着手重大事务和树立党的权威都是不可能的。”
鲍罗廷看着这份报告，联想到蒋介石电报的内容，于是他改变了主意，拍板迁都。
但是，鲍罗廷的“迁都”决定遭到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批评。
12月4日，中共中央致函广东区委说：
鲍罗廷对于前方后方的实际情形都没有看清…关于迁移后所影响于前方后方的各种实际问题都没有弄好，贸然主张马上迁移，还发出一篇必须迁移的大议论。倘因政府迁移而在前方或后方发生不幸的事变（都有可能），便是鲍又做了一件大错。
1926年11月9日，《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了“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将迁移武汉”的消息。
与这一让广东民众激动、兴奋的消息相伴随的是广州举行的庆祝苏俄十月革命胜利9周年、中俄联欢会、庆祝中山先生诞生日提灯大会等一系列的集会活动。
为了办好十月革命胜利9周年的纪念活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特地组成了筹备处，并向广州各社会团体发出关于隆重召开庆祝大会的通知。
11月7日上午，广州各界人士涌向中山大学，开展纪念集会活动。鲍罗廷夫妇出席了庆祝大会，两人都发表了演讲。
在11月12日广州城内数十万人举行的声势浩大的纪念孙中山诞生日大会上，鲍罗廷与孙科、李济深、徐谦等人一起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
鲍罗廷在演讲中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一生，特别强调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将国民党带入新三民主义时期的杰出历史贡献。
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北迁之后，广州城始终沉浸在一片欢呼北伐胜利以及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异常兴奋和激昂的气氛之中。国民革命运动的政治中心转移与鲍罗廷等人离粤赴鄂行程同时开始，从此鲍罗廷在中国南方的工作宣告结束，而进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武汉时期。
11月16日，广州黄沙车站聚集着第一批北上的国民政府工作人员，他们是苏联顾问鲍罗廷及其助手和翻译张太雷、宋庆龄、司法部长徐谦、交通部长孙科、财政部长宋子文、外交部长陈友仁等十余人。
这批人员一路北行的组织工作由宋子文和张太雷负责。来自莫斯科的财政顾问什金，以及民事和军事顾问达林、约克、达尔汉诺夫、斯涅戈夫、库满宁、勃拉戈达托夫等随同鲍罗廷一行北上。
据达林回忆，他们这些苏联顾问大都穿着咔叽布行军服，戴着军帽，有的腰带上还挂着手枪套子和行军记事本，不少人还带了照相机和暖水瓶。
当时，黄沙车站广场挤满了人群，军队排成两行，夹道而立。工人和国家机关人员前来送行。青天白日旗迎风招展。机敏的摄影师跑来跑去，拍下了一个个动人的场面。孙科、徐谦等人一一向欢送人员握手告别，宋庆龄微笑着接过送行人员赠送的花篮和花球，连连称谢。
上午9时，北上专车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和欢送乐曲声中缓缓地开动。他们拟经江西赴武汉，一路调查各省党务、政务，以及筹备迁都事宜。
也许鲍罗廷此刻并没有意识到，随着火车渐行渐远地离开了广州，他也永远离开了自己及家人战友战斗、工作和生活了三年之久的这个中国南方城市以及充满着故事和回忆的“鲍公馆”。
此后，他再也没有机会重返过广州。
蒋介石得知第一批北上的政府要人们已经启程，非常高兴，于11月19日致电张静江、谭延闿说：
闻徐、宋、孙、鲍诸同志来赣，甚喜。务请孟余先生速来，中意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
蒋介石在这封电报中还表示，在中央与政府未迁武昌以前，自己不会先到武汉，因为“此时除提高党权和政府威信外，革命无从着手。如个人赴武昌，必有认人不认党之弊，且自知才短，实不敢负此重任也”。
发完电报后，蒋介石又在这一天接见了汉口《自由西报》的总编美国人史华之，并告诉他说：
“新国都将设于武昌，且将为永久之国都。国民政府由粤迁鄂，虽不能决定期限，但在最近期内，必能实现，鄙人将于两星期内，由赣赴鄂，参与盛典。”
11月22日，蒋介石派身兼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等数职的邓演达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张发奎由武昌飞抵广州，敦促国民党中央速迁武汉。
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召开临时会议，正式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北迁武昌，委托邓演达回汉先事布置。
27日，邓演达便飞回武汉，筹备迁都事宜。
鲍罗廷随第一批北上政府工作人员乘火车离开广州后，一路上火车走得很慢，因为路况非常糟糕，有的地方枕木已经腐烂，特别是当火车爬坡时，其速度与步行差不多。当时粤汉铁路尚未修通，所以鲍罗廷一行的火车终点便是韶州（今韶关)。
鲍罗廷一行离开韶关以后经过粤北的始兴县，于11月20日抵达粤北重镇南雄。
第二天北行队伍继续上路，翻越粤赣交界的著名梅岭山口。梅岭又称大庾岭，其得名相传是根据南迁越人首领梅绢的姓氏而来。
在战国时期，中原战乱不堪，大批越人迁往岭南，其中一支以梅绢为首的越人，翻山越岭来到大庾岭上，被眼前的岭南风光所吸引，决定在这一带安营扎寨，使这里迅速兴盛起来。
因为梅绢是率队首领，后来又因破秦有功而被项羽封为十万户侯，因此人们就把这一带称之为梅岭。
梅岭得名的另一说法是这里梅树特多，故称“梅岭”，以梅花“南枝落、北枝开”的奇景著称。
鲍罗廷等人越过山隘口，沿着脚下的梅关古道，静静地穿过梅林，到达几十里外的江西大庾县城(1957年改为大余县)。离开大庾县，途经南康县等地，鲍罗廷一行于11月24日中午抵达江西重镇赣南行政中心——赣州。
鲍罗廷所在的北迁队伍，从韶关出发到达赣州，主要是陆路旅程。从赣州至南昌的路程主要依靠赣江的船只来完成。
11月25日，鲍罗廷一行参加完赣州各界民众团体召开的隆重欢迎大会后，在各界代表的欢送下，经过西大街到西门码头，登上了前往南昌的船队。
12月初，鲍罗廷一行抵达蒋介石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
当天晚上，蒋介石在南昌设宴招待各位委员和顾问。
他兴奋得眼里放光、满脸带笑，故意把鲍罗廷和加伦将军安排坐在他的两边。
第二天，南昌市民举行盛大的欢迎会，蒋介石在大会上高调盛赞鲍罗廷说：
观察全国的形势，不由得我们不抱乐观。国民革命，已快将成功，我们的政府，已可统一中国。今天总理的代表，联俄政策的代表，农工政策的代表都到了，所以南昌民众热烈的欢迎。
鲍顾问，因为他是世界革命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导师，今天我特代表三千万江西民众的意志，欢迎世界革命的领袖！中国革命领袖！
这是蒋介石自认识鲍罗廷以来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下给予鲍罗廷的“最高”评价。
在南昌住了两天后，鲍罗廷一行在蒋介石的陪同下从南昌向九江转移。
在九江，鲍罗廷见到了专门前来迎接首批北迁的国民政府要人们的邓演达。身材挺拔、气宇轩昂的邓演达，此时既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又身兼国民党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等职务。
鲍罗廷一行到达九江后，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庐山。在这远离尘嚣、听不到群众呼声的地方，蒋介石与鲍罗廷、孙科、宋子文、徐谦、陈友仁、邓演达等人举行了会谈，以讨论紧急的军事、外交、财政等问题。
12月9日晚，蒋介石亲自到九江码头，笑容满面地与鲍罗廷等人一一握手告别，看着鲍罗廷一行乘坐着轮船，徐徐离开九江驶往汉口。
但是，当被鲜艳的纸旗和欢迎国民政府及俄国顾问的彩色标语装饰一新的轮船渐行渐远时，蒋介石的表情却变得若有所思，眼神有些深不可测。
经过一晚上的逆水航行，鲍罗廷等人乘坐的轮船于12月10日抵达武昌。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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