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召唤！
 
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继续对意识形态理论做了极具影响力也有争议的拓展。
 
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和《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两篇文章中，他对马克思以来众多理论家的相关论述进行了延展，形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
 
通过对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论的再认识，他指出国家机器不应被简单地认知为强制性的政治体，通过一系列社会机构进行集体传播意识形态以一种具有欺骗性的方式让人更“自愿”地接受社会主流价值观，阿尔都塞在其中特别强调了教育和家庭在意识形态运作中的意义，将其视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另外，阿尔都塞还把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相关理论引入自己的探讨中，用“镜像”论来丰富自己对意识形态的微观层面的研究，指出个人在接受意识形态询唤过程中的被动性。
 
而在当代，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对意识形态理论继续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主要继承了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的相关部分进行了拓展。
 
美国有着长久的战争题材电影拍摄历史，自建国以来，美国参与的大小战争和军事行动超过百次，这些历史为创作提供了源源不绝的素材，围绕这些经过，诞生了大量的影片，成为好莱坞电影体系中极为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奥斯卡金像奖中，有多达十九部获得最佳影片奖的作品。
 
学者安妮塔·卢斯曾说过，“我将好莱坞的开端归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此不难看出，现实世界的战争虽然给人们带去无尽的创伤，却在另一方面为好莱坞带去了发展的契机，成为电影创作的素材与灵感来源，而战争所引起的社会舆论变革，也直接推动着电影理念的转向。
 
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美国战争片的主导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从中可以看到国际关系、社会舆论、政府引导、军方立场、精英思想、商业资本、创作思路等多种力量的博弈，意识形态成为其中最重要的引导着，围绕其空间的政治运作也诞生了一系列的研究。
 
司徒亚特·埃尔顿就曾说过，“因为空间是政治的而产生了空间政治学”，战争片中的空间不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更多而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属性，它绝不是客观中立的，而是受到政治力量或隐或显的操控，美国当局对于战争的态度，直接影响着电影中的空间生产。
 
美国的战争片与主流社会的互动历史由来已久，其中有着明确的现实利益考虑。
 
在二战初期，由于战争并未实际牵涉到美国的主要利益，占据社会主流的是保守主义，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美国加强了对电影的审查，1941年，美国参议院听证会还就好莱坞进行主战宣传而对其开展了调查。
 
这与美国当时的国际角色定位有关，其经历过之前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之后，美国一直将商业利益摆在首位，因此，站在一个中立的位置向参战双方做军火和能源生意是当局的主要考虑。
 
在心态上，当时的美国并未有太多主导世界秩序的动机，同时也担心陷入战争泥潭太深会让自身利益受损，这让当局采取了保守中立的态度。
 
这种情况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彻底得到扭转，1941年12月，美国的重要军事基地珍珠港遭到日本偷袭，造成重大伤亡。
 
突袭的发生让美国改变中立，全面投入战争，电影作为舆论宣传的重要部分很快受到重视，美国当局直接介入了电影的制作，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设立了战争行动委员会和战争信息办公室，对各大电影公司的影片生产提出具体建议。
 
除了当局的直接推动，战争片的盛行一时也与大众需求密切相关。民众的参战热情也是关键的原因，珍珠港事件引起了全国激愤，让美国义无反顾地投身战局，这为大量战争题材电影提供了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