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恐怖随着斯大林的死亡而结束、即使赫鲁晓夫选择公开恐怖，但赫鲁晓夫仍先篡改信息，再将删节过的故事列为机密。当戈尔巴乔夫上台，在1980年代首次查看其中一部分秘密档案时，他感到震惊、作呕，无法相信──不只是为了发生过的事，也因为这些事是奉组织之名，由他的组织所干下的。
1989年，戈尔巴乔夫任命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为新设立的恢复名誉委员会主席，负责审查档案文献，为斯大林时代遭受不公正惩罚的人们洗刷污名。尼古拉耶维奇带着比戈尔巴乔夫更充分的心理准备开始得知恐怖，既是因为他年纪够大，在大会上听过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也因为他在伟大卫国战争过后，亲眼看见载运牲口的列车将苏联战俘载往古拉格劳改营。但当他在重建时期研读相关文献时，眼前所见仍令他反胃。
尼古拉耶维奇看到斯大林亲自签署了四万四千人的死刑执行令。这些人斯大林根本不认识，要是真有案卷存在的话，他也没读过这些人的案卷。他就只是签署了这冗长的名单，显然是因为他享受这个过程。他看见秘密警察彼此竞争的证据，有正式的竞争，像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属的不同部门，争先恐后地冲高政治调查的业绩。也有非正式的，像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三名高官带着三千份案卷乘坐火车旅行，喝醉之后展开竞速比赛：谁能最快看完一叠案卷，然后在每个案卷上全都标上字母P。他们完全没细读这些案卷。字母P在俄语的发音为英语的R，意指“处决”。他也看见数千人的命运在特定日期里被决定的证据。
1938年8月20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共同签署了一份十五名女性的名单，她们被归类为“人民公敌之妻”。其中十人是家庭主妇，两人是学生。她们全部被处决。她们的丈夫比她们早被逮捕，在她们之后也被处死。
真相太原始、太血腥。政权为任何想象得到的理由攻击自己的公民，毒打、凌虐和处决他们。当你接受了这一事实，他们这么做“没有别的理由”，杀手杀人就只因为这是他们的工作，那么你的心脏就算没被子弹打穿，也会被撕裂，你的心智即使还在完整无缺的头壳中，也会岌岌可危。正视事实真相会变得像是逼视枪杆子，因此人们都想要悄悄避开。
尼古拉耶维奇最后得到了结论“恐怖是无法理解的”。他的同事和众多历史学家提出的解释是：斯大林有精神疾病，受困于偏执妄想，除此什么都解释不了。这个暴君把他的许多亲戚，以及妻子的许多亲戚都给处死了。
苏联国家奠定在惩罚的基础上。从进入“少年先锋队”开始，青年就被教导在团体情境中互相批评及自我批评，沉湎于缺陷的细节、罪咎的纷杂、悔改的狂喜，以及预想中的精确惩罚。青年·团与苏联党·组织本身同样是执行机构，“劳动集体”也是，定期召开会议“揭发”过错并“采取措施”。
1989年，恢复名誉委员会在成立第一年内就审查了28万件法庭案卷，为36万多人恢复名誉。按照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的估计，这是工作量的将近2%。从他这时能够完整取得的现存档案来看，大恐怖的伤亡人数约有两千万人。这还只是斯大林的部分；更多人死于斯大林掌权之前的集体化运动时期，而惩罚机器在斯大林死后仍持续运行，即使速度大减。
俄罗斯并未立即开放全部的秘密警察档案，还有个更深层的理由。采行这个做法的国家，其中包括波兰、德国和捷克共和国，将这些文件当成是占领势力遗留下来的。但苏联机构在1991年之后成了俄罗斯机构，很快地，俄国官僚就开始像捍卫自身机密那样捍卫了许多苏联机密。按照这些机构的逻辑，而非法律规定，俄罗斯政府组成了委员会逐一审查档案文件，决定它们能否解密。随着时间过去，能公开的文件愈来愈少。
尼古拉．叶若夫
斯大林的恐怖机器每固定一段时间就会处决掉刽子手。光是1938年，就有4.2万名曾参与过工业化规模大清洗的调查员遭到处决，秘密警察首脑尼古拉．叶若夫也无法幸免。最后一名高阶杀手拉夫连季．贝利亚则在斯大林死后遭到处决，但他被指控的罪名不是谋杀、酷刑和滥权，而是为十四个不同国家充当间谍。其他刽子手也因为虚构的罪名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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