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的上山插场，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使我和绿色结下了不解之缘，就是儿女，也踏着父辈的路跟上来了……
不是那次选择，我的人生道路不知会是个什么样子，我无法想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妻子、儿女将是另外一付面孔……
尽管我的一生受到不少挫折，但我就不后悔，我选择的路是没有错。那是一九六三年冬，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在城市，青年们开展向“邢燕子、董加耕”学习的高潮，有志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当时我高小毕业后辍学，工作难找，正在家里无所事事。
同学中有去新疆当军垦战士的，有的去了黄泛区农场，还有两个同学支藏去了，我从内心里羡慕他们，好男儿志在四方。不一定非要待在城市不可，我也想着自己应该有个好去处，厂矿还没招工的信息，我已经在家里闲不住了，街道上不少人在议论上山下乡的事，我迫不及待的到街道居委会问清楚后，没来得及和家人商量，就邀几个伙伴到区里报名。
报名处屋里屋外挤满了人，三个一堆五个一伙在议论着，商讨着，有不少人不是真心来报名的，而是来打探情况的，他们对自己的前途命运都持慎重态度，不轻易做出抉择，听说这次上山下乡是到数百里外的山区林场，而且条件艰苦，这对多数青年似乎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他们期待的是进工厂……
“林场整天挖坑栽树，比农村生产队的活还累。”
“总比去新疆、西藏强，起码离家近吧！坐车一天就可以到家”！
“那可不一定，去新疆的是部队待遇，去西藏的算干部。”
“也不知市里几个大厂啥时才招工。”
不少人高一声低一声地议论着，有人在犹豫不决，有人在互相观望，多数人并不急着报名。
我显得有些轻率，毅然挤上前去，不顾同伴的劝阻，……当负责报名的同志听到我的年龄时，那位男同志停住手中的笔，问身边一位戴近视镜的女同志：
“十五岁是不是小了点，上级要求十六岁以上。”
女同志把我打量一下：“年纪小要说不算啥毛病，一年一年还在长。”
“别看我小，啥活都能干。”我接着改口，“我个子矮。说大了怕你们不相信，其实我已经十七岁了。”
“我怀疑你十五还不到呢。”男同志把我审视一遍，“一会功夫你就长了二岁。”
“这几年生活不好，营养跟不上，个子老不长……”我忙解释。
别看门里门外挤的人不少，但报名人寥寥无几，戴眼镜的女同志数数登记册上的人数说：“先把他写上吧。”不知是她看我态度坚决，还是看报名人数少，让我凑个数。
“先登记上。”男同志一面写一面说，“明天把你的户口本带来。”看来他很坚持原则，办事很认真。
屋里不少人对我投来不解的目光，同来的伙伴也埋怨我说：“你慌啥哩！等会看看别人啥态度再说。”两个伙伴过于谨慎，受外界影响，最终没有报名。
我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不愿在家吃闲饭。全家七口全靠父亲一月三十多元的工资过活，经济上捉襟见肘，我上学时父母常为交不起学费而发愁，我常看到父母为生计而愁眉哭脸，况且弟弟妹妹正在上学，家庭负担不堪重负。“上山下乡”的重大意义我没考虑那么多，反正家里少了一张嘴，就减轻了家庭负担……
林场来接收的负责人姓陈，四十来岁，中等身材，胖胖的，他同来的年轻人叫他“陈部长”，我觉他官挺大的。陈部长很有派头，能言善语，他在报名处成了众目焦点，青年们围着他问这问那，他都答得很巧妙，总能让询问者满意，他把林场夸成了花果山、青山绿水，鸟语花香，当有人问到林场交通条件如何，通不通车，他说现在是闭塞了点，不过上级准备调拨三辆“解放”给林场，他还在青年中到处物色司机，不断地在本子上记着名字，司机在六十年代初可是个吃得开的行当，不少青年缠上了他……
“郭部长”还对青年们说：“林场有十几个护林员，个个都是神枪手，一个姓郭的护林员一天打过二十多只兔子、野鸡，到林场吃肉不成问题，还不用大家花钱……”我们这批青年经过三年困难时期，饱尝过饿肚子的滋味，“天天有肉吃”，这对青年们又是个很大的诱惑，有几个馋嘴人听后几乎口水欲滴，迫不及待了……
到场后才知道，所谓的“陈部长”名字叫陈国富，曾在一个公社干过武装部长，因作风问题受了处分，调到林场成一般干部，同来的年轻人为了尊敬他，还沿袭老称呼……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还是有不少人报了名。
十二月七日，是知青们动身的日子，这天市政府召开了隆重的欢送大会，会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要比欢送新兵入伍的规格还要高。知青们个个披红戴花，春风得意，市领导在会上勉励我们，到山区一定要过好三关 ——生活关、劳动关、恋爱关。
二百多名知青带着美好的向往、踏了上征程，一路上高唱着“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学习雷锋好榜样”……
后来我才知道，知青中文化程度高低不一，高中、初中、高小……六十年代初，高小就算个知识分子了，印象中邢燕子也是高小毕业回的农村。但也有“滥竽充数”的，知青中还有十多个人大字不识，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
我还发现“知青”的成份并不纯，有被厂矿下放的青年工人，有社会闲散人员，还有不少结过婚的，有三个少妇还带着小孩……反正是到林场去，只要你愿意，身体没啥毛病就行，资格审查并不严。本来我还为户口上的年龄而发愁，但还没等我想出办法，通知就下来了，据说，城市也是为了减轻就业压力。
也许我们来的不是时候，正是冬天，满目的荒山秃岭，遍山的乱石野草，一片凄凉，阵阵的寒风发出“呜呜”的声响，象要把青年们刮到路边的深沟……
崎曲的羊肠小道，险象横生，有的地方一边是悬崖陡壁，一边是大沟深渊，脚下的道不足一尺，一脚踩空，连命都捡不回来，青年们哪走过这样的路，恐怕连见都没见过，一个个望而生畏，不敢往前迈叔，不少人脸都变了颜色，两腿直打抖，每前进一步，都提心吊胆，不过，林场在一些险段都安排了老工人，他们帮着将每个青年扶过去，……那些挑行李的人，肩上一二百斤，对旁边的深沟视而不见，忽悠忽悠就过去了，过险道如履平地……好象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青年们看了十分佩服。
江春红、邵东霞等几位姑娘勉强过了二道“险关”，就再也不愿往前走了。她们在一块较平担的地方坐下来，先是独自落泪，后又非闹着回去不可，她们说这里太可怕了，不定啥时掉进深沟，连父母都看不着，还有人说：“俺们上当了，快把我们送回去！”，这里的现状与“陈部长”描述的大胫相庭，不少青年都有“受骗上当”的感觉……江春红她们在带队领导的再三劝说下，只好随着奈何行……
林场的居住条件更是不容乐观，原本六七十人的小场，一下子增加了二百多人，显得拥挤不堪。知青们一律打地铺，一孔窑就睡了三十个人，夜里连身都翻不过，我睡的那孔窑洞里，有人提出建议，一颠一倒睡，这样一试果然显松了些，都是年轻人，有人睡觉不安生，常把脚伸出被窝，害得不少人嗅臭气，窑洞内特别沉闷，有人实在受不了，半夜站在洞外透气。有两个人有鼻炎，夜里睡得很香甜，大家把他俩羡慕得要死。
艰苦的生活条件大大超出知青们的想象。由于持续干旱，林场连吃水都困难，一天十几个人到二三里外的深沟担水，每天洗涮用都有限制，更说不上洗澡了，有青年们投机取巧，能打半盆水把身上擦一擦，那是很大享受了。后来不知是谁身上先生了虱子，马上就漫延开来，窑洞内无一幸免。虱子把知青们折磨得够呛，不管白天黑夜，身上痒得难忍，虱子总是藏在衣服缝中，怎么逮也逮不净，大家想了好多办法，都没能将它制服，后来林场又盖两排房，大家都睡上了床，撒药汤洗才将虱子完全彻底消灭干净。
生活关还凑乎着能过，不管条件如何艰苦，大家都能克服，知青的要求条件并不高。吃饭每月都有定量标准，只要生米做成熟饭了，一顿吃多少你自己掌握，反正是“吃超不补，节约归己”，有人出现水土不服，但熬过一段时间就适应了。
劳动关就不那么容易过了，林场的活除了挖坑栽树，就是担担挑挑，没一件轻松活。
一天又一天，笨重的镢头，在手中挥舞，坚硬的土层，弄得满手血泡，青年们忍着疼，含着泪硬是熬过来了，后来血泡变成了老茧……
担担挑挑更是林场人离不开的活，往苗圃地运粪，去山下挑粮食……知青们每人都发有一根扁担，一个垫肩开始，青年们的肩膀磨肿了，磨烂了，大家咬着牙坚持了下来……后来，男知青也敢和老工人比试高低，二三百斤重的担子全不当回事，互相追逐疾走如飞。
大浪淘沙，江春红、邵东霞等20多名青年终于没能过去劳动关，按照本人自愿，又返回了那座城市。后来听说江春红混得不错，在一个大企业干上了秘书长（现在的办公室主任）邵东霞到一个局机关当了干事……
各级领导都在关心着我们这批知青的成长，县长、专员、厅长……翻山越岭，徒步数十里到场来看望我们，并鼓励知青要树雄心，立大志，扎根山区，为改变荒山面貌贡献出自己的青春……
市里的领导更没忘记这批知青，每年的中秋节、春节前都要派人来慰问，并带来不少慰问品，如肥皂、毛巾、纸烟……这些东西当时都是凭票供应的。
知青们没有辜负上级领导的期望，纷纷表决心，立誓言，“要在林场干上一辈子，荒山面貌不改变，白发苍苍不下山”……豪言壮语写在纸上，贴在墙上，青年们自动组织起“学雷锋小组”，业余时间帮伙房担水，修路……办发了事助人为乐，还在半山坡起高垫低，修出一座篮球场，星期日他与队还举行篮球比赛，另外还组建了“文艺宣传队”除了本场娱乐，还到周围大小队进行演出，深受周围群众的欢迎……知青们热火朝天把沉寂的山沟搞得生气勃勃，热闹非凡，歌声笑语不断。
自六五年秋，郑州国棉三厂、六厂、安阳豫北纱厂、汲县纱厂（卫辉）……等单位先后来场调人，青年们走了一批又一批……这时，我们方才明白，市里领导让我们这批青年到山区的目的是“锻炼”“过渡”，并非是让在林场扎根的，就是林场的一些老工人也跟着沾了光，不知他们与场领导何关系，充个“冒牌”知青也调往了城市的纱厂……
直到“文革”开始，林场的知青还剩下六十多人，就再无单位问津了。不过剩下的知青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门路的家庭积极活动，托找关系人，有回城进了工厂，还有几位俨然成了机关干部……
场长很会利用策略，第一次纱厂来调人，他在会上讲，大家都要好好干，表现好的林场尽早把你推荐到工厂去，大家听后情绪高涨，干劲更大了，谁都想快点离开这个深山区，到工厂大显身手展示才华，后来，大家都发觉“上当”了，从几次调人情况看，凡是表现好的林场一律不放，都留了下来，倒是那些调皮捣蛋、不好好干活的人却早早到城市上班去了。听人么人说，调人单位查阅档案时，林场将表现好的人的档案藏过去了，领导也想让优秀的人留下来。
走得最早的是那些口是心非口号喊得最响，措词最激昂的人。
我这个默默无闻的小知青且坚持到了最后，那些言过其实的口号让我替他们实践了。
日月荏苒，转眼数十年过去，我从一个满头乌发的小知青已变得两鬓斑白。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回忆四十年漫漫绿色路，有艰难、有辛酸、有欢乐、有幸福、有汗水也有泪水，人生的酸甜苦辣尽在其中……
我独自在葛针庄护林点一干就是三年，在那里我过着远离人群，与狼为伴的生活，又是在那里，我学会了烧火做饭，自己料理自己。
与农村姑娘结婚后，我深刻体会到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之大，爱人领着两个没有户口的“黑孩”，在农村艰难度日……
我饱尝了白手起家，异地落户的艰辛。
“文革”中，我曾遭受过一场突如其来的迫害，虽说不上残酷，但在我脑海中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农村的封建陋习几乎逼得我走投无路，爱人险遭一场灾难……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数十年的坎坷磨难，给了我刚直不阿，顽强不屈的性格，吃的苦，受的罪值得！
回首林场，面貌大变，昔日的荒山秃岭，现在是座座青山，一片林海，知青们辛勤栽下的小树早已绿树成荫，郁郁葱葱，如今林场正在积极筹划，利用森林资源，建南山森林公园，开发旅游。这是我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
“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潮，到济源来的知青有成千上万，过去那些青年队、知青点早已荡然无存，那段时光只能留在他们的记忆中，而我们这批知青且在愚公的家乡王屋山染绿了一片群山，青山林海象座偌大的纪念碑，铭刻着我们那批知青的丰功伟绩！
刘月凯，河南省济源市作家协会会员，林业局退休干部。生于1947年9月，原籍河南省浚县白寺乡西郭村，后随父母迁往焦作市，1963年12月7日“上山下乡”来到河南省济源县大沟河林场。1980年12月调济源县（市）林业公安派出所，曾担任所长、科长等职，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1989年在重庆西南政法学院进修一年。
2002年退休后开始写作，已出版文集《绿色记忆》上、中、下三部，100余万字。参与电影《爱在绿洲》（曾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的创作与拍摄。
出品：大河文学（ID：dahewen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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