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全省国有林场的刺槐林,大多是在六十年代初栽植的,那几年雨水好,成活率高。上原林场的黄楝庄、高古堆过去都是荒山,经过全场职工几年的努力,栽上刺槐,三十多年过去了,山上的树早已成林,就是土层最薄的地方,也长成了矿柱材,刺槐不经老,二三十年就得改茬换代。
上原林场今冬要在黄楝庄、高古堆采伐更新,人员车辆组织好,采伐的前一天,高场长给我打电话:
“刘科长,求你一件事,采伐期间你得帮一下忙。”
“场派出所几个人维持一下秩序不就行了吗。”我说,“这是他们正常职责,”局里的林业公安科,还负责管理场派出所。
“林场干警都是当地人,挪不开面子,遇事不好办。”高场长说,“没市局公安科威力大。”
“以前采伐不都是他们值勤的吗?”我说。
“今年情况不一样……”高场长似有隐情。
我想想说:“科里最近案件比较多,人员拉不开……”
“你知道,我轻易不向你张口,这忙你非帮不可,在这时,你得支持我工作。”高场长央求说,他的口气不允许我拒绝。
“好吧。”我答应下来,“明天我派两个同志……。”
“我想让你亲自来。”高场长条件越提越高。“可不是我不相信科里的同志,有些事电话里一时半时说不清。”
“不是我推辞,”我说明情况,“我手里压着两宗案子,都是省厅批下来的,限期处理要结果。厅上电话催二次了。另外,局长还给我布置了一大堆事……我确实脱不开身。高场长,这可不是我强调客观。”
电话里我听到高场长在和其他人咕哝什么,旁边可能是二个副场长。
“不多耽误你,砍伐一理顺就可以回去了。”高场长笑着警告说:“你可别让我闹到局长那儿。”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没啥可说,干个小科长,不能让别人说你架子大,难请,我把科里的近期工作对其他同志做了交待。
第二天,我和沈和平赶到上原林场,这里离市区60多公里。山路车跑不快,用了二个小时。
到场后高场长才告诉我,今年采伐恐怕要遇到些麻烦,他的一个亲戚暗地向他透露,泥沟河村干部很早就开过会,说若是林场开始采伐,他们就组织村民进行阻拦,必要时就……村里不知咋事先知道采伐地点,黄楝庄、高古堆原是泥沟村的地盘,六一年协议,大队交与林场,这茬新上任的牛犊子,试图想把原大队的协议推翻,要回那二座山,他们是看山上的树成材了,起眼了,争回来,搭锯就见沫,若还是一片荒山,给他都不要。
“协议不是随便推翻的,它受法律保护,……国家投入那么多财力、人力,他说要走就要走了,想的倒美。”我打比方说,“香港、澳门经清政府租给英国、葡萄牙了,新中国成立,改朝换代了,国家还承认那码事,你一个村,不是你说了算!……”
“村里人可不给你说这。”高场长接着说,“去年村里换一茬新干部,在村里胡做非为,乡统筹、村提留没交的,说牵你的牛就牵你的牛,说到你家拉粮食……净胡来哩!特别是那个村委副主任胡孬,名字真没错起,……孬着哩!今年夏天,他碰到咱场护林员说,以后你别到这儿护林了,香港、澳门都快回归了,俺村的坡也准备收回……”
“不是建林场,国家投资,说不定高古堆、黄楝庄现在还是荒山。”戴副场长说。
“这个咱不怕,协议书上写得清清楚楚,又通过前几年的定边划界。不怕他胡闹!”我说,“全省都是这情况,各村都把山要回,那国有林场就不存在了。”
“要不趁科长在这儿,先到村里协商协商,给他们讲讲政策。”戴副场长提议说。
“不能那样办。”高场长忙否定他,“越找事越多,他给你提好多问题你咋答复?别没事找事,自找麻烦。”
“林场砍自已的树,又经省厅批准,找他干啥?这是林场正常生产。”我说,“砍伐按场里事先安排进行,不要前怕狼后怕虎,把问题考虑过于严重,他真出来阻拦再说,咱解决不了有局里,局解决不了有市里,咱别怕!”
我给高场长打一通气,让他放心大胆干。
头三天,采伐进行的异常顺利,泥沟河没什么动静,不少村民还跟着伐树工人拾柴禾。不知是高场长得到的情报有误,多疑了,还是村干部看多几个穿警服的山上转,不敢造次……
内勤打电话催我回去,说局长让我汇报省厅批的那个案,高场长没挽留,他没有理由把我拦在场。午饭吃过我正与高场长道别,拉木材的车报来消息,说路上好多群众挡着不让车走,要让场里拿修路的钱……
“看看,问题出来了吧,幸好你没走。”高场长说。
“走!看看情况。”我拉高场长上车,可他胆小怕事,说泥沟河的人他都认识,还有几家亲戚,见面不好看,让副场长陪我去。我和沈和平驱车前往。
快到黄楝庄,远远看到路中央站着七八个老头老太太,我暗自好笑,这是“地头蛇”惯用的伎俩,不新鲜,这些人,你推不能推,拉不能拉,一碰他(她),他就躺地上,讹住你,这类事我见多了。
“你们是干啥的?为啥站在路当中?”我下车问。
“这路是我村群众出义务工修的,林场四两力气没出,就想走这路没门!”一位六十多岁的白发老汉说。另一个老太太接上:“林场的大车把路轧坏了,得赔我村修路钱!”
“你村的车出门也走被人的路吗!”我给他们说理。
那几个人堵在木材车前,靠车头站着……
“修路是让人车走的。今天林场的车走村的路,说不定明天村里的车走林场的路。”我继续和他们讲理,“你们都是上年纪人,应该通情达理……”
“林场和村是近邻,有事要互相帮助,互相体谅,……”沈和平劝道。
“俺是听村干部的,他叫挡就挡,叫走就走。”白发老汉象个挑头的,“俺又不认识你,谁知你是干啥的?你说再多也没用。我们不听你的!”说着他搬块石头在车前坐下了。
“你不认识我可以,你认不认得这身警服?我们警察是维护社会秩序,打击那些违法犯罪的。”我严厉说,“你们这么大年纪,应该分清是非黑白……”
“谁敢拦挡林场车,带头闹事,对不起,请跟我们走一趟!”沈和平说着有意解开衣扣,将腰间的枪露出来。
有几个老头老太太开始动摇了,从车前慢慢往路边移,怕被带走……
我又义正辞严地作一番法制宣传,说服教育,让他们明白事理。
“要挡让干部来吧,咱可不在这儿惹事,真把咱带走关几天,咱儿孙满堂可丢不起那人……。我也不挣这义务工,一天十块钱。”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太太道破其中天机。
“十块钱是许的愿,还在镜里照着呢。”又一个老太太说。
路中间只剩下那个顽固的老头,他似乎并不受他人影响,决心要坚持到底。
“你是想跟我们走,对吧?那就上车吧。”我靠近他,“看守所里上年纪的人有的是。”
两位好心的老太太上前劝他:“二孩他爹,咱可别出这风头,你没听说,枪打露头鸟,咱一大家孙男嫡女,何苦呢?公安局真把咱带走,图啥哩?快过来吧!”
老汉不情愿地站起来,被两个老太太拉到一边。
拉木材车往前开三里多路,前面又出现十多个同类人,司机看来是当地人,他说:“这和刚才那帮人不是一个小队的。”
可以看出村干部用心良苦,在这里设了第二道防线。
戴副场长突然想起说:“记得前几年村里修路来场协商,有段路从林区通过,毁一部分树,协议上写明场里搞林业生产,允许林场车辆通行,毁的树没让他赔偿,还支拨村里100公斤炸药,……”。
“你咋不早说,叫浪费那么多唾沫。”我埋怨道,“有协议不是更好办了,咱的车走这路名正言顺吗……”
“这是经老一茬村干部订的协议。”戴副场长说,“我遇事有点迷,差点把忘了。”
“你这健忘症可得好好治一治,这么重要的事咋能忘掉。”我有点责怪,“不过现在想起来还不晚。”
看车过来,那帮人齐刷刷站在路中心,要比那个队人员组织好,步调很一致。
“你们是哪个队的?为啥拦车?”我高声问。
“村里修的路,林场车不能过……”领头的还是一个老头,理由是一样,这是事先策划好的。
“你们是否知道,前几年村里修路与林场签有协议?”我站在驾驶室的踏板上说,“村里修路从林区通过,毁了那么多树,林场没要任何损失,还给解决100公斤炸药,最后协议允许林场车通行,林场车走这路是正当的,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事理,不要听信一些人背后指使,林场是国家的,想在它身上刮油并不容易!再说场村是邻邦,打交道长着呢,今后谁还能用不着谁?……”我耐心规劝。
拦路人议论:“村和场订有协议?咱咋没听说!”“修路都参加了吗,炸药确实是林场给的……”
“那是上一茬干部办的事,又成立新班子了,不认他那壶酒钱。”一位五十多岁泼妇似的老娘们说。看样她是个挑头的。
“不管哪套村班子,签的协议都算数。”我仍不厌其烦善意说服,“咱老百姓都知道,话为空,笔为中,那协议是起法律效力的,不是哪个人说不算就不算啦……”
“是队长派俺来的,有啥事找队长说去。”那个泼妇样的女人又说。
“谁挡路我就找谁说事,不行就上车跟我们走,没那么多费话说!”沈和平不愿与他们纠缠。
“知道你们是受人指派,一天一个义务工,十块钱,可这是违法的,是破坏林场正常生产,要负法律责任的……前面那个队已经撤了,你们愿意被人利用,帮人顶罪?”我想和平解决,以谈判口气说。
“黄楝庄的人都走了?咱还装这孬干啥?林场人咱不是不见面了。”“队长不出面,戳咱这死猫上树哩!”这十几人很快土崩瓦解了,纷纷撤离……
当汽车装满木材返回来,只个把钟头,路中间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其中有几个拦路虎,象牛腰一样大,我四个人费九牛二虎之力才将石头移开,这活不是那帮老头、老太太所能干的事,背后另外有人,可能这是村干部实施的另一套方案,拦车也好,路上放石头也好,都是地头蛇常耍的那一套,我觉奇怪,路两边都是麦地,石头从何而来?时间又这么短,由此看来,村里应该还有一支快速反应的“别动队”。
简直是挖空心思!
转一路石头,我和沈和平,累得满头大汗,原计划下午赶回科里,看来不可能了。
到场汗还没落,工地上报来紧急情况,一些村民正在山上哄抢木材,开始十来个人,现在已增加到五六十人,场里工人根本挡不住……
当我和沈和平、高场长赶到现场,看到山坡上乱哄哄的,我也分不清哪是工人,哪是群众,有背木头往沟下走,还有人正在夺争树木,推搡着,撕拉着……场所三名森警更是来回跑着,高声劝阻,所长的嗓子都喊哑了。
场所森警见到我们象盼到救兵,胆气壮了许多,他们扭着一个年轻人的胳膊,要给他带铐,年轻人挣扎着,为防止矛盾激化,我制止他们,“停一下。”,然后我选择一个高古堆站在上面大喊:
“各位村民,请听着!林场是在进行正常的林业生产,山上的木材属国家所有,任何哄抢行为都是犯罪的!现在我警告你们,立刻停止犯罪行为!有问题可以坐下来协商,采取这种极端行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有人听到我的喊话放下所背木材,但仍有不少人把规劝当成耳旁风,我行我素,背着木头继续走。
“对于那些不听劝告,执迷不悟的人,我们是绝不客气的!”我喊完吩咐场所的森警,“分开行动,注意发现背后指挥者和挑头的!”
我也首当其冲,上前拦住一位背根大木头看来很有力气的中年人。
“站住,把木材放下!光天化日之下,敢公开哄抢国家财产,简直反了天了!”
“咋?”中年人看我威严的样子站住了,但就是不肯放下肩上的那棵树。
“放下!”我再次喝令,他只好不情愿地放下肩上的木头。
“叫啥名字?哪个生产队的?谁让你来的?”我厉声问。
“你问那干啥?俺一个农民,村长让干啥俺就干啥。”中年人完全是对立口气,他敌意地看着我。
“你犯法了,知道不知道?”沈和平问。
“啥犯法,你别说恁厉害!”中年人仍很瞒横,“吃饭有端碗的,有事找村干部去。”说着他悠闲地掏出旱烟袋抽起来,满不在乎的样子。
“去!让场所的人把好路口,”我吩咐沈和平,“凡是主动放下木材,态度好的可以放他走,拒不讲理的一律控制起来。”
不一会,沟口就集中了十多个“顽固不化”的人,场所森警很负责,严密看守着,我和沈和平逐个追问他们的姓名、村组、……这些人不是不回答,就是说“没名字。”“不想告诉你。”问到“谁让你们来的”?有人说:“村干部。”问具体哪个人,他们又装聋作哑了。
僵持一个多小时,一个特殊人物出现了,此人三十多,中等个,上身穿件西装,皱巴巴的,一双黑皮鞋,多日没擦油,上面沾满尘土,下身着条黄裤,穿戴不伦不类。
“咋都聚到这里,办学习班哩?”他一到就耍派头,打官腔,“派你们干啥来了?”大概他听说派出所控制了村里的人,从幕后走到前台来了。
“他是副村长!有啥事找他说,俺是磨道的驴,听人家么哩。”有个中年人小声说。
“你是村干部?”我迎上去正色问,“你不来,我们也会去找你的。”
“你别给我照脸,我只是个副村长。”他耷拉个脸,带理不理的样子。
“他们哄抢木材是你指使的?”我也没好气地问。
“他就是胡孬。”场所的老孔对我耳朵小声说。
“说不上哄抢。”胡孬说,“这是村支两委共同研究决定的。”
“集体犯罪法律上也是有明文规定,除追究具体实施犯罪的人的责任,还要追究幕后策划、操纵的人。”我严肃对他说。
“看样你是市里来的?你先不要把话说恁严重。”胡孬不想认这犯罪的账,“要说违法是它林场违法在先,《森林法》上明文规定:林权、林地有争议的,纠纷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借口进行采伐。高古堆、黄楝洼是林场和泥沟河村权属争议,他们敢砍,我们就敢背……”他倒理直气壮了。
“是不是有争议不是你一方说了算!”我针锋相对,“你根本就不懂啥叫'争议’,请你对《森林法》全面理解,不要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国营林场早在几年前就定好了边界,你村一方是推不倒的。”
“那是林场单方定的界,不能算数,别看你穿身警服,好象法是你们掌握的。普法多少年了,法律我们也懂。”胡孬接着煽动说。“都站这里干啥?继续给我背,有事我顶着!”他一副了不起的样子,好象谁也奈何不了他,老天爷老大,他就是老二!
被控制的那些人看看我们,又看看胡孬,犹豫着,不知如何是好。
“你们是听派出所的,还是听村里的?听派出所的搬出村了,到林场过吧!”胡孬大声嚷。
“我看哪个敢动?有敢于以身试法的铐起来!”我非常恼怒,警察面前你也敢耍“地头蛇”,简直无法无天了。
“要看看是村干部厉害,还是国法厉害!”孔所长手掂着铐。
多数人拿不定主意,不敢轻举妄动,有三人跃跃欲试,想去背地上的木头。
“要铐先把我铐走。”胡孬把双手伸到我面前,他以为我们不敢对他这个村干部怎么样,我冷静地想了想,若铐上他群众会不会起哄,我没有当机立断。
“我看你也不敢,”胡孬看我犹豫,收回了手,更加嚣张地说“我知道你和林场穿一条裤子,拿一面斧来这儿砍哩!”
“这里根本不存在纠纷,边界明显。”一直保持沉默的副场长接上说。
“林权、林地争议是有条件的,不是你说纠纷就纠纷了。”孔所长说。
“群众拔个宅基地还得交几百块钱使用费,那上千亩荒山一句话就给你林场啦?你付啥代价?”胡孬可着嗓子在“鸣不平”,“国家也得说理吗?上边文件上不是常讲,不准坑害老百姓!”谬理他讲上了。
“一句话卖十万里江山。”一个村民说。
“荒山交给林场你村也得益了,荒山绿化了,环境改善了,村里人烧火拾柴也方便了,群众盖房也不用到远处买木材了。”戴副场长说。
“你们到处都栽上树,把牧坡都挤完了,弄得我们连牛羊都没地方放。”一个村民接上说。
“省市都要求三年消灭荒山,这是国家大政方针,你村的坡不也栽上树了吗。”戴副场长又说。
“植树造林,绿化祖国,这是中央的政策。”场所的一位森警说。
“原来村里给林场划的边界只到古堆岭,咱站这个地方,可你们超边界……。”胡孬胡搅蛮缠没理谬三分。
“边界问题前任干部都确认过,场里有文字资料。”戴副场长说。
胡孬来了气:“那些村干部净他妈的混蛋哩!他当干部不是为群众办事,拿着集体坡往外甩咧!纯粹的一个卖国贼,也不知林场给他啥好处了!”胡孬拿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对前任干部极尽谩骂诬蔑之能事。
“咱今天不扯那么远,也不说那么多,既然你出面了,我就给你照头。”我决定刹刹他的威风,“凡是村里哄抢林场的树木,一律就地封存,凡是背回家或隐藏的,限期交出,所里的几个人,跟着这位副村长回村点个数,听后处理……”
“你给我照头?我才不管那闲淡事!你找支书、村长去!”胡孬一看势头不对,挥挥手对那十几个人说,“都回去吧!”
“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看那个敢动!”我首先挡住胡孬,“包括你这个副村长在内,哄抢林场树木,妨碍执行公务,想一走了之,没那么便宜。”
胡孬停住步,双手叉着腰:“你还能把我怎么样?”
“跟我们走一趟,把问题说清楚!”我坚持拦着他。
“我就走了,你能咋着我!”胡孬想绕开我溜掉。
“先把他铐上!”我早已忍无可忍,在这个场合,“矫狂”过点正也算不了啥,从刚才他的那番话,我听出胡孬是个大无赖,并且是这次哄抢事件的主谋,……铐胡孬时,有三个人上前阻拦,“将他三个一块铐上带走!”我又下命令说。
四个人戴两副铐,剩余的那些人想上前又不敢,为了打击少数,教育多数,我训斥另外的人几句就让回去了。闹事我就抓你挑头的。胡孬几个人大概料不到我会突然来这一手。
押往林场的路上,我和沈和平掏出了枪,威慑他们老实点,别操蛋。把人带到林场,我原打算只要他们承认错误,立个保证将哄抢的木材如数送回就将人放了,林场和泥沟河相距五六里,不想让他们结怨。到林场打开铐,胡孬借口去厕所,场所干警碍于面子看管不那么严,他趁机溜了。
我和高场长一起分析,胡孬可能去找乡政府告状,或回村煽动群众来场闹事……
胡孬一跑,剩下三人也开始软抗,让写检查就是不写,说等会再说,他仨人有想法,副村长绝不会丢下他们不管。
其中有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也姓胡,和胡孬是本家,他舅是场里的老工人,他听说自己外甥在山上也参与了哄抢,非常生气,他到屋把外甥好一顿臭骂,并迫使他写一份不成样子的检查。高场长在我跟前求情:
“看在他舅的面子上,叫他回去吧。”
我想想答应了。停个把小时,余下的两人仍在软磨,纸笔放在面前,只字不写。高场长似乎有些惊慌,他把我叫到一边说:
“你可不敢在这儿久留,你和和平赶紧走吧!把他俩也一块带走!”
“高场长,你不是想让我俩多停几天吗?现在咋又开始撵啦?”沈和平说。
“你不要怕,有我们呢。”我看高场长沉不住气,“我给局长打个电话汇报一下情况,电话打几次总是忙音,我只好再耐心等一等。”
“泥沟河人可凶了,在这一带没人敢惹。”高场长有后顾之忧,“一会怕他们组织人来闹事,你把人一带走,他们来我就有话说了……”
我想想,高场长说的不无道理。我是“飞鸽”的,他是“永久”的,我一拍屁股走了,他是一场之长,长期在这儿安营扎寨,我也不想给林场遗留麻烦,电话终于打通了,主管局长同意我的意见,将人带下,详审细问,追查幕后操纵者。
“真有些对不起,撵你们啦!多多体谅。”我临上车,高场长还拉着我的手连连道歉。
“自己人得罪不了,以后有事还会帮忙的。”我显得无所谓,不计较这些。
我刚回到科里,电话铃急促响起,我一听是高场长,他估摸我该到家了,路途时间,他掌握得很准。
“老刘啊!你走得真是时候。”高场长说,“你走不到五分钟,泥沟河就来了五六十个人,说来场要人哩说理咧!……领头的还是胡孬,支书村长没露面,……他们一进场就高声叫骂,特别是那两个人的家属……那话我就不学了,很难听的,我对他们说人带到市里了,他们不信,在场里搜了一遍,没找到人扬言要砸林场……我让工人躲了……我是当地人,他村我还有几家亲戚,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我说这是市林业公安科来这儿办的案,我干涉不着,有事,你找他们去!”
“高老哥,你真滑头,遇事推得怪干净。”我开玩笑说。
“我有个表弟在乡政府办公室,”高场长继续说,“他给我打电话说,胡孬从林场跑出去直接来乡政府找乡长了,X乡长说,事先你也没给乡里领导打过招呼,现在闹出问题了,想叫乡里出面,这恐怕不好说,还是你村自行解决吧!”
“胡孬还对乡长说,林业公安科随便铐人,抓人、打人……”
“乡长说,如果干警有违纪行为,你可以通过正当渠道向上反映,咱乡政府又管不着人家……胡孬在乡长面前没得好气。我表弟当时也在乡长屋,他出来赶紧给我挂电话,说胡孬可能回村叫人去场闹事,让我有个思想准备!到底是亲戚哩……”
“还听到有啥情况。”我想把事情掌握具体点。
“泥沟河村我有个亲戚,在村委里,他偷偷告诉我,这次来场的多数人是碍于面子,胡孬一家一户的叫……,他也跟来了,说拦截车辆,哄抢木材完全是胡孬一手操纵的,支书、村长根本没表态,也没开过村支两委会,他和两个小队长在一起商量定的事,他把村里的“不照脸”,“大二毯”全动员起来了,那两个小队队长和他关系不错……队长叫上老头老太太上路拦车,让身强力壮的劳力装几三轮车石头……队长说等背的木材变成钱,个人得大头,村里得小头……胡孬和两个队长挨门挨户叫,说谁家不出人一天罚伍拾还说出了问题村里顶着,与你们无关,好多人看有利可图,就打着哄去了,现在农村正闲着呢……
“刚才你说的这些东西,能不能取个材料。”我嘱托说,“办案光凭嘴说不行,必须有文字……
“人家背后对我讲的,真要让写不一定行,现在的人多滑呀,又是一个村的,都在班子里,他胳膊肘不能往外拐!”
“你让场所的人去试试,他不写搞个笔录也行。”我说。
“就让他们去试试。”高场长又说,“另外,我再给你反映个情况,胡孬为啥给林场作对?这里有原因,他与咱场有矛盾……很早他就想给场里闹事,前年他媳妇把牛赶到林区,啃了小树,护林员把牛赶回场里,最后让他家赔了五十元损失……今年春天他爹上山勾洋槐花喂猪,勾断不少树枝,场派出所让他爹写了两天检查,今年夏天他家盖房来场买木料,说给他要价太贵,没有照顾,胡孬和会计大吵一架……有次护林员从山上下来,他说走他麦地,踩坏麦苗,拦着不让走,非让护林员拿钱赔……他净没事找事。”
“一个霸气十足的地头蛇!”我在电话里插了一句。
“你带走的那两个人,上年纪的是胡孬的叔丈人,年轻的是他本家侄,光处理这两个人不解决问题,主要根源在胡孬身上。”
高场长的这个电话足打了四十分钟。
经讯问,上年纪的人叫崔永年,五十六岁,年轻的叫胡春山,二十八岁,离开本乡本土,态度老实多了,许是怕从严处理,他俩也不管与胡孬是亲戚本家,把事情真相全讲出来,口供与高场长电话里反映的基本一致。
我想不通的是,象胡孬这样的人,一个横行霸道的法盲怎么会被选上副村长?恐怕这对全村老百姓来说算个悲剧吧!
我和沈和平准备对崔、胡治安拘留,然后集中精力,重点搞胡孬,根据掌握的材料,他够上追究刑事责任了,对这种人绝不能心慈手软!全市五个国有林场象这类事,屡有发生,如不抓个典型,震慑一下,国有林区治安就得不到安宁……
主管局长同意我的意见。审批表填好,我正准备去公安局,这时一个和我关系不错任另一个国有林场的场长来找我,他说:“崔永年是我表哥,你们把人带下后,连夜他家就来了六七个人,哭哭啼啼的,……本来我不想管,我场也发生过这种事,我听说也很气愤……,可没办法……”
我为难了,刚给局长汇报过,我咋改这口?
“咱不是外人,过去你从没给谁讲过情,刚才我和局长统一过思想。”我有些为难。
“我是没法才舍这脸的,几个亲戚还在我家等着,不行,我去找局长。”朱场长出去不一会,和局长一起来了,看样他也是面子上挪不开。
“老刘啊,朱场长说了,照顾点面子,这二个人不是主要的,是一般参与者,出树刨根,重点是那个副村长……”主管局长说。
就这样,把崔永年放了,连胡春山也放了,两人一串事,不能偏这个向那个,我意想不到的是谁了人情留下了后秧……
对胡孬依法传唤,还不错他按时到了。原来那种嚣张气焰有所收敛,敌对情绪也小了,问他啥话,也能规规矩矩回答了,可能是慑于法律,怕吃亏。
“拦车、抢木料是谁背后指使的?”我问。
“村支两委研究,我也是奉命执行的。”胡孬答,“我个副村长,哪有恁大胆!”他很滑,把责任推到两委上,他也不说“有事他顶着”,现在不想承担责任了。
“你可要老老实实,我们还要调查落实的……”我警告说。
“随便调查,我说的都是事实。”胡孬毫不含糊。看来应付调查的事早已安排好了。
令我百思不解的是,刚讯问完胡孬,我就连接几个电话,都是有关领导打来的,说是对林场与泥沟河的问题,处理时一定要慎重,弄不好群众会上访闹事的,这问题要历史地看不能就事论事,要着眼于长远,……就是那位主管局长也突然转变了态度:说对这个案热处理不如冷处理,往后缓一缓再说,要多从场群关系考虑,看来他也顶不住了!
还有领导“好心”劝告,“谆谆善诱”的意思我能听懂,多听各方面意见,不要“一意孤行”。感觉告诉我:乡领导出面活动了,单凭胡孬,加上整个村,没这么大的能量,怪不得胡孬到科里一副泰然自苦的样子……
就是高场长也一反常态,电话里让我放胡孬一把,他的态度让我恼火。
“别人讲情能说过去,你咋也……今后你场里有事不要再找公安科了,我们是执行法律的,不是听人任意摆布的……”我电话里很不客气。
“老刘呀!你不知我的难处,我顶不住呀!”高场长也满腹委屈,“不管怎样,这次我对工作很支持,场里采伐进行顺利,抢走的木料村里已集中了,明天场里的车就去拉……场、村长年打交道,不想把关系搞恁僵……你们真把胡孬往里(监狱)一丢,以后林场就不会有安生日子……”
案件还没往下办,先把我“孤立”了。我思衬再三,是得慎重考虑,几位领导的忠告,不能不引起我的高度重视,这种案处理起来太难了,若你继续往下走,案卷交上没人批怎么办?那不是徙劳吗?……无怨无仇,我何必去装恶人!
案件就这样不了了之,随后开会我见了打电话的几个领导,依然说说笑笑,那件事象没发生过,他们也许认为我这个人很识时务。
然而,三个月过去,竟有人告我和沈和平随便抓人戴铐,打伤无辜,纪检委、检察院、信访局同时接到上告信……说那天我俩把崔永年、胡春山带到科里,关进屋子,用枪指着他俩的头,让跪在地上、拳打脚踢,……上告信上说崔回去半月没有起床,光药费花了二仟多元,信最后要求严惩目无党纪国法、执法犯法的我俩,并赔偿医药费、误工费等共计五仟余元,信后落款:泥沟河全体群众。看来打虎不成,反被虎伤,准情宽容,留下祸秧。
那几个部门对我俩并不姑息迁就,立刻派人前来调查,我和沈和平把详细情况如实讲了一遍,调查人员听后,觉得我们的作法虽有些过火,但构不上违纪,又了解其它同志,打人事纯属无中生有,原来讲情的领导们,我也打电话告知了这件事,不知领导为我俩说了话,还是无动于衷,我不得而知。
不久,崔永年、胡春山两人找上门来,拿着一沓子药费条找局长解决,我知道他俩背后有“高人”指点。
“把你打伤了,你咋回去的?坐车的,还是让人抬回去了?当时咋不告?这么长时间想起来了!”局长连连质问。
“当时俺害怕,不敢告!”崔永年说,听说他是村里的“板不烂”,“赖货”“臭棍”。
“既然你告到纪检委、检察院,那就由他们来处理。若情况属实,局里该赔偿多少就赔偿多少,只要上级部门拿意见,你个人来要,一分钱没有。国家的钱,不是随便给的。”
事后我听说给他俩“出谋划策”的还是那个胡孬。
崔、胡又去纪检委、检察院、信访局找了多次……没人理睬他,说他们反映虚假情况,诬陷他人,崔永年说是“官官相卫”,重返林业局,闹了几次,这二个人很有耐性。
我通知原先讲情的朱场长,让他劝表兄回去,若继续闹下去,这个案是要重新考虑处理的……
看来“解铃还须系铃人”,朱场长一番规劝,崔、胡也看要钱无望,只好坐车回去了。
打虎不死,后患无穷。如果当时不准人情依法处理,绝不会惹出这些麻烦。教训呀!深刻的教训!
刘月凯,河南省济源市作家协会会员,林业局退休干部。生于1947年9月,原籍河南省浚县白寺乡西郭村,后随父母迁往焦作市,1963年12月7日“上山下乡”来到河南省济源县大沟河林场。1980年12月调济源县(市)林业公安派出所,曾担任所长、科长等职,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1989年在重庆西南政法学院进修一年。
2002年退休后开始写作,已出版文集《绿色记忆》上、中、下三部,100余万字。参与电影《爱在绿洲》(曾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的创作与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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