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全省国有林场的刺槐林，大多是在六十年代初栽植的，那几年雨水好，成活率高。上原林场的黄楝庄、高古堆过去都是荒山，经过全场职工几年的努力，栽上刺槐，三十多年过去了，山上的树早已成林，就是土层最薄的地方，也长成了矿柱材，刺槐不经老，二三十年就得改茬换代。
上原林场今冬要在黄楝庄、高古堆采伐更新，人员车辆组织好，采伐的前一天，高场长给我打电话：
“刘科长，求你一件事，采伐期间你得帮一下忙。”
“场派出所几个人维持一下秩序不就行了吗。”我说，“这是他们正常职责，”局里的林业公安科，还负责管理场派出所。
“林场干警都是当地人，挪不开面子，遇事不好办。”高场长说，“没市局公安科威力大。”
“以前采伐不都是他们值勤的吗？”我说。
“今年情况不一样……”高场长似有隐情。
我想想说：“科里最近案件比较多，人员拉不开……”
“你知道，我轻易不向你张口，这忙你非帮不可，在这时，你得支持我工作。”高场长央求说，他的口气不允许我拒绝。
“好吧。”我答应下来，“明天我派两个同志……。”
“我想让你亲自来。”高场长条件越提越高。“可不是我不相信科里的同志，有些事电话里一时半时说不清。”
“不是我推辞，”我说明情况，“我手里压着两宗案子，都是省厅批下来的，限期处理要结果。厅上电话催二次了。另外，局长还给我布置了一大堆事……我确实脱不开身。高场长，这可不是我强调客观。”
电话里我听到高场长在和其他人咕哝什么，旁边可能是二个副场长。
“不多耽误你，砍伐一理顺就可以回去了。”高场长笑着警告说：“你可别让我闹到局长那儿。”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没啥可说，干个小科长，不能让别人说你架子大，难请，我把科里的近期工作对其他同志做了交待。
第二天，我和沈和平赶到上原林场，这里离市区60多公里。山路车跑不快，用了二个小时。
到场后高场长才告诉我，今年采伐恐怕要遇到些麻烦，他的一个亲戚暗地向他透露，泥沟河村干部很早就开过会，说若是林场开始采伐，他们就组织村民进行阻拦，必要时就……村里不知咋事先知道采伐地点，黄楝庄、高古堆原是泥沟村的地盘，六一年协议，大队交与林场，这茬新上任的牛犊子，试图想把原大队的协议推翻，要回那二座山，他们是看山上的树成材了，起眼了，争回来，搭锯就见沫，若还是一片荒山，给他都不要。
“协议不是随便推翻的，它受法律保护，……国家投入那么多财力、人力，他说要走就要走了，想的倒美。”我打比方说，“香港、澳门经清政府租给英国、葡萄牙了，新中国成立，改朝换代了，国家还承认那码事，你一个村，不是你说了算！……”
“村里人可不给你说这。”高场长接着说，“去年村里换一茬新干部，在村里胡做非为，乡统筹、村提留没交的，说牵你的牛就牵你的牛，说到你家拉粮食……净胡来哩！特别是那个村委副主任胡孬，名字真没错起，……孬着哩！今年夏天，他碰到咱场护林员说，以后你别到这儿护林了，香港、澳门都快回归了，俺村的坡也准备收回……”
“不是建林场，国家投资，说不定高古堆、黄楝庄现在还是荒山。”戴副场长说。
“这个咱不怕，协议书上写得清清楚楚，又通过前几年的定边划界。不怕他胡闹！”我说，“全省都是这情况，各村都把山要回，那国有林场就不存在了。”
“要不趁科长在这儿，先到村里协商协商，给他们讲讲政策。”戴副场长提议说。
“不能那样办。”高场长忙否定他，“越找事越多，他给你提好多问题你咋答复？别没事找事，自找麻烦。”
“林场砍自已的树，又经省厅批准，找他干啥？这是林场正常生产。”我说，“砍伐按场里事先安排进行，不要前怕狼后怕虎，把问题考虑过于严重，他真出来阻拦再说，咱解决不了有局里，局解决不了有市里，咱别怕！”
我给高场长打一通气，让他放心大胆干。
头三天，采伐进行的异常顺利，泥沟河没什么动静，不少村民还跟着伐树工人拾柴禾。不知是高场长得到的情报有误，多疑了，还是村干部看多几个穿警服的山上转，不敢造次……
内勤打电话催我回去，说局长让我汇报省厅批的那个案，高场长没挽留，他没有理由把我拦在场。午饭吃过我正与高场长道别，拉木材的车报来消息，说路上好多群众挡着不让车走，要让场里拿修路的钱……
“看看，问题出来了吧，幸好你没走。”高场长说。
“走！看看情况。”我拉高场长上车，可他胆小怕事，说泥沟河的人他都认识，还有几家亲戚，见面不好看，让副场长陪我去。我和沈和平驱车前往。
快到黄楝庄，远远看到路中央站着七八个老头老太太，我暗自好笑，这是“地头蛇”惯用的伎俩，不新鲜，这些人，你推不能推，拉不能拉，一碰他（她），他就躺地上，讹住你，这类事我见多了。
“你们是干啥的？为啥站在路当中？”我下车问。
“这路是我村群众出义务工修的，林场四两力气没出，就想走这路没门！”一位六十多岁的白发老汉说。另一个老太太接上：“林场的大车把路轧坏了，得赔我村修路钱！”
“你村的车出门也走被人的路吗！”我给他们说理。
那几个人堵在木材车前，靠车头站着……
“修路是让人车走的。今天林场的车走村的路，说不定明天村里的车走林场的路。”我继续和他们讲理，“你们都是上年纪人，应该通情达理……”
“林场和村是近邻，有事要互相帮助，互相体谅，……”沈和平劝道。
“俺是听村干部的，他叫挡就挡，叫走就走。”白发老汉象个挑头的，“俺又不认识你，谁知你是干啥的？你说再多也没用。我们不听你的！”说着他搬块石头在车前坐下了。
“你不认识我可以，你认不认得这身警服？我们警察是维护社会秩序，打击那些违法犯罪的。”我严厉说，“你们这么大年纪，应该分清是非黑白……”
“谁敢拦挡林场车，带头闹事，对不起，请跟我们走一趟！”沈和平说着有意解开衣扣，将腰间的枪露出来。
有几个老头老太太开始动摇了，从车前慢慢往路边移，怕被带走……
我又义正辞严地作一番法制宣传，说服教育，让他们明白事理。
“要挡让干部来吧，咱可不在这儿惹事，真把咱带走关几天，咱儿孙满堂可丢不起那人……。我也不挣这义务工，一天十块钱。”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太太道破其中天机。
“十块钱是许的愿，还在镜里照着呢。”又一个老太太说。
路中间只剩下那个顽固的老头，他似乎并不受他人影响，决心要坚持到底。
“你是想跟我们走，对吧？那就上车吧。”我靠近他，“看守所里上年纪的人有的是。”
两位好心的老太太上前劝他：“二孩他爹，咱可别出这风头，你没听说，枪打露头鸟，咱一大家孙男嫡女，何苦呢？公安局真把咱带走，图啥哩？快过来吧！”
老汉不情愿地站起来，被两个老太太拉到一边。
拉木材车往前开三里多路，前面又出现十多个同类人，司机看来是当地人，他说：“这和刚才那帮人不是一个小队的。”
可以看出村干部用心良苦，在这里设了第二道防线。
戴副场长突然想起说：“记得前几年村里修路来场协商，有段路从林区通过，毁一部分树，协议上写明场里搞林业生产，允许林场车辆通行，毁的树没让他赔偿，还支拨村里100公斤炸药，……”。
“你咋不早说，叫浪费那么多唾沫。”我埋怨道，“有协议不是更好办了，咱的车走这路名正言顺吗……”
“这是经老一茬村干部订的协议。”戴副场长说，“我遇事有点迷，差点把忘了。”
“你这健忘症可得好好治一治，这么重要的事咋能忘掉。”我有点责怪，“不过现在想起来还不晚。”
看车过来，那帮人齐刷刷站在路中心，要比那个队人员组织好，步调很一致。
“你们是哪个队的？为啥拦车？”我高声问。
“村里修的路，林场车不能过……”领头的还是一个老头，理由是一样，这是事先策划好的。
“你们是否知道，前几年村里修路与林场签有协议？”我站在驾驶室的踏板上说，“村里修路从林区通过，毁了那么多树，林场没要任何损失，还给解决100公斤炸药，最后协议允许林场车通行，林场车走这路是正当的，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事理，不要听信一些人背后指使，林场是国家的，想在它身上刮油并不容易！再说场村是邻邦，打交道长着呢，今后谁还能用不着谁？……”我耐心规劝。
拦路人议论：“村和场订有协议？咱咋没听说！”“修路都参加了吗，炸药确实是林场给的……”
“那是上一茬干部办的事，又成立新班子了，不认他那壶酒钱。”一位五十多岁泼妇似的老娘们说。看样她是个挑头的。
“不管哪套村班子，签的协议都算数。”我仍不厌其烦善意说服，“咱老百姓都知道，话为空，笔为中，那协议是起法律效力的，不是哪个人说不算就不算啦……”
“是队长派俺来的，有啥事找队长说去。”那个泼妇样的女人又说。
“谁挡路我就找谁说事，不行就上车跟我们走，没那么多费话说！”沈和平不愿与他们纠缠。
“知道你们是受人指派，一天一个义务工，十块钱，可这是违法的，是破坏林场正常生产，要负法律责任的……前面那个队已经撤了，你们愿意被人利用，帮人顶罪？”我想和平解决，以谈判口气说。
“黄楝庄的人都走了？咱还装这孬干啥？林场人咱不是不见面了。”“队长不出面，戳咱这死猫上树哩！”这十几人很快土崩瓦解了，纷纷撤离……
当汽车装满木材返回来，只个把钟头，路中间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其中有几个拦路虎，象牛腰一样大，我四个人费九牛二虎之力才将石头移开，这活不是那帮老头、老太太所能干的事，背后另外有人，可能这是村干部实施的另一套方案，拦车也好，路上放石头也好，都是地头蛇常耍的那一套，我觉奇怪，路两边都是麦地，石头从何而来？时间又这么短，由此看来，村里应该还有一支快速反应的“别动队”。
简直是挖空心思！
转一路石头，我和沈和平，累得满头大汗，原计划下午赶回科里，看来不可能了。
到场汗还没落，工地上报来紧急情况，一些村民正在山上哄抢木材，开始十来个人，现在已增加到五六十人，场里工人根本挡不住……
当我和沈和平、高场长赶到现场，看到山坡上乱哄哄的，我也分不清哪是工人，哪是群众，有背木头往沟下走，还有人正在夺争树木，推搡着，撕拉着……场所三名森警更是来回跑着，高声劝阻，所长的嗓子都喊哑了。
场所森警见到我们象盼到救兵，胆气壮了许多，他们扭着一个年轻人的胳膊，要给他带铐，年轻人挣扎着，为防止矛盾激化，我制止他们，“停一下。”，然后我选择一个高古堆站在上面大喊：
“各位村民，请听着！林场是在进行正常的林业生产，山上的木材属国家所有，任何哄抢行为都是犯罪的！现在我警告你们，立刻停止犯罪行为！有问题可以坐下来协商，采取这种极端行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有人听到我的喊话放下所背木材，但仍有不少人把规劝当成耳旁风，我行我素，背着木头继续走。
“对于那些不听劝告，执迷不悟的人，我们是绝不客气的！”我喊完吩咐场所的森警，“分开行动，注意发现背后指挥者和挑头的！”
我也首当其冲，上前拦住一位背根大木头看来很有力气的中年人。
“站住，把木材放下！光天化日之下，敢公开哄抢国家财产，简直反了天了！”
“咋？”中年人看我威严的样子站住了，但就是不肯放下肩上的那棵树。
“放下！”我再次喝令，他只好不情愿地放下肩上的木头。
“叫啥名字？哪个生产队的？谁让你来的？”我厉声问。
“你问那干啥？俺一个农民，村长让干啥俺就干啥。”中年人完全是对立口气，他敌意地看着我。
“你犯法了，知道不知道？”沈和平问。
“啥犯法，你别说恁厉害！”中年人仍很瞒横，“吃饭有端碗的，有事找村干部去。”说着他悠闲地掏出旱烟袋抽起来，满不在乎的样子。
“去！让场所的人把好路口，”我吩咐沈和平，“凡是主动放下木材，态度好的可以放他走，拒不讲理的一律控制起来。”
不一会，沟口就集中了十多个“顽固不化”的人，场所森警很负责，严密看守着，我和沈和平逐个追问他们的姓名、村组、……这些人不是不回答，就是说“没名字。”“不想告诉你。”问到“谁让你们来的”？有人说：“村干部。”问具体哪个人，他们又装聋作哑了。
僵持一个多小时，一个特殊人物出现了，此人三十多，中等个，上身穿件西装，皱巴巴的，一双黑皮鞋，多日没擦油，上面沾满尘土，下身着条黄裤，穿戴不伦不类。
“咋都聚到这里，办学习班哩？”他一到就耍派头，打官腔，“派你们干啥来了？”大概他听说派出所控制了村里的人，从幕后走到前台来了。
“他是副村长！有啥事找他说，俺是磨道的驴，听人家么哩。”有个中年人小声说。
“你是村干部？”我迎上去正色问，“你不来，我们也会去找你的。”
“你别给我照脸，我只是个副村长。”他耷拉个脸，带理不理的样子。
“他们哄抢木材是你指使的？”我也没好气地问。
“他就是胡孬。”场所的老孔对我耳朵小声说。
“说不上哄抢。”胡孬说，“这是村支两委共同研究决定的。”
“集体犯罪法律上也是有明文规定，除追究具体实施犯罪的人的责任，还要追究幕后策划、操纵的人。”我严肃对他说。
“看样你是市里来的？你先不要把话说恁严重。”胡孬不想认这犯罪的账，“要说违法是它林场违法在先，《森林法》上明文规定：林权、林地有争议的，纠纷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借口进行采伐。高古堆、黄楝洼是林场和泥沟河村权属争议，他们敢砍，我们就敢背……”他倒理直气壮了。
“是不是有争议不是你一方说了算！”我针锋相对，“你根本就不懂啥叫'争议’，请你对《森林法》全面理解，不要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国营林场早在几年前就定好了边界，你村一方是推不倒的。”
“那是林场单方定的界，不能算数，别看你穿身警服，好象法是你们掌握的。普法多少年了，法律我们也懂。”胡孬接着煽动说。“都站这里干啥？继续给我背，有事我顶着！”他一副了不起的样子，好象谁也奈何不了他，老天爷老大，他就是老二！
被控制的那些人看看我们，又看看胡孬，犹豫着，不知如何是好。
“你们是听派出所的，还是听村里的？听派出所的搬出村了，到林场过吧！”胡孬大声嚷。
“我看哪个敢动？有敢于以身试法的铐起来！”我非常恼怒，警察面前你也敢耍“地头蛇”，简直无法无天了。
“要看看是村干部厉害，还是国法厉害！”孔所长手掂着铐。
多数人拿不定主意，不敢轻举妄动，有三人跃跃欲试，想去背地上的木头。
“要铐先把我铐走。”胡孬把双手伸到我面前，他以为我们不敢对他这个村干部怎么样，我冷静地想了想，若铐上他群众会不会起哄，我没有当机立断。
“我看你也不敢，”胡孬看我犹豫，收回了手，更加嚣张地说“我知道你和林场穿一条裤子，拿一面斧来这儿砍哩！”
“这里根本不存在纠纷，边界明显。”一直保持沉默的副场长接上说。
“林权、林地争议是有条件的，不是你说纠纷就纠纷了。”孔所长说。
“群众拔个宅基地还得交几百块钱使用费，那上千亩荒山一句话就给你林场啦？你付啥代价？”胡孬可着嗓子在“鸣不平”，“国家也得说理吗？上边文件上不是常讲，不准坑害老百姓！”谬理他讲上了。
“一句话卖十万里江山。”一个村民说。
“荒山交给林场你村也得益了，荒山绿化了，环境改善了，村里人烧火拾柴也方便了，群众盖房也不用到远处买木材了。”戴副场长说。
“你们到处都栽上树，把牧坡都挤完了，弄得我们连牛羊都没地方放。”一个村民接上说。
“省市都要求三年消灭荒山，这是国家大政方针，你村的坡不也栽上树了吗。”戴副场长又说。
“植树造林，绿化祖国，这是中央的政策。”场所的一位森警说。
“原来村里给林场划的边界只到古堆岭，咱站这个地方，可你们超边界……。”胡孬胡搅蛮缠没理谬三分。
“边界问题前任干部都确认过，场里有文字资料。”戴副场长说。
胡孬来了气：“那些村干部净他妈的混蛋哩！他当干部不是为群众办事，拿着集体坡往外甩咧！纯粹的一个卖国贼，也不知林场给他啥好处了！”胡孬拿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对前任干部极尽谩骂诬蔑之能事。
“咱今天不扯那么远，也不说那么多，既然你出面了，我就给你照头。”我决定刹刹他的威风，“凡是村里哄抢林场的树木，一律就地封存，凡是背回家或隐藏的，限期交出，所里的几个人，跟着这位副村长回村点个数，听后处理……”
“你给我照头？我才不管那闲淡事！你找支书、村长去！”胡孬一看势头不对，挥挥手对那十几个人说，“都回去吧！”
“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看那个敢动！”我首先挡住胡孬，“包括你这个副村长在内，哄抢林场树木，妨碍执行公务，想一走了之，没那么便宜。”
胡孬停住步，双手叉着腰：“你还能把我怎么样？”
“跟我们走一趟，把问题说清楚！”我坚持拦着他。
“我就走了，你能咋着我！”胡孬想绕开我溜掉。
“先把他铐上！”我早已忍无可忍，在这个场合，“矫狂”过点正也算不了啥，从刚才他的那番话，我听出胡孬是个大无赖，并且是这次哄抢事件的主谋，……铐胡孬时，有三个人上前阻拦，“将他三个一块铐上带走！”我又下命令说。
四个人戴两副铐，剩余的那些人想上前又不敢，为了打击少数，教育多数，我训斥另外的人几句就让回去了。闹事我就抓你挑头的。胡孬几个人大概料不到我会突然来这一手。
押往林场的路上，我和沈和平掏出了枪，威慑他们老实点，别操蛋。把人带到林场，我原打算只要他们承认错误，立个保证将哄抢的木材如数送回就将人放了，林场和泥沟河相距五六里，不想让他们结怨。到林场打开铐，胡孬借口去厕所，场所干警碍于面子看管不那么严，他趁机溜了。
我和高场长一起分析，胡孬可能去找乡政府告状，或回村煽动群众来场闹事……
胡孬一跑，剩下三人也开始软抗，让写检查就是不写，说等会再说，他仨人有想法，副村长绝不会丢下他们不管。
其中有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也姓胡，和胡孬是本家，他舅是场里的老工人，他听说自己外甥在山上也参与了哄抢，非常生气，他到屋把外甥好一顿臭骂，并迫使他写一份不成样子的检查。高场长在我跟前求情：
“看在他舅的面子上，叫他回去吧。”
我想想答应了。停个把小时，余下的两人仍在软磨，纸笔放在面前，只字不写。高场长似乎有些惊慌，他把我叫到一边说：
“你可不敢在这儿久留，你和和平赶紧走吧！把他俩也一块带走！”
“高场长，你不是想让我俩多停几天吗?现在咋又开始撵啦？”沈和平说。
“你不要怕，有我们呢。”我看高场长沉不住气，“我给局长打个电话汇报一下情况，电话打几次总是忙音，我只好再耐心等一等。”
“泥沟河人可凶了，在这一带没人敢惹。”高场长有后顾之忧，“一会怕他们组织人来闹事，你把人一带走，他们来我就有话说了……”
我想想，高场长说的不无道理。我是“飞鸽”的，他是“永久”的，我一拍屁股走了，他是一场之长，长期在这儿安营扎寨，我也不想给林场遗留麻烦，电话终于打通了，主管局长同意我的意见，将人带下，详审细问，追查幕后操纵者。
“真有些对不起，撵你们啦！多多体谅。”我临上车，高场长还拉着我的手连连道歉。
“自己人得罪不了，以后有事还会帮忙的。”我显得无所谓，不计较这些。
我刚回到科里，电话铃急促响起，我一听是高场长，他估摸我该到家了，路途时间，他掌握得很准。
“老刘啊！你走得真是时候。”高场长说，“你走不到五分钟，泥沟河就来了五六十个人，说来场要人哩说理咧！……领头的还是胡孬，支书村长没露面，……他们一进场就高声叫骂，特别是那两个人的家属……那话我就不学了，很难听的，我对他们说人带到市里了，他们不信，在场里搜了一遍，没找到人扬言要砸林场……我让工人躲了……我是当地人，他村我还有几家亲戚，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我说这是市林业公安科来这儿办的案，我干涉不着，有事，你找他们去！”
“高老哥，你真滑头，遇事推得怪干净。”我开玩笑说。
“我有个表弟在乡政府办公室，”高场长继续说，“他给我打电话说，胡孬从林场跑出去直接来乡政府找乡长了，Ｘ乡长说，事先你也没给乡里领导打过招呼，现在闹出问题了，想叫乡里出面，这恐怕不好说，还是你村自行解决吧！”
“胡孬还对乡长说，林业公安科随便铐人，抓人、打人……”
“乡长说，如果干警有违纪行为，你可以通过正当渠道向上反映，咱乡政府又管不着人家……胡孬在乡长面前没得好气。我表弟当时也在乡长屋，他出来赶紧给我挂电话，说胡孬可能回村叫人去场闹事，让我有个思想准备！到底是亲戚哩……”
“还听到有啥情况。”我想把事情掌握具体点。
“泥沟河村我有个亲戚，在村委里，他偷偷告诉我，这次来场的多数人是碍于面子，胡孬一家一户的叫……，他也跟来了，说拦截车辆，哄抢木材完全是胡孬一手操纵的，支书、村长根本没表态，也没开过村支两委会，他和两个小队长在一起商量定的事，他把村里的“不照脸”，“大二毯”全动员起来了，那两个小队队长和他关系不错……队长叫上老头老太太上路拦车，让身强力壮的劳力装几三轮车石头……队长说等背的木材变成钱，个人得大头，村里得小头……胡孬和两个队长挨门挨户叫，说谁家不出人一天罚伍拾还说出了问题村里顶着，与你们无关，好多人看有利可图，就打着哄去了，现在农村正闲着呢……
“刚才你说的这些东西，能不能取个材料。”我嘱托说，“办案光凭嘴说不行，必须有文字……
“人家背后对我讲的，真要让写不一定行，现在的人多滑呀，又是一个村的，都在班子里，他胳膊肘不能往外拐！”
“你让场所的人去试试，他不写搞个笔录也行。”我说。
“就让他们去试试。”高场长又说，“另外，我再给你反映个情况，胡孬为啥给林场作对？这里有原因，他与咱场有矛盾……很早他就想给场里闹事，前年他媳妇把牛赶到林区，啃了小树，护林员把牛赶回场里，最后让他家赔了五十元损失……今年春天他爹上山勾洋槐花喂猪，勾断不少树枝，场派出所让他爹写了两天检查，今年夏天他家盖房来场买木料，说给他要价太贵，没有照顾，胡孬和会计大吵一架……有次护林员从山上下来，他说走他麦地，踩坏麦苗，拦着不让走，非让护林员拿钱赔……他净没事找事。”
“一个霸气十足的地头蛇！”我在电话里插了一句。
“你带走的那两个人，上年纪的是胡孬的叔丈人，年轻的是他本家侄，光处理这两个人不解决问题，主要根源在胡孬身上。”
高场长的这个电话足打了四十分钟。
经讯问，上年纪的人叫崔永年，五十六岁，年轻的叫胡春山，二十八岁，离开本乡本土，态度老实多了，许是怕从严处理，他俩也不管与胡孬是亲戚本家，把事情真相全讲出来，口供与高场长电话里反映的基本一致。
我想不通的是，象胡孬这样的人，一个横行霸道的法盲怎么会被选上副村长？恐怕这对全村老百姓来说算个悲剧吧！
我和沈和平准备对崔、胡治安拘留，然后集中精力，重点搞胡孬，根据掌握的材料，他够上追究刑事责任了，对这种人绝不能心慈手软！全市五个国有林场象这类事，屡有发生，如不抓个典型，震慑一下，国有林区治安就得不到安宁……
主管局长同意我的意见。审批表填好，我正准备去公安局，这时一个和我关系不错任另一个国有林场的场长来找我，他说：“崔永年是我表哥，你们把人带下后，连夜他家就来了六七个人，哭哭啼啼的，……本来我不想管，我场也发生过这种事，我听说也很气愤……，可没办法……”
我为难了，刚给局长汇报过，我咋改这口？
“咱不是外人，过去你从没给谁讲过情，刚才我和局长统一过思想。”我有些为难。
“我是没法才舍这脸的，几个亲戚还在我家等着，不行，我去找局长。”朱场长出去不一会，和局长一起来了，看样他也是面子上挪不开。
“老刘啊，朱场长说了，照顾点面子，这二个人不是主要的，是一般参与者，出树刨根，重点是那个副村长……”主管局长说。
就这样，把崔永年放了，连胡春山也放了，两人一串事，不能偏这个向那个，我意想不到的是谁了人情留下了后秧……
对胡孬依法传唤，还不错他按时到了。原来那种嚣张气焰有所收敛，敌对情绪也小了，问他啥话，也能规规矩矩回答了，可能是慑于法律，怕吃亏。
“拦车、抢木料是谁背后指使的？”我问。
“村支两委研究，我也是奉命执行的。”胡孬答，“我个副村长，哪有恁大胆！”他很滑，把责任推到两委上，他也不说“有事他顶着”，现在不想承担责任了。
“你可要老老实实，我们还要调查落实的……”我警告说。
“随便调查，我说的都是事实。”胡孬毫不含糊。看来应付调查的事早已安排好了。
令我百思不解的是，刚讯问完胡孬，我就连接几个电话，都是有关领导打来的，说是对林场与泥沟河的问题，处理时一定要慎重，弄不好群众会上访闹事的，这问题要历史地看不能就事论事，要着眼于长远，……就是那位主管局长也突然转变了态度：说对这个案热处理不如冷处理，往后缓一缓再说，要多从场群关系考虑，看来他也顶不住了！
还有领导“好心”劝告，“谆谆善诱”的意思我能听懂，多听各方面意见，不要“一意孤行”。感觉告诉我：乡领导出面活动了，单凭胡孬，加上整个村，没这么大的能量，怪不得胡孬到科里一副泰然自苦的样子……
就是高场长也一反常态，电话里让我放胡孬一把，他的态度让我恼火。
“别人讲情能说过去，你咋也……今后你场里有事不要再找公安科了，我们是执行法律的，不是听人任意摆布的……”我电话里很不客气。
“老刘呀！你不知我的难处，我顶不住呀！”高场长也满腹委屈，“不管怎样，这次我对工作很支持，场里采伐进行顺利，抢走的木料村里已集中了，明天场里的车就去拉……场、村长年打交道，不想把关系搞恁僵……你们真把胡孬往里（监狱）一丢，以后林场就不会有安生日子……”
案件还没往下办，先把我“孤立”了。我思衬再三，是得慎重考虑，几位领导的忠告，不能不引起我的高度重视，这种案处理起来太难了，若你继续往下走，案卷交上没人批怎么办？那不是徙劳吗？……无怨无仇，我何必去装恶人！
案件就这样不了了之，随后开会我见了打电话的几个领导，依然说说笑笑，那件事象没发生过，他们也许认为我这个人很识时务。
然而，三个月过去，竟有人告我和沈和平随便抓人戴铐，打伤无辜，纪检委、检察院、信访局同时接到上告信……说那天我俩把崔永年、胡春山带到科里，关进屋子，用枪指着他俩的头，让跪在地上、拳打脚踢，……上告信上说崔回去半月没有起床，光药费花了二仟多元，信最后要求严惩目无党纪国法、执法犯法的我俩，并赔偿医药费、误工费等共计五仟余元，信后落款：泥沟河全体群众。看来打虎不成，反被虎伤，准情宽容，留下祸秧。
那几个部门对我俩并不姑息迁就，立刻派人前来调查，我和沈和平把详细情况如实讲了一遍，调查人员听后，觉得我们的作法虽有些过火，但构不上违纪，又了解其它同志，打人事纯属无中生有，原来讲情的领导们，我也打电话告知了这件事，不知领导为我俩说了话，还是无动于衷，我不得而知。
不久，崔永年、胡春山两人找上门来，拿着一沓子药费条找局长解决，我知道他俩背后有“高人”指点。
“把你打伤了，你咋回去的？坐车的，还是让人抬回去了？当时咋不告？这么长时间想起来了！”局长连连质问。
“当时俺害怕，不敢告！”崔永年说，听说他是村里的“板不烂”，“赖货”“臭棍”。
“既然你告到纪检委、检察院，那就由他们来处理。若情况属实，局里该赔偿多少就赔偿多少，只要上级部门拿意见，你个人来要，一分钱没有。国家的钱，不是随便给的。”
事后我听说给他俩“出谋划策”的还是那个胡孬。
崔、胡又去纪检委、检察院、信访局找了多次……没人理睬他，说他们反映虚假情况，诬陷他人，崔永年说是“官官相卫”，重返林业局，闹了几次，这二个人很有耐性。
我通知原先讲情的朱场长，让他劝表兄回去，若继续闹下去，这个案是要重新考虑处理的……
看来“解铃还须系铃人”，朱场长一番规劝，崔、胡也看要钱无望，只好坐车回去了。
打虎不死，后患无穷。如果当时不准人情依法处理，绝不会惹出这些麻烦。教训呀！深刻的教训！
刘月凯，河南省济源市作家协会会员，林业局退休干部。生于1947年9月，原籍河南省浚县白寺乡西郭村，后随父母迁往焦作市，1963年12月7日“上山下乡”来到河南省济源县大沟河林场。1980年12月调济源县（市）林业公安派出所，曾担任所长、科长等职，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1989年在重庆西南政法学院进修一年。
2002年退休后开始写作，已出版文集《绿色记忆》上、中、下三部，100余万字。参与电影《爱在绿洲》（曾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的创作与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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