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卖蒸馍，啥事都经过。”这是人们形容阅历颇深的人。我辍学卖过蒸馍，但经事并不多……六一年，国家正在自然灾害的最困难时期，黑市上出现了高价粮，并且贵得惊人，我和同院闲着在家的伙伴一商量也想钻个空子，做个小买卖，挣个小钱补贴家用。省得在家吃闲饭。
那时粮食、油料作物是国家收购产品，政策上不允许做这种生意，那是投机倒把行为，逮着了要从重处理，甚至要坐牢的。馍也不能在市面上公开卖，只能象作贼一样偷着卖，而且只能在偏僻的背街上，你还得察颜观色，若碰到“老便”你就要倒霉。
人常说，货卖一张皮，只要外观好看你就卖得快。我与别人买同样面，那馍蒸出来可没别人家的白，我不但卖的慢，价格也上不去，我埋怨母亲不会蒸馍，母亲埋怨我不会做生意，吵来吵去到底不知怨谁。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同样的价格，有白的谁肯吃黑的？别人一天卖三笼，我连一笼也卖不完。馍一剩就更不好卖，最后只好廉价处理。同院两个女同学小燕与小芬，馍白，人也长得好，嘴又会说，馍卖得特别快。眼看连本都保不住，母亲让我赶紧收摊。后来才知道，人家的馍白是用硫磺熏的，不是母亲手拙。
“当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自从演过《七品芝麻官》，这成了一些人的口头禅，我从小就卖过红薯。红薯当时也当粮食供应，一斤红薯顶二两粗粮。卖馍不行，我就改行卖红薯。为做好这门生意，我开始对红薯有了研究，如沙地的红薯蒸出来吃着又软又甜，山区红土地的红薯又干又面，填肚子很顶饥的，但吃时你得注意，嘴大容易噎着，……可研究来研究去最终也没能研究透，还是上当受骗蚀了本。
卖红薯你提个篮子，上面蒙块毛巾，一是伪装，二是怕红薯凉，见人你低声问：“买红薯吗？热的。”不买的人会摆摆手或不理睬走过去，有心要的人会问“多少钱一斤？”当时市场上没价格，你得说高一点，千万别要少，他往下砍一下价，生意就成了。东西没有价，你要的再低人家也会往下压，那时有钱没粮票买不到吃的东西，只有这黑市上才有。也有不问价格的，称好要多少钱他给多少，但这是极少数，遇到这种人咱也不坑人家，公道价。但做这种小买卖一个地方不能久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毕竟这种生意是严格禁止的，抓住了还不知如何处置。我开始卖也提心吊胆，总怕碰上个觉悟高的，爱管闲事的，说你“套购国家粮食”，把你扭送到派出所，那麻烦就大了。有一次，我有眼不识泰山，竟然到一位“老便”面前叫卖。那位警察面目很凶，拉着我的篮子非要我去派出所，我哭着央求半天，他最后把我家地址，父母姓名……用小本子记了下来，看我是个孩子，把我训斥一顿，高抬贵手让我走了。后来街上串卖，总怕遇见这位“好心”叔叔，他是认识我的，我也做过保证，二次相遇，他恐怕就不那么客气了。
南公路有个路口是专门搞黑市交易的。进货就象地下工作者搞接头一样，要多少东西，啥价格，在啥地方接货，你得事先约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交易一般在早上五点之前，天亮人走集散。送货都是平车，上面蒙个被子，或放些秸杆以遮人耳目，我曾问过一位卖红薯的老汉，说这货是不是在地偷的，他吓一跳，说：“私人谁敢呀？那是要坐牢的。这是生产队紧花钱，刨几车红薯偷着卖，还不能让大队知道。”他是挣工分的，一天还补几毛钱，他还说，这活一般人摊不上的，必须和队长有特殊关系，嘴严能靠得住。
一天我遇到一个挺会说的中年人。他说他的红薯如何好，价格比一般的便宜，看不中东西不让要，我答应他送二百斤。第二天货到后，我一看红薯外观很干净，皮色也不错，心想这次进到便宜货了，该赚个小钱了。谁知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红薯拉回家母亲怎么也蒸不熟，又把街坊于大娘叫来，看到底是咋回事，毕竟是于大娘上点年纪经事多，又是农村出来的，她说：“这是下洼地的红薯，水淹泡时间长了，蒸几天也蒸不烂。”我一听傻了眼，气得直想哭，怪不得便宜，人家看是个孩子故意骗你的，我上当了！
连前面赚的几个小钱，都搭进去了，最后只好切片晒红薯干。
“老头吃柿子，专拣软的捏。”我卖过漤柿，烘柿。漤柿就是把生柿子放在温水中泡一定时间，把柿子的涩味剔出来，柿子变得又甜又脆，可水温得掌握好，水凉了，涩味去不掉，水热了会将生柿烫熟，漤好的柿子当天卖不完第二天就发黑，甚至变酸。烘柿就是把柿子放在挖好的坑上，上面用草帘或棉被盖好，下面挖个道，燃上柴草用烟薰。并用扇子往里煽烟，经过一天一夜，生柿子就变成烘柿了，说着简单，操作起挺麻烦的。由于我技术不过关，常把柿皮薰黑了，烧熟了，浪费不少柿子，辛辛苦苦干一个月，仔细一算帐，钱没挣上，只落几个烂柿子。……
我还冒过风险，卖过国家严格控制的油料作物——花生。我家东边有个五六千人的机械厂。厂门口是我们这些小生意人经常出没活动的地方，特别是上下班高峰期，是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卖花生可不敢全摆出来，只放少量样品，其余的都藏在浴池售票口。提防万一有人来查，没收也受不了大损失。厂里有对二十多岁的一男一女，象是谈恋爱，常来我这儿买花生，后来熟了，他说没带钱我也赊给他。开始，还很守信用，我也放心大胆给他（她）。我问他名字，他总不告诉我，他赊的量越来越大，说是请客用，我想可能他俩要结婚吧。小本生意挣起赔不起。应该是“不赊不欠”，可我犯了大忌，那两人共赊二十多斤花生，可总不见来结帐，后来连人也找不着了。我问厂里的人，但不知姓啥叫啥，都说这样找人比较困难，后在一个热心人的引导下，总算打听到下落——这对男女早已调到郑州XX厂。我只好自认倒霉，怪不得生意人常说，“赊三不如现二”，恐怕就防这一手……父母一顿责骂，我只好收摊，母亲说：“坑害小孩是坏良心的。”可帐是讨不回来了，卖那么长时间花生，自家人都不舍得尝一个，最后让别人坑一家伙……
陶瓷厂会计和我家沾点亲，我在厂里批了一百多元的碗、盘、盆……心想这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到郊区农村一定好卖，但我拉着平车转了三天，农村人根本没有现款买，我只好让他们用玉子，红薯来换，那时黑市上粮食价格不稳，按人家说的价，以物换物，公平交易。一车瓷货卖完，换来的粮食按高价一算，老鳖拉轿车——圆扯圆，十多天白忙活了……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卖过萝卜，也卖过白菜，但这一行我并不爱。我院住个姓孔的下放工人，每天靠卖高价菜为生。据他讲，卖菜挺挣钱的，弄好了一天能挣七八元，这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收入。听说啥挣钱我就干啥，父亲给我拼凑好一辆破平车，我到郊区生产队批些菜，拉着车到处吆喝卖起菜来。市区卖菜人多，咱人小没经验 ，又不会“耍心眼，玩秤杆”，竟争不过老生意人，我一想，干脆到离市区二十多里的马村区试一试。起初几天，生意不算好，也不算坏，起早搭晚，能挣个脚钱。这就满足了，就当给人家运货哩。大钱挣不住，能落个小钱也比在家闲着强。几天后麻烦来了，整天和老太太、媳妇们打交道，总是吃亏，她们把帐算到骨头缝里，一分一厘地抠，白菜称好付过钱还硬要再抓你几根葱或拿一把芫荽，我又不好意思硬从她们手中夺。令我最烦恼的是，时过境迁，说你少找她钱了，没给够她秤了，拦着你不让走，咱个小孩家又在生地方，不会打嘴仗，只好自认倒霉，白给她棵白菜或让她拿两个萝卜了事，其实她是明讹人，欺负你小孩，钱赚得不多，气受得不少，干了不到一月，我说啥也不干了，真是有同行没同利。
做买卖，其实一半卖货一半卖嘴，你拙嘴笨舌不会说，生意就砸了一半，实践证明，我生来不是做生意的料。就连老实的父亲也说我“百事不成”。看来只好另找出路了。
六一年农村实行“三自一包”，政策上允许开小片荒。别看是城市，空闲地有的是，于是我背着镢头到处开地，没多久就开了二十多块，小的象席大，大的二间房，两楼之间的闲地，废弃的公路，河道里的沙石滩……四面八方，到处都是我开垦的小片荒。
“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巧种不如拙上粪。”这些农谚常听父母讲。一闲我就往地担粪，听卖菜的老农讲：“炉渣大粪灌，尿素也不换”，我就各家各户收集煤渣，过好筛子，如法炮制。都说“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真是不假，种地和作生意不一样，你对起它，它就对起你，你把功夫下到，地里就能长出好庄稼。爸爸星期天也到地里帮我干活，他从小农村长大，种过地，有经验。
“薄场壮路”，有段废弃的公路我费好大劲开成地又上二遍粪，庄稼长得特别好。“有福没福，薄地种谷，”河道边石子搅沙的荒地我种上了谷子，上了好多炉灰拌尿，谷苗长得黑乎乎的。都说“人勤地不懒”，玉米棒长有尺把长，谷穗也沉甸甸的勾下了头，眼看丰收在望，粮食就要吃到嘴了，我夜里做梦都笑出了声。谁知一场大雨，河水暴涨，把河道里的谷子冲个净打光，又到玉米地一看，那些大穗的玉米早被人掰走了。我气得哭回了家。母亲说：“庄稼长在野地是和别人伙的，收回家才算自己的。”我只好忍痛把其它荒地没熟的庄稼收回家，辛苦了一季，白给狗剃个头，心里怪窝囊的。
国民经济调整，大批工人下放，看来一时半刻很难找上工作。我只好去找临时活。我和保周，小吕几乎天天往区劳动介绍所跑，甚至整天泡在那里等活。我年龄小，个子矮，好几次被雇主刷下来，三个月只干几次计件活，象粮库装麻袋，挖地沟，刮砖……干三天歇半月，看来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得另找门路……
我做生意不行，看来只有下力气了。父亲把卖菜的平车重新修整一下，让我大街上“拉散车”。六十年代初，交通工具少，平车是小件物品的主要运输工具，大街上拉散车的人成群结队，有时弄好了，一天也能拉个块儿八毛，火车站、汽车站、卖煤场……我拉着车到处乱串，寻找雇主。
一天中午，我拉着车在大街上转悠，人行道上有个五十来岁的老太太对着我“哎！喂！”地喊两声，我赶忙把车拉到她跟前：“大娘，用车吗？”“不不！对对！”她的回答令我迷惑，是用还是不用？她眼睛一直端详着我，从头到脚，反复打量，根本不瞧那车子。我以为是我家的啥亲戚，可在脑海里过虑一遍都对不上号，我忙笑着说：“大娘，你是不是认错人啦？”“没有！没有！对对……”我看到她眼睛里似有一种哀伤，两次回答都模棱两可，“大娘，不用车我就走了。”她忙用手拦着我，生怕我跑了似的，“我用车，我用车！”“你想拉啥东西？”“我……我……我……想拉车煤。”她支吾半天才作决定，我想她一定有什么事。
烧煤凭本供应，她让我在路边等一下，她回家拿了煤本。记得她住在老火车站的北边，劳动街的一条胡同里。煤场往她家一溜上坡，我在前面吃力地拉着，她在后头一面推车，还不断吆喝让我停下多歇歇，有时她还走过来用手巾擦我头上的汗。嘴里还“啧啧”着一面夸奖我，一面骂我父母：“多好的孩子，多可怜的孩子呀！这狠心的父母，这么小就让出来拉车挣钱。”车到她家门口，她打锁开门时，我发现她也是满脸的汗，推车她也用了不小的劲。我猛然发现大门口并排挂着两块“烈属最光荣”的牌子，这位是为革命献出亲人的老妈妈。进了院子，我看到她家的煤还有一大堆，足够烧两个月。在城市，一般家里是不存那么多煤的（碎煤），我不知她有何用意。院子收拾得很干净，屋内物品摆设得井井有条，一看就知道房主是个讲究人。那年我14 岁，可长得又瘦又小，象个十一二的孩子，找工作就吃这个亏了。卸完煤老太太打一盆水，让我洗手洗脸，还拿出当时一般家户都用不起的香皂。我几次想问老太太的啥亲人为革命牺牲了，但话到嘴边又忍住了，怕勾起老妈妈对亲人的思念。我在学校组织的活动中，多次到烈军属家扫院子、担水、收拾屋子……洗完我欲走，老太太一定要我陪她坐一会，她问了我的父母，姊妹等家庭情况，后来她用慈爱的手抚摸着我的头，突然提出一个令我意想不到的问题：“孩子，你愿不愿意跟我过，我有房有钱，不让你拉车，不让你吃苦下力气，等你长大了，我给你找工作，说媳妇……”我楞了，也傻了，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停了好一会，我怕伤老人的心，说句推辞话：“回去眼父母商量商量……”尽管家里生活困难，但我还没有背叛家庭背叛父母的想法。临走，她塞给我二元钱五斤粮票，我坚决不要，“给军烈属帮忙是应该的，我在学校常去军烈属家干活。”她硬装我衣兜，还交待我，“这钱不要让家里知道，你自己在街上买点东西吃。”那时的粮票比钱更贵重。
此后我又往她家去过几次，问她有啥活需要帮忙，我给她拉过一次煤土，一次垒煤火用的砖。她对我可好了，中午做好饭招待我，还买好多糖果，她开口就是“儿子长，儿子短”的，好象我已成了她的孩子。她没有追问我和父母商量得怎么样了（回家根本没说），一次她让我坐到她的对面说：“父母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养活这么大，很不容易，有点办法也不会把你给人……”她很开朗豁达。她还说，她丈夫在解放战争中献出了生命，儿子是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现在家里就剩她一人，她过得很幸福，受到政府的特别照顾，头一次……她在大街上看到我，就觉得很像她的儿子，面貌象，身架也象，她儿子小的时候也在大街上拉过车，她还说，那几天她老做梦，总是梦见儿子没有死，还活在世上……后来，就在大街上遇到了我……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和老人又在街上碰到几次面，她一说话眼圈就红了。我也不知所措，心里沉甸甸的，不知怎么安慰她才好，再以后，我不愿去打扰老人平静的生活，怕她见到我勾起对儿子的思念（也许这种作法不妥），岁月流逝，转眼几十年过去，直到如今，那位老妈妈的音容相貌仍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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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 · 完 · 待 · 续 ·
刘月凯，河南省济源市作家协会会员，林业局退休干部。生于1947年9月，原籍河南省浚县白寺乡西郭村，后随父母迁往焦作市，1963年12月7日“上山下乡”来到河南省济源县大沟河林场。1980年12月调济源县（市）林业公安派出所，曾担任所长、科长等职，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1989年在重庆西南政法学院进修一年。
2002年退休后开始写作，已出版文集《绿色记忆》上、中、下三部，100余万字。参与电影《爱在绿洲》（曾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的创作与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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