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盲班是为响应当年毛泽东主席的全国人民要扫除文盲的号召，而开办的夜校和半耕半读的扫盲学校。夜校是给那些离不开农田的大人们晚饭后识字的地方；半耕半读则是给那些半天农务半天上课或半天上课半天家务的人们开办的扫盲班，我属于后者。大队就地取材让村里的识字人当老师，上课按时间记工分，学生上学则全免费。因为我读扫盲班，母亲被允许半天不出工。我家孩子多，我带管弟妹们母亲才能出工，这样我和母亲就形成了我半天上学，母亲半天务农的独特方式。半耕半读班有一二十人，同学之间年龄参差不齐，相差最大的达十多岁。班里同学每月都有减少，她们不是被大马车拉去当新娘了，就是被生产队派外劳务了。我是年龄最小的扫盲生，也是极少数能坚持读到底的人。经济条件好的家庭都让孩子到公社读全曰制小学了。能上扫盲班对我来讲已属幸运，因为大哥正在读全曰制，按照当时的家庭情况不可能再让我去读的，所以我也就格外珍惜扫盲班的读书机会。
有一次晚上家里来了几位客人喧慌儿(闲聊)，等他们走了，我回到堂屋发现我的作业本灰溜溜地躺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我拿起却发现我写好准备第二天交给老师的作业被撕了。
我问父亲：“怎么祖哈的(怎弄的)？”
父亲却说：“卷烟卷没纸了，就撕了你已经写过的纸，好的可没有撕。”
我心头恼火，大声说：“写了字的，才重要呢！这是我明天要交给老师的作业呀！”
我心疼地哭了，边哭边埋怨，对父亲不依不饶。
父亲好像犯了错的孩子，低着头没再说话。
我擦了把泪，舔吮着嘴唇上淌下来咸汁，又在煤油灯下写了近一个小时，才歪歪扭扭地写满了两页生字。
我们那个村历史上没有公学，听老人们讲只在解放前出现过有钱人家办的私塾。村里有文化人少，我也没见过什么正经书。偶而捡一块有字的纸片，我便视为珍宝，心想：“会写这么多字的人，肯定了不起。”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的老师只读过二年书，而且不会新式拼音，所以我仅算扫了半盲——没学拼音。
我的课本已经领到四年级了，父亲才突然发现我居然比上全日制学校的大哥仅低了一级。他像发现新大陆似的要送我去上全日制小学，当然，另一个原因是我带大的老三接我班能带小弟妹了。我当时兴奋了好几天，以至于我给猪拔草的背斗都沉了好多——家里的老母猪有足够多的草吃，才能保证我的全日制啊！。
全日制刚上一学期，我们大队因扫盲成效卓著，被县里批准成立全日制小学，因此在外上学的四年级以下的本大队学生则一律回来就读。这样，本该升五年级的我又回到了扫盲学校重读了四年级，不一样的是这次我也是正规学校的学生了。一年后，由于教育改革，六年制小学被缩成了五年。我小学毕业了！我兴奋地买了一盒九分钱的烟，一根根敬给老师以示谢师。更让人兴奋的是县里竟然批准我们小学可办代帽子初中。这样，我成了大队有史以来自己学校毕业的第一批小学生，也是第一批初中生。我到现在都不清楚啥叫带帽子中学，但我参加中考以较优秀的成绩被高中录取了。当年我们学校只有八人考上高中。
我忘不了儿时那个传奇的扫盲班，如果没有它，我就可能像村里的同龄伙伴叶四一样终身文盲。昔日的扫盲班，现在已经是具备一定规模的国家九年制普及教育的重点小学了。
张尚俭 ， 笔名苍劲，甘肃省古浪县人，现居广州。退休工人，读书不多，喜欢文字；生性直率，做事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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