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乡的地方是小兴安岭中段的龙门农场，当知青的第三年，领导让我上场部教书了。我接的是小学四年级。学生怀念原来的班主任，一帮小“刺头”变着法跟我作对，想把我挤走。其实，那时候，我自己也是个半大孩子，只念过初中，一点教学方法也不懂。让孩子们弄得我都有哭的心了，一走到教室门前，心就颤抖；一看到学生，就想躲开。我对曲义民校长说了：我不是教书的料，要回连队种地去。校长说：那也不能说走就走，得有新老师来替才行。
我就天天日日熬着，盼着新老师的到来，准备着与教书永别的那一天。
这天，我正与孩子们在操场上玩，猛然见路上一挂马车狂奔起来，连车带着马一下子翻进路边的排水沟里，车老板压车下了。我忙喊大个子学生，一齐跑去救人。
车老板身上全是血，已经不能说话了。我们将他背到了场部医院，医生们忙了起来，我和学生就等在走廊。一会儿，一个医生出来了，说：“这可怎么办！上哪儿弄血？”彭院长说：“快！派人去，组织知青献血！”
派出去的人久久不见回来，整个医院急成一团。那个时候，谁也不明白献血是怎么回事儿，就知道将自己的血抽出来是一件非常非常严重的事。看着眼前的医生，我忽然想起课本里写白求恩的那篇《截肢与输血》，就胆突突上前说：“那就抽我的吧！”院长和医生们全摘了口罩，睁大了眼睛看着我。其实，我的手心已经出汗了，但话已经说出，就说：“行！抽我的吧！”孩子们只只小手拉住我的袖子，头抬得高高的，“老师！要，抽你的血！”看着这些孩子，我更不敢后退了，就说“没事儿！救命要紧。”
我被领进了一间屋子，医生问我从前生过什么病没有，问我从前献过血没有，之后就采了一点血。我以为这就是输血了，就听医生的，出来了。
曾经“面目可憎”的学生们全换了面孔，亲切地围上我，问我疼不，问我怕不，问我头晕不，有的还摸我的额头。一会儿医生又叫我进去，医生说：“巧得很，你的血型，可以输血。”这我才明白，刚才那只是采血样作化验，并不是真的输血。这回，医生用橡皮管子将我的手臂扎上，一个大号的针，冲我来了。我这人，最怕的是打针，见穿白大褂卖切糕的都害怕。这回可真是怕极了。但是，一想外面那些孩子，就挺直了身子，将头扭向一侧，任凭医生拾掇。
然而，事情不过如此，当医生说“好了”时，我摇摇头，晃晃身体，觉得还是原来的自己，一下子轻松了许多，马上自豪起来。
孩子们将我围起来，拉我的手，紧紧贴着我，他们也和我一样得意，那表情是在说：这是我们的老师。
就这一会儿工夫，我献血的事，已经传出了老远，人们全像看英雄一样看着我。校长、教师，还有家长，全上来问这问那。
那个晚上，孩子们陪了我很晚，他们拿了鸡蛋，拿了罐头，拿了红糖，有的还让妈妈包了饺子。他们围拢我，非要看吃下去不行。我就给他们讲故事，给他们讲原来没能讲明白的算数题。虽然，身体一点不良感觉也没有，但是那一夜我睡得很不好，总是想着天快一些亮，快一点到明天上课的时候，快一些和那些可爱的小家伙在一起。
学校让我休息，但我哪里休息得了。一进教室，就是齐齐的“老师好”，我也是第一次，深深地对学生们敬了礼。那堂课，孩子们听得认真极了，我也发挥得淋漓尽致。直到今天，我还能复述所有的内容。下课后，我就跑去找校长，我说：“校长！我不想走了，你找的新老师？……”校长笑了：“哪有什么新教师。”
从那以后，我真的成了孩子们喜欢的教师，这一干，就是一生。没有那次献血，教师将是我对别人的永远羡慕。感谢那次献血，它让我成为一名教书育人者，他给了我一届又一届可亲可爱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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