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韩彦” 征文 | 我记忆中的韩彦女杰周虹 | 作者：陈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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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周虹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事。当时我和她的女儿都在济源工艺美术厂上班，而她的儿子们也都分别在县里的几家企业上班。她和她的丈夫王者明住在儿子那里，相距都不远。我们是下冶老乡，是气功爱好者，老人见识广又健谈，虽然她当时已近60岁，和我母亲的年龄差不多，但我们每每相见，都有说不完的话。但真正全面了解她，让我感动地流下眼泪，是我到济源日报社工作之后的1998年10月的那次采访。

她出生在上海，是旧上海铁路局副局长周红发的女儿。1962年她跟着一个当兵的来到下冶公社韩彦村，历经30多年的山区农村生活，她已经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山村妇女。说她是山村妇女，她又有山村妇女不具备的那种气质。她会三种语言，讲起本地山里话，她能以假乱真，让你觉得她就是地地道道的的山里人；讲起上海话，又让你对她的上海身份毫不怀疑；新疆话她也会说，因为她跟随丈夫王者明在新疆有八年的随军生活。

周虹跟随丈夫到济源西部山区下冶乡韩彦村，是1962年秋后的事 (现在为朱庄村，当时韩彦村的一部分)。那一天，整个山村都轰动了。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把王家的小院围得水泄不通。要看看当年的南下干部、并在部队当了官的王者明是啥模样。然而，最引人瞩目的人们还是他那位年轻貌美的上海妻子周虹。当年周虹32岁，不胖不瘦，一身城市人打扮，说起话来洋里洋气。人们为之羡慕，又为之担忧，咱这山旮旯能留住大上海的“风凰”?尤其是当人们了解到王者明是因犯了错误解甲归田时，更是为他捏了一把汗，甚至有人断言，过不了一年，周虹就会扔下孩子跑掉。

由于我认识她，又大致了解她的身世与性格，所以1994年我到济源日报社当记者后，不时想起周虹这个具备新闻人物素材的人。1998年10月我去采访她，那时周虹已68岁，看上去身板还挺硬朗，两眼炯炯有神，说起话来依然口齿伶俐，得体的浅灰色服装加上她那满头乌发，使她显得格外有精神。

周虹说，她是在上海市闸北区长大的，她的父亲曾任旧上海铁路局的副局长，兄妹18人，她排行第十七。她17岁(1945年)从上海闸北初中毕业，18岁到一家小学教书。校长是地下党员，领导教师们积极参加政治斗争，她也是一名革命积极分子。1949年上海解放，她被推荐到上海新闻大厦去搞新闻工作，随后又调到闸北区妇联去做妇女工作。对于她的婚事，父母曾操了不少心，但多在“门当户对”方面做文章。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使她冲破了封建婚姻观的禁锢，当有人向他介绍王者明这个每月只有16元津贴的公安兵时，她欣然应允。1952年她与王者明结婚，1953年便毅然离开上海，随丈夫到了新疆的戈壁滩，一呆就是八年…..

王者明是一位忠实的共产党员，自1944年参加革命后，就为党工作出生入死，但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却因向领导提意见受到不公正待遇，从营教导员的位置上给降下来，到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62年赌气返乡。

周虹说，1962年返乡的时候，她已是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母亲了。由于两口都没工作，拿着非农业户口粮本仅买了一年商品粮就身无分文了。幸亏村里的老支书姚酒泉帮忙，让他们参加了队里的集体劳动，能像农民一样分到粮食，才使生活有了着落。但1963年，随着第五个孩子出生，一大家子仅每年的粮款就得好几百元，加上孩子们上学的费用，生活难上加难。一次，有人指着她家的孩子说：“别看这孩子现在穿得光鲜，过不上两年，会叫他'赤肚肚’的。光'赤肚肚’不说，还会饿得他叫唤呢！别看那上海姑娘看上去怪漂亮，论泼辣，还是山里人。”

周虹初听“赤肚肚”一词，虽然并不理解它的确切含义，但已预料到它起码不是个褒义词。当她去请教丈夫时，丈夫告诉她“赤肚肚”就是赤裸裸、没有衣服穿，光着身子的意思，同时又安慰她不要理这些闲言碎语。

周虹说，她当时的想法是，山区人是人，上海人也是人，为啥山区人能生活的地方上海人就生活不下去！我周虹不是那种窝囊废，不会比你们过得差！闲言碎语不仅没有让她泄气，反而使她更坚强了。1964年秋天，她买回一头母猪崽，像所有的农家一样，靠养猪来解决油盐酱醋和孩子们的上学问题。但母猪还没养大，一个接一个的困难就接踵而来。先是家里断了煤油，唯一的一盏煤油灯瞎了火，但她想，没油不怕，大不了摸黑睡觉。接着家中又断了盐，她想借五毛钱买盐，但跑了几个生产队竟没借到一分钱。

“弄钱去。”倔强的她脑海里又闪出了这样一个念头。然而，那靠工分吃饭的年月，在那动不动就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月，到哪里去弄钱呀！偶然的一个机会，她听说贩烟叶能赚钱，于是一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就来到公路上拦住了一辆拉烟煤的汽车，搭车来到济源城。在济源城里，她从东头踅到西头，从上午到下午，终于弄清楚了烟叶的来龙去脉，决定到商丘贩烟叶。天黑时她扒上一辆拉煤车，天亮来到商丘，从那里买回20公斤烟叶带回济源卖。当她从煤车上下来时，身上、脸上全是煤灰。可一趟下来，只赚了5元钱。这太少了，不行！她以5元钱做本钱，从月山车站扒上北去的列车，到长治去贩麻，一趟下来，能赚十来元钱。当她满怀信心去贩第三次时，却被公安部门以违禁为由将她连人带麻一起扣留，还要予以重罚。于是，她就把公安人员叫到一边，把她的坎坷经历，把丈夫和孩子们的当务之急告诉他们，也许是他们感动了，以成本价将麻没收让她落了个本钱。

1965年8月，她的第一头老母猪终于下了第一窝猪崽，这一窝猪崽一共有8只，一个个活蹦乱跳的，看上去非常喜人。但由于当时百姓收入低，一只小猪只能卖四五元钱。买猪的没有现钱，她就以物换物，把猪换成玉米、谷子和红薯片。猪崽在本地卖不了现钱，她就挑着到城里卖。后来，她还干起了饲养肉兔的行当，从无到有，最多时家里的肉兔发展到270多只。家中没有油吃了，捉一只兔去换，没盐吃了也捉一只兔去换，连孩子们的学杂费都靠卖兔来解决。就这样，她依靠家庭饲养业的收入不仅养活了全家人，而且还让四个孩子上了高中，一个孩子上了初中。

说到孩子们的穿衣问题周虹说，当她听到有人预见她的孩子们要“赤肚肚”时她的犟劲又来了，第二天天不亮就赶了20多里路来到王屋村，五元钱买了一辆纺线车，连夜就学起纺线来，惊动得附近的嫂嫂、婶子都来看稀罕。没多长时间她就学会了织布。那时，五个孩子和丈夫穿的衣服都由她一人做。

在采访中还得知，周虹这个上海女子对她的山区丈夫忠贞不渝，当她的丈夫开赴新疆戈壁滩时，她毅然随从，在丈夫受到错误处分时，她仍然处处关心他，宽慰他。丈夫由于长期的艰苦生活和不公正待遇，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她就悉心照顾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当她听到冤假错案可以平反的消息时，除了到济源的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外，还带着孩子，以捡破烂赚路费的方式到北京城找到丈夫当年的领导和相关部门，使丈夫的冤案得以平反。1980年丈夫因偏瘫住院三个月，她没日没夜地在医院守了三个月。1985年，当她听说练气功对偏瘫有治疗作用时，又专门跑到亚桥去练气功，回家后再耐心教丈夫。

当时习练气功，虽然我们也算是功友，但是不知道她是为丈夫治病而来。关于她为丈夫王者明申诉平反的事，当时我在下冶公社的办公室工作，只是模模糊糊记得当时有个妇女带着孩子来找组织部门，却不知道她是捡着破烂走进北京城的，在北京的大街上，还拦过领导的车。听到这里，我不禁肃然起敬，感动得要掉下眼泪，甚至谈话也有些哽咽。

在采访时还得知，周虹在丈夫心情不好发脾气时，她总是保持缄默，一直到1990年丈夫去世。

临采访结束谈到她当时的家庭，她说丈夫王者明是1979年被平反的，随后又为孩子们落实了政策，解决了户口问题，现在她的五个儿女都有了各自的工作，生活过得很好。至于她自己，她说，年轻时还没把她难走，现在儿孙满堂了，生活幸福了，还有啥说呢？说到这，周虹满脸的笑容。

周虹是2014年去世的。虽然从认识她到现在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她在我心目中的伟大女性形象依然存在，而且永远不会消失。她的事迹我准备编入下冶镇志，让我们的后人都知道下冶的韩彦村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女性。

作者简介：陈立新，河南济源日报社退休记者，济源市老干部通讯组副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