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梗概
1941年5月，第14次中条山战役国军惨败，十几万残兵化整为零，满山遍野向黄河南撤退。世代居住在鳌背山的侯建华、侯建忠、侯建堂三兄弟等一批山区猎户不愿离开家乡，面对日寇暴行，被迫拿起猎枪，自发组织起来，利用熟悉的地形地貌和长期狩猎的技能经验，同侵略者进行了一场殊死博斗，十八名猎人在蛋窝河伏击战中一举歼灭四十多名日军。英雄身世，被埋没75年。重述历史，再现王屋太行一带风土人情，重温华夏后人彪悍血性。
樱 桃 河
李星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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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原从日本占领下光复后有几年时间，名义上当地是在共产党掌控之下。没有了凶恶的侵略者，也没有大地主富豪，当地百姓生活归于平静。各家过各家的日子，总算安稳下来了。可没有安稳几天，有人把侯建忠给告了，说他害死了两个人。告状是是他的亲戚。
政府来了人，把侯建忠带走了。
1991年7月，在广东从化县从化温泉酒店流溪河拱桥上，年过八十的外婆告诉我，公家人用细绳拴住他两个大拇指，把他吊在梁上挂了三天。外公三天没说话，也不吃不喝，公家就把人放了。
我觉得外婆一辈子吃斋信佛，大概与外公害死人的传闻有关。外公打死过土匪，打死过日本人，平时猎杀野兽，杀生很多。但说他害的人，应是指好人，或者说是不坏的人。外公是否真的害过人，外婆、母亲、父亲都没有提到过。
但是，前坡村和黄背角村的人都有过疑问，给他侯建忠家里当长工的那俩兵娃子哪里去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也只是到了近些年，外公那一辈子都已经去世，才从我们这一辈人口中听到些实情。据说，那俩兵娃子死于1943年冬天。那年冬天，抗日战争到了最困难的相持阶段。虽然山上日本人来得少了，可国民党部队和共产党八路军来得多了。前坡虽是小山村，一时间风云际会，国民党的区公所和八路军的王屋县委轮流扎营，有时候还有驻军。人多了，吃饭的嘴也多了，粮食奇缺。最困难时候，多喝一口米汤，能救一个人，少喝一口米汤，就饿死一个人。两个兵娃子一个病了，一个越来越壮。患病的兵娃子不能干重活，还要吃饭，就成了累赘。高个子兵娃子逐渐长成大人，身强力壮，开始与侯建忠争高低。
这样，侯建忠家里就容不下两个年轻后生了。
两个兵娃子一直住在侯建忠家的羊圈里，冬天不冷，夏天不热。过了冬天，两个兵娃子先后不见了。村民开始没在意，后来问起，侯建忠也说不知道，多少天没见到了。1943年到1944年还是兵荒马乱，村里来个人走个人，死个人，添个娃，都不算啥。人们就把这事情忘了。1944年10月，日本从邵原退却，1945年抗战在全国胜利，邵原一带实际上在共产党手中。当地人以为1945年以后就是解放了，没有把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当作历史的关节点。如今的老父亲居然说不清邵原是哪一年解放。只是说日本人走了，就和母亲在小沟背的老东沟开荒种地，到邵原街卖柴，一转眼到了合作社了。邵原一带，有七八年是政府和党派松散管制的自由时期。
总而言之，侯建忠被公家人吊了三天，就放了人，事情也过去了。这大概是1947年的事儿。可在胡氏那里，事情却没有过去。侯建忠害死俩兵娃子她到底知不知情，她从没说过，别人也不知道。公家人审查了侯建忠又放了人，胡氏开始每日虔诚的礼拜神灵。从她口中念叨的心愿看，是要从阴曹地府主管寿命的官儿那里为男人争取阳寿。外婆并不知道佛教，拜的也不是佛，而是当地土生土长的西王母、南海观音、土地爷、老灶爷。祖先管不了人命案，但是也要定期向祖先报告家里的情况。
胡氏的虔诚，没有为男人挽回多少阳寿，男人还是在1970年去世，差几个月不到60岁。也许胡氏的虔诚感动了上天，自己却是高寿，直到1998年去世于广东从化温泉儿子家里，活了88岁。胡氏的去世没有任何征兆，晚上吃过饭，早早上床睡觉，第二天就没醒来。人们都说，这是极大的福报。
侯建忠和胡氏后代有三男四女。但在和平年代，人们一开始过日子，一切都不一样了。侯建忠七个子女，最有出息的二儿子1955年参军到了广东，后转业到从化温泉宾馆，九十年代当了总经理，每次回家乡县委书记都派小吉普送到邵原。这个儿子正是当年差点被侯建忠掐死的儿子。其他二男四女，有的生活平平淡淡，有的生活凄凄惨惨。这一家的二代人，至今没有活过70岁的人。
从前世纪90年代开始，鳌背山下的居民，凡是战乱年代迁居来的，大部分陆续迁返原籍。如今，鳌背山下的柳铺、香炉池、椿树庄、花椒树底、窟窿河、石家背、朱舵腰（应为猪驼腰）、上石板、下石板、磨石渠、前坡、东庄，都已经荒芜。黄背角村在东阳河谷，交通方便，还住着几十口人。鳌背山东侧的小沟背成了景区。
鳌背山，乱世热闹，和世寂寞。
解放后，外地人纷纷离开，前坡就剩了侯家三兄弟。王屋县委先是搬回王屋街，再后被撤销，并入新设立的济源县。前坡清净了，侯姓三兄弟各自成了一大家子，兄弟之间的争执慢慢多了。先是女人之间争，后是男人之间争。
几乎每一件叫人红脸的争执，过了一段时间，都会被后人说成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过去是应对各类军阀和异族入侵，现在又是各种针头线脑的矛盾。过去鳌背山人的骨气、豪气、英气，现在没了用武之地，都成为斗气。这就是山民的日子。
1970年，逢事拿主意的二哥去世了。侯建堂感觉到还没来得及静下心来想这世界上的事儿，身边就出现了几个叫爷爷的孙子。侯建堂开始被自己的孙子叫爷爷后，许多事情没心劲儿去管了，日子似乎越来越淡味了。有时候甚至突然想到，早知道生活这样淡味儿，早年下那么大劲儿去争个啥。
1972年4月，正值清明节，侯建堂率一家老小去上坟。祖坟就在村子下方的地里，坟头对着断头山，就是祖上传说共工顶断的不周山。共工是谁，自侯建堂开始想事儿，就是个疑问，心想也就是古代像二哥那样凶悍的人吧。这方圆十几里，没有人能说明白。长大了，成了家，生了娃，也没了刨根问底的闲心，只管把这个说法讲给孩子。实际上，前坡离断头山远着呢。俗话说，看山跑死马，可一点不错。侯建堂这一辈人，这山上千万条大小路都是用两只脚量出来的，不是这山望那山望出来的。从这前坡下到河谷，就要一个时辰。从河谷再上山，登上断头山半山腰，又跟上这边鳌背山是一样的。
看着，想着，一家人到了祖坟跟前。侯建忠的屋里人把锡箔和代表衣服鞋帽的青色、黄色纸扎以及吃的贡品在坟前摆好，把香插上，点着。然后就是侯建堂的事儿了。侯建堂上前半蹲着，划着火柴，点着锡箔纸张，用一个小木棍轻轻地翻着，让火苗着起来。看着火光消失，就开始说事：“祖爷祖奶！娘！大！二哥！清明节了，来给你们送些钱，都拿去花吧！送些衣裳，鞋帽，拿去穿吧！你们一辈子缺吃少穿，没过安稳日子。现在我们啥都有了，给你们送些来，都只管吃好！穿好！你们在那边都过得好好哩，我们这边也不操心！”话没说完，有点哽咽。看着纸钱和衣服在灰烬中燃尽，就双膝跪下，磕了三个头。站起来，把地方让给身后的几个孩子也来磕了个头。二哥去世了，大哥如今卧病在床，眼看也是时日不多。自己的小儿子年前到山上找牛，遇到大雪封山，迷路坠崖跌死了。侯建堂想起这一切，心里一阵凄惶。再次想起三十年前，自己只身引敌，在阴死胡同跳崖，在蛋窝河河滩拼死救出卢狗留，这些一晃三十年了。如今，自己似乎也老了。
烧完纸，磕完头，屋里人把大的贡品放回篮子里，把几样吃的掰碎，扔在坟头周围。然后，一家人缓缓起身，往回走。在附近等着的一群乌鸦扑到坟头上，把留下的贡品吃个精光。在当地人眼中，这就等同于亡者享用了。
清明节的一年中的重要节气，也就这个事儿大，也没别的事情。
侯建堂离开坟头没走几步，就看到东坡路上站着个人，是黄背角小学的老师长富。长富看到侯建堂一家走过来，就站在路边等着。
等侯建忠走近，长富开了口：“上坟哩？！村干部叫我送来一封信，说是济源啥宾馆送来，日本友人，给建忠叔！”
侯建堂接过信封，看了一眼信封上工工整整的钢笔字，又把信封递给长富：“念念吧！”长富把信封撕开，展开“叩头”样折叠的信纸，读到：
“建忠君：多年没见！三十几年前，我曾驻邵原镇，耳闻您大名！我等为当地造成很多伤害，在此恳请原谅！我回日本几十年，对我等在中国所为，愧疚不已。唯想有生之年回到故地，对我伤害的人和土地谢罪！你我为当年对手，对您等英名崇拜至极。且望忘记旧恨，化敌为友。如蒙赐见，不胜感激！我在宾馆等候回话！卫谢武 恭敬！”
侯建堂听完，一头雾水：“啥？济源宾馆？日本人？”长富解释到：“信是日本人写的，可能不知道建忠叔不在了。他现在住在宾馆，等你回话，能不能见面？”
侯建堂：“可我不认识这个日本人呢！几十年前，我也不认识啥日本人呀！”
几个人说着话，走到二嫂家里。侯建堂觉着，这信是写给二哥的，事情要告诉二嫂。侯建堂坐到椅子上，装上一袋烟，嘴里巴扎巴扎吸着。让长富把事情讲给二嫂。
长富：“婶！这信是日本人写！大队干部交给我哩！说不定是几十年前，就是抗战时候，建忠叔打过的日本鬼子，这时候回来访问了！这人叫卫谢武，听着也像中国人名哩！”
“嗯？！”侯建堂猛回头，盯住长富的脸，表情也僵住了：“卫谢武？是他？还活着？还敢来？我拿刀剁碎他！”
站在侯建堂身边的胡氏的表情一下子变了，呼吸急促，说话声音一下子变得尖利：“就是害死景云那个日本人？”
胡氏坐在床边，抹着眼泪：“景云要不死，现在也是一大家子人了！”长富听了这话，一下子明白了。这卫谢武大概就是日本人侵占邵原时期，害死胡氏堂妹胡景云的那伙日本人中的一个。尽管，未必是卫谢武本人害死了胡景云，在老百姓看来，日本人都是一样的。
长富：“叔！咋弄？咋回话？”
侯建堂：“这中国日本一邦交，那仇就算了？我这可不算完！要好，你们好去！”
长富听了，却一时转不过来，拿着手中的信，磕磕巴巴地说：“叔，这咋办？人家要来见面哩！”
侯建堂脸上露出多年不见的凶狠模样：“日他娘哩！他人在哪儿，我带几个人去，剁碎他骨头！”
长富大惊失色，连忙摆摆手：“叔，可不用，可不用！不见算了，不见算了！二婶，可不要动气！”
侯建堂想起个事，说：“二嫂，二哥说把个相片还给谁？”
胡氏想起来，1941年冬天侯建忠带着猎人打完日本人，回山的路上捡到了一本相册。里面都是些日本家庭的照片，大部分是年轻人，也有女人和小孩。有些照片后面还写着些汉字，似乎有福冈的字样。侯建忠料定是日本人丢下的东西。虽然日本人可恨，可他没见过这么多、这么好的照片，就留下来了。
那本相册在家里一放几十年。侯建忠去世前，叫胡氏拿出那本相册翻看，只说了句：“遇到日本人后人，把相册还给他们，咱也不留他们东西！”
胡氏从里屋拿出一本相册，递给侯建堂。
侯建堂接过来，翻了几页：“日本人比咱有钱，一个人照多少照片！好好过日子有啥不好，来中国打几年仗，还不是啥也没落着！”说完把相册递给长富。
长富：“三叔，就这么还给他？”
侯建堂：“哦！还他！”
长富起身：“那我走了？”
胡氏也站起来送客：“不喝口水？”
长富答道：“不了！”
长富不歇脚，从前坡村一口气下到东阳河谷边的林场，见到在那里等的村干部和乡干部。未等那边开口，就使劲摇摇手：“建堂叔那股恨劲儿大着哩！不见！这个东西给他！”
来人中像是乡干部模样的人接过信和东西：“那中！我就回话了！趁车，我回邵原街！”一行人送乡干部到门外，看着干部上了一辆拉木材的卡车的驾驶室，目送卡车离开了林场。
卫谢武一直住在济源县城宣化街的济源宾馆。这几天到处打听卢仝故里的事情。问到的人，都是说不知道卢仝这个人。他解释说卢仝是茶圣，最会喝茶。当地人却说，济源人不喝茶。这让卫谢武感到很失望。但他记得几十年前在邵原山区见过一个关于卢仝的石碑，却不敢告诉别人几十年前他是怎么看见石碑，更不敢说自己曾是侵略济源的日军。
乡干部从邵原街坐客车到了县城，找到县里的干部，说明了情况。然后两个干部来到济源宾馆，找到日本客人。县里的干部没有把侯建堂的话原样讲给卫谢武，只是含糊地说：“侯建忠先生已经去世！他的弟弟侯建堂身体有恙，不方便见您！交代把这个还给您！”
听完来人讲话，卫谢武盯住县里干部手中的相册，向前两步，伸出双手接过相册扑腾跪下：“是我的相册！居然还在！我很遗憾，邵原人不原谅我！”说完，脸上滴下几颗眼泪。
两位干部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寒暄几句，就告辞了。
卫谢武第二天一大早离开济源回日本了。
这年深秋，侯建堂也得了大病。病中嚷着要上山走一走。儿女扶着到走到樱桃河，再也走不动了。坐在村口歇了一个时辰，只好折回。回到家，又躺了十来天就去世了。
大哥侯建华熬过了冬天，身体渐渐好起来。
到1985年，胡氏被在广东干事儿的儿子接走，就没再回来。
进入九十年代，前坡村人走的走，散得散，几乎没人了。最后离开的是侯建华的大儿子一家，缘着侯建忠在广东工作的儿子的关系，也举家迁到从化成为温泉酒店的职工。
侯建华不愿意离开前坡，自己一个人生活在村里。子女亲戚个把月来看一次，送些米面油盐。
侯建华日渐衰老，耳朵聋了，眼睛几乎看不到人。1993年初秋，最后见到一个上到前坡村的人。
侯建华和来人打招呼：“咦！想起来，我十天没说话了！”
又到深秋，侯建华去世了。
邵原解放后，升娃成了以后故事的主角。因为他的儿子长大后成了一个有学问的人，并记载了这个故事。
升娃出生在济源县城南十里的西留养村。这个村占着县城南边的富庶之地。解放前，几家地主掌握着村子周围几千亩良田。升娃自幼小懂事就知道他爹是个大烟鬼，先是吸大烟把家产败光，再沦为一个厨子，每天只顾自己吃饱喝足，一概不管老婆孩子死活。升娃三岁时，心碎的妈妈带着六岁的哥哥和升娃离家出走，一路向西，到邵原东小寨村杨掌柜家落脚。升娃稍大，到邻村侯家庆侯掌柜家放牛。日本人占领济源不久，在街头遇见刘半瞎和他的叔叔刘全瞎。再后，日本人到了邵原，在邵原街西约五里地的段凹扎营，升娃就跟着侯掌柜家的牛进了兵营。
日军占领一年多，性情彪悍的当地人不知道日本人有多厉害，有到日本兵营偷大米、偷枪的，有单枪匹马袭击日本人的，都遭到日本人残酷镇压，打死的人都用小独轮车推到村西的大坑里埋掉。日本人做了几件事，天不怕地不怕的邵原人才知道，这日本人和清军不同，和后来的军阀国民党都不一样，日本人是把人当牛羊一样宰杀，甚至吃掉。日军定期到邵原街周边抢掠，当地人生活几近绝境，纷纷逃离。日本人日子也不好过，在周边逐渐也抢不到吃的东西了。经过1941年蛋窝河伏击战，日本人再不敢去到四道河往后的地方搜山。
蛋窝河伏击战后，升娃和妈妈就在邵原镇西北约二十几里外的老东沟落脚。老东沟离东阳河谷十几里地，已经到了深山老林，隔山就是小沟背，从小沟背翻一道高山就到鳌背山。1944年10月，日本人从邵原退却，邵原成为共产党天下。当地人过了一段没人管的自由生活时期。有几年，升娃和妈妈在老东沟过着无忧的日子，快把外面的世界忘记了。
在老东沟，升娃结识了一位马姓地主的儿子，俩人除了劳作的日子，就是满山遍野地玩。日军退却后的两年，山区粮食连年歉收。种山地靠天吃饭，难以养家糊口。升娃发现邵原街周围十几里已经无柴可烧，当地居民缺柴禾。这时，升娃已经长成十七八小伙，身强力壮，每天往邵原街送一担柴禾。一担百来斤重柴禾，在邵原街可换三升小米，够娘俩吃一天多、两天。砍柴送柴的日子，持续了两三年。每天往返五十多里的行走，升娃记住了路边的一草一木。
到秋天，路边的红叶可好看了！升娃老了以后，回忆起六十多年前的卖柴日子，就这么一句感慨。
在老东沟的生活，再没有遇到闹心事。一天，妈妈告诉他，村口来了只狗娃儿，整整一个下午蹲在路口，脸对着家门口。升娃吓了一跳，知道这是狼，没敢告诉妈妈。升娃感到庆幸，妈妈命大，狼不知道屋子里有几个人，只是在远处观察，没有贸然上前。
第二天，升娃起了个大早，在各个路口撒上火药。离开老东沟前，把一支火药枪挂在屋前的大核桃树上。狼到了路口闻到火药，就立马窜走了。多年的战乱，无数亡人沉尸荒野。狼早已习惯了人的味道，也不怕人。老东沟，说是一个村，其实只有升娃娘俩。院子里长着一颗遮天蔽日的核桃树，树下几间土坯房子，房子周围是茂密的树林。黄昏刚到，或在明月之下，老东沟或近或远的地方，狼的叫声此起彼伏，狼群殴斗撕咬声高高低低。升娃手持火药枪，悄悄离开村子，慢慢靠近狼群。举枪轰天，狼群哀嚎四散，周遭一片寂静。从此狼群就远离老东沟，再未接近过。
1945年之后的三年，升娃和妈妈的日子好起来，开出了六七亩山地，一年两季打出了一千多斤粮食。到1948年，老东沟的七间房子，都堆满了粮食。无论如何，升娃可以吃饱饭了，终于满足了十几年来想要吃饱的欲望。升娃也发现过去多少年极度的贫困带给妈妈的伤害，她面对满仓的粮食，却不会吃饭了，总要吃剩饭，总要在饭锅里放些难以下咽的野菜。
共产党的干部来到东阳河两岸，在邵原街建立了乡一级政权，在一些大的村庄开始了活动。有人传言，共产党军共产共妻。尽管很多家庭无产可共，但当地百姓还是担心共妻。有人就开始卖地、卖房、卖牛，把钱藏起来。升娃不相信这些传言，还把粮食借给青黄不接的人家。共产党干部看升娃识大体，就推荐他当村干部，帮着政府做事。群众也不再叫他升娃，改叫大名文升了。文升不愿意按照乡里干部的指示揪斗地主老财，眼看政府交代的任务完不成，就偷偷溜到山西运城煤矿挖煤去了。在煤矿倒是清闲，当当监工，安排好矿工的活计。但升娃目睹了一场瓦斯爆炸，眼看着自己安排下井干活的矿工死了十几个，觉得这个活法不行，就背起攒下的四十斤白面，再次悄悄潜回白坡村。
潜回白坡村，乡里干部没有责怪他，却说服他参加了支援前线的民工队，跟着部队打临汾。这时候，升娃的哥哥参了军，跟着秦基伟的部队准备攻打临汾。升娃与几千个当地群众，按照部队建制分派到营、连、排，在指挥官带领下负责战斗的后援，运送战斗物资、食物、伤病员。一场战斗打下来，连续四天没吃正经饭。战事结束，老乡说，不吃饭可不行，要想办法吃，先喝点粥，慢慢增加饭量。升娃听老乡忠告，慢慢吃东西，算是捡了条命。不少看着年轻力壮的民工，饿了三四天，见了吃的疯狂吞食，都死于肠胃涨裂。
打完临汾，升娃回到白坡村，河南全境解放，家家户户分田分地。哥哥跟着秦基伟打完临汾打太原，打完太原分到了一个老婆，送到老家种地，自己接着打淮海，打完淮海打广西，又从广西赴朝参战，打完朝鲜回乡种地。升娃爹的大烟戒了，升娃妈就回到了西留养村。
文升却留在邵原白坡村，独自一人生活。后面有十五六年，升娃从二十几岁长到年近四十，未曾婚娶，也不知道啥原因。直到1965年，常端树长子英年早逝，撇下年轻媳妇，升娃入赘到蛋窝河村。
猎人在蛋窝河伏击日军之后，曾有邵原街来人到后山打听伏击日军的是些什么人。当地人见来人问这个话，心生疑窦，都说不知道。万一是日本人来打探消息呢？
邵原街来人果真是日本人派出的探子，不过也是当地那些混子。日本人来打探消息，一个原因是为了报复，另一个原因是好奇。日本军人想不明白，是什么人按照什么套路伏击了日军。但是，日本人没有打探到确切的消息，也没有再进过山。
日本人从邵原退却，山里人过上了安心日子。蛋窝河六兄弟也是这样，开荒种地，娶妻生子。抗战胜利之后有三五年的光景，也是蛋窝河村的无政府时期。之后，与其它地方一样，进入共和国历史发展的节序，依次经过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大跃进、文革、粉碎“四人帮”等历史环节。山区的好处永远都是，凡是热闹地方闹出战争风云，到这里却只是听到了遥远的回声。战乱如此，和平也是如此。
进入七十年代，蛋窝河人口超过了七十人，土地面积近六十亩，日子却是越发不好过了。好在地处边远，属于三不管地方，百姓农忙时耕作，闲时上山偷伐树木、采摘木耳，加上国家救济粮食，日子还过得去。六十年代文革，村里路过一次拉练的小股解放军。六十年代末，常家老四到阳城为村集体买了一头骡子，路上见了鬼，骡子跳崖死了。到了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小山村突遭大灾，先后有十几人得肺结核病。当时政府不管，全靠自己花钱治疗，加上医疗条件有限，先后有六人死亡。进入九十年代，陆续有三家迁居他乡。未能搬迁的，女儿出嫁，儿子离家给人家做上门女婿，现有人口三十几个，实住二十几个。
村子再没有大事儿。
大约在1954年前后，侯建忠的二女儿侯氏嫁给蛋窝河常端树的长子。1965年前后，常端树自学成医的长子病逝。两年后，还在东阳河下游二十里的白坡村独居的升娃入赘常家，成为侯氏的第二任丈夫。1968年升娃的两个孪生儿子出生，随升娃姓李。七年后，年近五十的升娃觉得自己和两个日渐活跃的儿子不能见容于六家常姓兄弟组成的山村，迁居回老家轵城乡西留养村。
再过40年，到了2015年秋天一个夜晚，87岁的升娃面对回乡探望他的儿子，重提邵原段凹日本兵营和蛋窝河伏击战旧事。
如果不是1954年侯建忠把女儿嫁给蛋窝河常端树的长子，如果不是因为常端树长子于1965年去世，如果不是升娃这个外乡异姓入赘到蛋窝河并育儿生子，如果不是因为蛋窝河六个姓常家排挤异姓迫使升娃迁回较为富裕发达的老家，大概升娃的一个儿子就不大可能成为一个对1941年发生在邵原的历史感兴趣的学问人。
鳌背山下的世界悄悄发生变化。
山民开始忘记战乱，淡漠乱世形成的意气风尚。从前的英勇彪悍品性，逐渐为新时代的贫困、病痛、车祸、邻里矛盾消磨。在和平的社会，逐渐产生新的强者，他们会做生意，懂得赚钱，他们成为新世界的主人。乱世发生着对强权的战争。而和世，则开始了对穷人的战争。
随着侯建忠的去世，侯姓开始没落。嫁到蛋窝河村的侯氏变为弱者，丧夫之后，更是处处遭人欺凌。1975年秋天，升娃带着侯氏和两个儿子回西留养村定居。一家在山区尚能过得去日子，到新的富庶的平原，变得贫穷、落魄。侯氏还是牵肠挂肚，时不时跑回蛋窝河村，照料自己与前夫的三个子女。这三个子女常姓，常端树不准许下山。
1979年，升娃卖掉白坡的房子，七拼八凑，耗资五千余元，建成西留养村的第一座砖瓦房子。1980年升娃的母亲去世。1982年夏，升娃的屋里人侯氏去世。升娃一贫如洗，负债累累，守着两个儿子艰难度日。两个孩子，沿着读书上学的羊肠小道，攀缘而行。直到2000年，升娃的两个孩子都学有所成，成为当地显要的知识分子。
时间又过了15年，其中一个对官场失去兴趣的儿子开始聆听升娃的身世。一个秋夜，升娃的知识分子儿子突然意识到，他的父亲所讲的历史具有不应忘记的价值。他意识到，1941年冬天猎人发动伏击战之后有75年的时间，从四道河往后到鳌背山这一大片山区，能用文字把这个历史记载下来的，只有他一个人。这个历史，似乎在等待着他的发现。这个时候，参加蛋窝河伏击战的最后一位猎人张吉中刚刚去世一年。健在的目击者和知情者，除了87岁的升娃，还有蛋窝河常姓六兄弟中最小的幸存者85岁的常端希，四道河村91岁的常端义，黄背角村92岁的侯建喜，邵原街93岁的翟良志。
升娃的儿子决心把这段历史班上银幕。在为电影四处奔走的三年时间里，常端希、侯建喜、常端义先后去世。
和平年代的难事，原来和战乱年代是一样的。
升娃的儿子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得知参与1941年冬天蛋窝河伏击战知名知姓的有十七人。
2016年冬天，侯建喜89岁。当年鳌背山猎人在蛋窝河村伏击日本人时，他14岁，正拿着一杆枪从鳌背山上下来，听到了噼噼啪啪如炒豆般激烈的枪声。他因为年龄小，没有参加伏击战。侯建喜对胡景云一行八人遭遇日军，七人被害的经历记忆尤新，对“二婶”小腿被日军击伤的事儿，如历在目。
这年冬天，四道河的常端义90岁。当年日本人在四道河焚烧阵亡士兵尸首时，他15岁，牵着自家的牛躲在山上。第二天回到家里，看到已成残垣断壁的房子中间，横着被烧断的房梁。常端义说，解放后乔叔路过四道河，惊讶地告诉四道河村人，不要再用那个石头碓臼了，当年捣了多少日军碎骨。
这年冬天，蛋窝河常姓六兄弟唯一健在的常端希87岁。他回忆起当年日本人沉重的重机枪塔塔声，想起从天空掠过的炮弹的呼啸，记得姓卢家收藏的捷克式步枪。他还记得，那年冬天河滩两颗巨石下石头窝窝里的血水一直未干，直到第二年春夏之交的第一场大雨，血迹才被洪水冲刷干净。
这年，邵原街翟良志老人93岁。这一年的7月1日，来看望他的市委书记问起是否有蛋窝河伏击战这回事。翟良志向他讲述了他听到的传说，提供了参加伏击战的两位邵原街猎人名字。老人清楚地描述了日军焚烧阵亡士兵的细节，确认了日军焚烧重伤病员的残忍。他说，日军抱着焚烧尸体剩下的骨灰，从两列日军队伍中穿过，口里喊着“归国！”“归国！”。
侯俊富、侯俊贵、侯俊林三人是兄弟，都是邵原镇黄背角村人。侯俊富1906年生，卒年不详。侯俊贵1908年生，1985年去世。侯俊林1916年生，1996年去世。侯俊林的长孙侯红专讲了前辈的历史。张吉中，邵原镇黄北角村人，1922年生，2014年去世。张吉中解放战争期间参军，参军了抗美援朝战争，复原到济源县供销社工作。他的后人不愿意在山区受穷，迁回老家沁阳县生活。张吉中的侄孙张红战讲了爷爷在和尚怀脸部受伤，郭金林后脑勺被子弹击中的情节。
蛋窝河常姓六兄弟中，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参加了伏击战。老大常端正1908年生，1995年去世。这一辈子，除了参与蛋窝河伏击战堪被记忆，之后一如狗熊般过活，没干过啥坏事，也没干过啥好事。老二常端升，1913年生，1998年去世。老二解放战争期间参加过反动红枪会，被侯建忠家当了解放军连长的侄子带着机枪连镇压，差点被打死。后来自家小儿子居然还娶了侯建忠家小女。老三常端礼，1917年生，1990年去世。老三家是蛋窝河村六兄弟中日子过得最好的，因为长子后来成为邵原街炼铁厂工人，也是蛋窝河村第一家有晶体管收音机的家庭。有了这个收音机，蛋窝河村人才在1976年9月听到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老四常端智1919年生，1994年去世。老四家在蛋窝河村的院子，被风水先生不客气地定为无后之地。老四家果然无后，过继了老大家次子。老四家文革期间到阳城买过骡子，骡子因见鬼跳崖。老四家对当年伏击战的细节记忆最清楚，临死前却因肠梗阻痛苦万分，在哀嚎中去世。常端树长孙常小宝引见了这里提到的能见到的猎人的后代。
卢思义，邵原镇阳安人，1922年生，2010年9月去世。家住邵原街南阳村的刘德轩老人今年84岁，是卢思义、卢同武的侄子辈。2019年4月4日，他在济源钢铁厂医院详细讲述卢同武在抗日队伍和皇协军队伍之间几进几出的经历，讲了解放后卢同武被判死刑，在监狱帮助大学生画出立式柴油机变卧式柴油机图纸立功，被改刑八年的传奇经历。德轩老人确认，卢思义参加了蛋窝河伏击战，就是拿着捷克式步枪的那个猎人。
张凤鸣，邵原镇黄北角村大鼓石人，1893年生，1976年去世。侯建忠长女侯氏许给了张凤鸣长子张如意，到前世纪七十年代，大鼓石也成为鳌背山一带小有人口的村子。到九十年代，张家后代纷纷迁离。1995年，政府收走了张如意的猎枪。进入二十一世纪，大鼓石就剩下张如意一个没有猎枪的猎人。2017年8月张如意去世，大鼓石就剩下几座越来越破落的土墙瓦房。
还有几个参与蛋窝河伏击战的猎人，其后代二十多年前已经迁离鳌背山，无法了解其身世，只能记录仅有的信息：
赵家林，邵原镇黄背角村人，1917年生，1993年去世。
王挺祥，邵原镇黄背角村人，1912年生，1973年去世。
李本智，邵原镇张洼村人，1909年生，1961年去世。
杨春梦，邵原镇黄背角村人，生卒年月不详。
李同林，邵原镇铁炉村人，生卒年月不详。
2019年5月根据剧本《豺狼来了有猎枪》定稿于海口
2019年8月20校订于海口
（全文完）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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