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时候,我产生了巨大的困扰,一方面觉得让一个社会变得更好是应该做的,但另外一方面又惶惶不安,要怎么知道自己是对的?要怎样找到一条可行的道路,而不会感到愧疚?那个时候虽然我念的是台大历史系,但我很多时候都不在台大,常常去辅仁大学的一个社会科学图书馆里看书。馆里有非常完整的现当代社会学的藏书,我在那里读了大量的社会学著作,包括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他们是当时的两位社会学大师,主要研究“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学理论。随着读的书越来越多,我逐渐了解到社会学家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刻画出社会结构图像,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结构,任何特定的现象都没有办法评断,甚至连描述都很困难。至于要如何评断、描述,会涉及到另一个部分,即集体的行为,如果找到了它在结构中的位置,它会作为一种社会机制,在结构运作的过程中发挥特殊的功能。所以社会学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结构给画出来,再弄清楚我们所看到的各种不同的社会现象的功能。
02.在社会思考上,悲观是一种责任
但用这种方式看社会学,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有道理的,它都会在社会里扮演一种功能,这不就是黑格尔经常被误解的那句话“凡存在者皆合理”吗?因为它有功能,所以好像它本来就在那里,不应该被拿掉。这样所产生的社会图像,几乎必然是静态的,而且必然是保守的。虽然塔尔科特·帕森斯特别针对这个问题,不断地说还有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但是读来读去,这不是我当时心目中为了改造社会,要去了解社会的方式。于是我接着读了《From Max Weber》,这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本韦伯选集。尤其是读到演讲词《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以及《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开展了我全新的视野,其中对我产生最大冲击的是“悲观之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