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营业厅
文/黄沂海
鸦片战争结束后,上海被迫对外开放,随后又开辟了租界,使得闯荡上海滩的“洋面孔”如过江之鲫,内外商贸熙熙攘攘,盛极一时。20世纪初叶,西方列强麾下的银行紧随其政府的“炮击政策”,在中国派设机构,并大肆发行纸币,企图操纵一国之命脉。
“四行仓库”的班底
盖起了“远东第一高楼”
面对外资银行抢滩登陆,夹缝中求生存的华资银行审时度势,发奋图强,凭借着商业禀赋、金融智慧与经营胆识,在旧秩序冰消瓦解而新秩序尚未构建的乱世关头,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闪展腾挪”的业务招数及优势。
提及当年将银行总部陆续迁至上海的“北四行”,读者或许不明所以,但若说起大名鼎鼎的“四行仓库”,必然无人不知。原来苏州河畔这栋有着光荣印记的“坚固城堡”,是由当年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银行于1932年筑造的。这幢先前承载银行仓储业务的庞然建筑,五年之后不意成为淞沪会战“八百孤军”誓死固守的最后阵地。
巧得很,这几家银行的掌门人,大多有赴日留学的经历: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年轻时期先后东渡扶桑攻读财经专业,而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虽未东渡,却视野开阔、左右逢源,堪称民国银行圈的一匹“黑马”。而四位“金融大咖”中的灵魂人物,当推“跨界闻人”吴鼎昌,此君善治善能,挥斥八极,极具号召力。
储蓄,乃银行生存之本。昔时的有奖储蓄,盛极一时,但包括外资银行在内的大多数银行在玩文字游戏,真能中奖的储户寥若晨星,久而久之,民众兴味索然。为此,1923年,四行“主心骨”吴鼎昌提议设立四行储蓄会:“今欲矫正社会之流弊,亟应有信用资产相当之团体出而负起责任,提倡正当之储蓄,拟联合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行设立储蓄会,作为独立组合,不以牟利为目的,而提倡人民正当储蓄并运用储金于确实事业为宗旨。”
这个储蓄会的“顶层设计”,充满了创新思维:四家银行各出资25万元作为基本储金,保本保息,如有盈余便按一定比例给储户分红,如盈利不敷利息,则由四家银行补足。“凤毛麟角”一下子变成“阳光普照”,储蓄会一炮走红,名声远播,储户趋之若鹜。以往上海滩只有中国人存钱到外资银行,这下可好,竟有不少黄头发蓝眼睛的老外捧着钞票挤进中国的储蓄机构,稀奇,稀奇,真稀奇!至1934年,四行储蓄会的存款总额攀升至9223万元,在沪上金融同业一枝独秀。
票子多了,就想到盖房子。在吴鼎昌的盘算里,储蓄会资金充沛,除了可在黄金、外汇、股票、债券等领域玩一把,其时申城地价猛涨,炉火正旺,投资房地产亦是包赚不赔的选择。更何况,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本身就是“弹眼落睛”的品牌形象,“在通商巨埠有相当房地产业”,可令储户安心落意,近悦远来。
一不做二不休,1930年,四行储蓄会相中市中心跑马厅对面派克路(今黄河路)上的一块地皮,斥巨资45万两白银购入,又请匈牙利籍知名建筑师邬达克设计,建筑高度超过当年上海最高的华懋公寓,建成了被市民戏称为“抬头掉帽子”的地标性楼宇——四行大厦,亦即后来闻名遐迩的国际饭店。“远东第一高楼”落成后不负众望,气派非凡,仅是地下保险库装置就耗资16万元,在上海滩燃放了一枚“大炮仗”,吸引了一大批高端储户,“北四行”跃居为全国储蓄 “金牌状元”。
“娘子军”领衔
女子银行开门揖客
艺匠常谓“一招鲜,吃遍天”。形形色色的储蓄银行阵营中,亦有不少创办人搜肠刮肚,独辟蹊径,每每以与众不同的服务特色异军突起,倒也获取“鲜”声夺人的揽客效应。
在业界独树一帜的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作为近代女性追求解放和独立的产物,于男性银行家龙争虎战的金融角逐中始终屹立不倒,生存长达30余年,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早在民国初年,就有女性学者在报章上发表创设“女子银行”的想法:“二万万女子以平均每人有银二两,九百万人,平均每人有金二两,积金一千八百万两……以此巨资,为女子国民银行之资本,其伟大足冠全球,以之贷诸政府,外足以清偿外债,内足以资建设……”当时中国有“四万万国民”之说,女性潜在客户无疑占了“半边天”。
1924年,近代上海唯一一家以“女子”命名的银行于南京路480号翩然登台,一亮相即被赋予了“提倡女子职业、号召女子储蓄、经济独立”及“提高女子经济地位”的使命。头一天开张志喜,既吸睛,又吸金,各界名流如过江之鲫,川流不息,关门送客后算盘一拨动,收储额高达50余万元,“女性经济”果真引起共鸣!
云想衣裳花想“融”。既曰女子银行,很多储蓄产品势必注重发挥性别优势,遵照女性客户群体的需求量体裁衣,度身打造。譬如,设计推出契合女性生活特点的储蓄种类,辅助职业女性进行私人财产管理,提供珠宝首饰寄存保管服务,驻扎女子学校设立储蓄分部,还特意选择一些妇女类杂志刊登银行广告。不过,尽管广告里宣称“为女子服务社会之唯一金融机关”,但无论是经营管理还是接待对象方面,都讲求男女协同,并不排斥男性。
女同胞办银行,自有与生俱来的细腻与精明。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创办史上,有几位女性银行家不得不提:首任董事长谭惠然,上海先施公司总经理欧彬的夫人,曾辅佐其夫叱咤商界多年,经营管理经验甚为丰富;首任总经理严叔和,早在1915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初创时就被聘为该行妇女部主任,执掌女子储蓄银行后推行稳健经营策略,脚踏实地,步步为营,顽强地挺过了艰难的抗战时期和金融崩溃的内战时期,基本保持了连年“晴到多云”的盈利气象;自1932年起担任董事、副总经理的商界才女张幼仪,乃诗人徐志摩的第一任妻子,与徐志摩离婚后投身实业,10多年间运用其人脉资源和商业才智,措置裕如,为女子储蓄银行兴盛立下汗马功劳。
银行家“真会玩”
靠山吃山创立“跨界”旅行社
1915年6月2日,一个名叫陈光甫的人,在黄浦江畔一幢老式洋楼里创办了一家“迷你”银行,取名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外宣称额定资本10万元,开张时员工屈指可数,才七八个人,这在外资银行群雄并起的上海滩,实在算微不足道的“矮矬穷”。陈光甫出任总经理,兼营业、拉存款、跑工厂、搞放款,晚上回到银行还要为青年行员开班培训。因此,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亮相首秀,就被坊间称为“小小银行”。
银行虽小,抱负却大。陈光甫的精明与高明,注定了这家“小字辈”银行在申城金融大戏里,不会甘心充当“路人甲”的角色。于是连台好戏竞相上演:一元开户、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礼券储金、教育储金、通知存款、旅行支票、代收水电费……这些金融服务项目,在当时的中国金融业戛戛独造,极富创新精神。
就说“一元开户”,起初业内人士并不看好,认为这种辛辛苦苦的“葱姜生意”,不是银行聚散资金的发展“正道”,只不过是陈光甫在“作秀”罢了。一日,有人踏进宁波路9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柜台上放下一百块银元,要求柜员开一百个存折,每个存入一元。柜员听后觉得客户明显来捣乱,准备将此人轰出门。陈光甫知道后,示意柜员照常办理,而且态度更热情、服务更周到,让对方无话可说,自讨没趣。这件事经过“吃瓜群众”口口相传,使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市面上名声大噪,民众用脚投票,纷纷把钞票存进了这家银行。
银行也开旅行社?说起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曾投资过多种行业,旅行社、保险公司、铁路、饭店旅馆等等,其中尤以中国旅行社影响最大。1923年8月,中国旅行社前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旅行部正式成立。陈光甫办旅行部的初衷,并非为了游山玩水,而是期望对抗洋人旅行社,“不蒸馒头争口气”。所以,他要求员工“既为社会服务,即无利亦须为之”。旅行部运营初期,服务项目颇多,诸如代售国内外火车、轮船票,预定舱位,代办出国手续,运输行李,发兑旅行支票,设立景点招待所,创办旅游杂志之类。这些业务处理烦琐,利润微薄,甚至纯属义务,为洋商旅行社所不屑。
“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塌炕”。很快,依仗陈光甫锐意创新“真会玩”的胆识与谋略,“小小银行”拳打脚踢,锐不可当,业务迅速发展,跃居20世纪30年代中国最大的私营银行。
“炒金大王”断舍离
“金”盆洗手办银行精准扶农
彼时上海滩有一位传奇人物,从金店学徒跃升为“炒金大王”,经过一番神不知鬼不觉的操作,居然从日本人存放在申城的黄金储备里“虎口夺食”,令其直接损失6000余万日元,急得日本人骂娘,无奈之下退出了金本位制度。记住了,这位“巧取豪夺轧金子”的高手名叫王伯元。
小小年纪,王伯元就从苏州来到上海,在震丰永金号学生意。金号做的是黄金生意,赚的是一进一出的行情差价,因此报价是关键。每家金号如何报价,纯属商业秘密。脑筋活络的王伯元在师傅身旁观察多时,发现当着顾客面用算盘“噼噼啪啪”一打,难免会泄漏底细,于是琢磨出一套心算诀窍,竟比老账房的珠算还快,被坊间视为“速算神童”。
1921年新年的钟声犹响耳畔,王伯元自立门户的裕发永金号开张了。一战结束,经济回暖,很多人对黄金走势看空,金价一路“跌跌不休”。王伯元并不认同,他认为通货膨胀将是一个时期的常态,金市依然会东山再起。因此,他反其道而行之,调转枪口做“多头”,反弹琵琶不走调。冬去春来,国际市场金价陡涨,王伯元“毕其功于一役”大获全胜,赚了几百万银元,“炒金大王”之雅号名扬海上。
钞票热到发烫,王伯元的头脑倒是格外冷静。炒金犹如过山车,要么上天堂,要么入地狱,终究不是赚钱的稳妥之道,由此,“金”盆洗手开办一家银行的念头油然而生。1929年暮春,王伯元斥资改组的中国垦业银行,在上海宁波路兴仁里掀开了红盖头。
接手这家银行之前,王伯元拿定了主意,经营务必稳字当头,稳扎稳打。虽说他个人投资额占垦业银行总资本的一半以上,但他思忖再三,决计请风格沉稳的“钱业大咖”秦润卿出山,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自己甘当配角。
为应对外资银行的“抢逼围”,垦业银行除了储蓄服务灵活多样,大小客户来者不拒,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信托业务,针对当时新棉上市遭遇花行大幅压价,棉农只得暂存货物待价而沽却无法调转头寸的状况,王伯元掏出20万元,联合恒大纱厂在浦东兴建了10余座仓库,专门办理棉农的棉花抵押放款。棉农把新棉存进仓库,伺棉价上扬时出售,银行则以存单贷款,棉农手头有了采购下季种子肥料的款项。由于仓库收取少量租金,贷款利息也低于工商放款,深得棉农青睐,此项业务额每年达到五六十万元。
垦业银行邻近的几条小马路上,王伯元参与投资的十数家中小银行及商贸公司星罗棋布,“扎堆”迎客。他十分热衷公益教育事业,在上海资助复旦大学、南洋中学、蒙藏学校、抗战遗族学校等教育机构,设立“伯元奖学金”,更怀桑梓之情,至故乡捐资创立植本小学,不论贫富,吸收乡间孩童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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