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林少华
不久前,“村上春树文学多维解读”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师大举行。除了大会主旨发言,我还在闭幕式上得到致辞的机会。作为一名普通与会者,能在会期仅一天半的研讨会上获得两次登台发言的机会,在我迄今为止的人生中似乎仅此一次。之所以有此幸运,一个主要原因,想必在于,就村上文学而言,无论翻译还是研究,我都算是先行者、拓荒者。一般说来,人们总是对先行者、拓荒者怀有某种敬意甚至给予特殊关照,纵使那个人未必多么劳苦功高。
是的,我是国内有效译介村上文学的第一人。早在1989年,我在广州的暨南大学翻译了一本村上的《挪威的森林》。星移斗转,暑尽寒来,尔来三十有二年矣。翻译之初,我仍拖着一小截青春的尾巴,可谓满面红光,满头乌发;而今,残阳古道,瘦马西风,鬓已星星矣。抚今追昔,不胜感慨。
好在,岁月并未完全虚掷,迄今为止我译了、写了百十来本书,读者堪以几千万计,也因此浪得了些许浮世虚名。理所当然,自己也为此付出了未必所有人都曾付出的代价。夜半更深,冷雨敲窗,我每每痛感自己人生中失去的东西是多么宝贵、多么沉重,多么追悔莫及。倏然间老泪纵横虽不至于,而独自咬着被角吞声叹息的次数,绝对不止一次两次,倒也不曾一一数过。
如果你想说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向林老师学习,也想用一支笔拨动那么多人的心弦,那么,恕我倚老卖老,在此给年轻朋友——仅限于年轻朋友三点建议,或者三点忠告。老马识途固不敢当,但终究是老马,走过的路总还是记得一点点的。
富士山秋景。
第一点,关于翻译。我多少留意过包括年轻老师在内的年轻译者的翻译,坦率地说,让我欢欣鼓舞的实在不是很多。什么原因呢?因为那些翻译不是从语感、语境到翻译,而是从语义、语法到翻译,也就是从辞典到翻译。打个比方,人家村上春树在地下室里摸黑鼓鼓捣捣,你却在二楼灯光明亮的标准间里翻辞典、查百度,自然不解堂奥之妙。而不解堂奥之妙,也就无所谓文学和文学翻译。换个说法,文学翻译不是翻译字面意思,而是翻译字背后的信息。为此起码要有阅读量。当年我曾一再告诉我的研究生:没读过10部长篇原著,别来跟我学翻译谈翻译,理由就在这里。
翻译完了,最好写一篇译序或译后记。时下流行裸译,无序无跋,上桌就端碗,开门就上床。须知,一篇几千字的译序,深入一步,就是论文;平推一步,就是讲稿;转换一步,就是随笔。我在《外国文学评论》发表的五篇论文,三篇即由此而来,教授职称,基本顺手牵羊。翻译之为用大矣。而如此一石三鸟或狡兔三窟之事,却被你活活放过,你傻不傻?用东北话说,虎不虎啊?
图书馆里的人安静地读书、学习。
第二点,关于学术研究的选题和文体。先说选题。选题要大气点儿,要多少有趣好玩儿一些,要使之成为自己学术生涯、精神巡礼以至灵魂攀缘的一个始发站,而不要一开始就把自己逼入死胡同,或者用来拿到职称就弃若敝屣。这就要有发散性、折射性、边缘性思维。我在“日语”这个圈子里混了大半辈子,总体感觉,这方面好像细腻有余,大气不足;刻板有余,情趣不足。不妨断言,在中国语境中,一根筋从日语文本到日语文本,就难成气候。如从事村上文学研究,就村上研究村上,一路目不斜视穷追不舍,固然有必要也有价值。但要想做大做强,就必须同时放眼于日本传统文学以至欧美文学,在比较当中辨识其叙事血缘和文体属性。也只有这样,才能知晓村上文学会给汉语读者带来怎样的异质性审美体验。打个比方,仅仅测量杨贵妃的三围数据,哪怕再精准,也意思不大。盖因其审美真谛在于“梨花一枝春带雨”。而这来自何等细腻而宽泛的审美联想啊!
1920年8月和9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
再说两句文体。我们笔下论文的文体,受西方论文文体的影响太深了。分门别类,条分缕析,张口主义,闭口范式,干巴巴,冷冰冰,连个形容词和比喻句都找不到,存心让人读不下去。其实,西方也未必尽皆如此。请看《共产党宣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开篇第一句就来个比喻。所以还是要回归经典,回归中国文脉,回归以整体审美感悟和意蕴文采见长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笔法。我以为,事关论文,尤其文学论文,不但要有说服力,还要有感染力;不但要言之有理,还要言之有趣;不但要有认知的深切,还要有文采和性灵的光芒。这就要求你不单单是学者,还必须是文人。请看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钱锺书、季羡林、朱光潜等等,作为大学者,他们哪一个不同时是写得一手好文章的文人?恕我说话尖刻,如今的文科教授,好多不会写文章。而不会写文章,再好的想法也得不到有效传播——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第三点,关于做人。有件事我觉得颇为蹊跷。身在外语学院,深知外语教师差不多都有国外留学经历,因此本应是视野最开阔和尤为博采众长的群体,然而感觉上似乎并不尽然。有些人,留学欧美,未能学得西人凌空高蹈一往无前的形而上追求;负笈东瀛,未能带回日人孜孜矻矻、心无旁骛的匠人精神。实话实说,我在外语学院期间,倒是跟文学院的人更谈得来。一次跟一位文学院教授谈起某人某事,提及“操守”二字。那位教授拍一下我的肩膀,冷冷笑道:“林老师,操守两个字用在他身上,那可是太奢侈了啊!”你想,一个人,教授也好,博导也好,如果背后被人这么议论,那有何颜立于讲台?借用易中天的话说:学问可以不做,人总不可以不做吧?
我想,做人一定要有一点格局,讲一点操守,要有浩茫的心事和高远的情思。做学问,说到底是做人的问题。这些年天南地北没少忽悠,目力所及,还没见过哪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说出荡气回肠的话语,写出气势磅礴的文章,生发出长风破浪的气象。噢,这里是杭州,南宋临安。自不待言,论学问,状元出身的秦桧在岳飞之上。但是,秦桧也只能永远跪在岳飞脚下。学问不是一切,权位更不是一切。作为一个人,宁可去风波亭埋骨青山,也不浪费白铁在那里长跪不起。
以上三点,关于翻译,关于学术研究,关于做人,未必对,未必适用于所有年轻译者、年轻学者。所以,与其说是三点忠告,莫如说是极为个人化的三点体会。而且,这篇小稿是酒后借着醉意写的,写多了,言重了,自吹了……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