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坚
一条大河流经六里长街，西去流向嘉兴的东栅，东逝漂入上海市的枫泾。一条大河不知道源头何地，但是家乡的人都知道，它归入东海。这条大河流过我的家门，我家就在岸上住，住在六里长街的东边，在神仙宫旁，在谈公桥边。
一条六里长街沿河而生，不知街道的商贸起于何时，不过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它仍旧是小镇魏塘的中心街市，因为一条河流穿过，这条河自然称为市河了。其实市河史上有名，经过我家的那段史称华亭塘，虽然没人能说出河塘边的街市始于何时，但是这段街市商铺林立、买卖兴旺、清代就有文字记载。在老东门人的嘴里，东门外、谈公桥、日晖桥、宾旸门说的就是这段街市。
上世纪二十年代，我的父亲背离长江边上的故乡，到魏塘“学生意”打工挣钱，直到四十年代末，他把所有积蓄折换成大米，买下了这座临河的老屋，借此成家立业，养家糊口。五十年代初，我在老屋呱呱坠地，老屋就成了我的家。父亲夸赞老屋最大的好处是前通街后通河，直到临终还想念着它的好处。那时候父亲开的切面店在前街，临河的后屋是制面的工场，有大灶、磨架、水缸等生产工具。临河的家，是父亲梦着迅速过上小康日子的期待。这种期待也在我们这个水乡小镇，河流曾经作为主要的交通道路，曾经成为水上街市的当时而“发酵”扩张。因为临河而居，我们家可以方便地在自家河埠头洗刷、淘米、担水，供生活所用，而不需要穿越邻家的厅堂去寻找一个合适的河埠。因为临河而居，我们家可以在自家的河埠汲水储缸，也可以通过船只运输面粉，让“后河头”成为制面的工场。因为临河而居，对门的乡邻常常是借了我家河埠上落，淘米洗菜洗衣服，甚至端了马桶到河里洗刷，这种生活上的借便，是水乡人家俗成约定，邻居间的情谊可以代代相传。
因为临河而居，我家还享到水上街市的好处。在我小时候，家门前的河流不仅是船只往来的交通要道，而且农民、渔民、商贩摇船边行边吆喝卖货。枕河人家便是近水楼台先得福，我家的后河头，就有现成的可以靠船系缆的河埠，卖菜的船、卖菱的船、卖鱼的船、卖西瓜卖稻草的船经过，只需你远远地招呼一声，便可停船洽谈，倘若成交，一根扁担、一只吊篮、一副网兜就可以把货色从船上传递到家。鱼捕来养在船头、菱采下养在船里，有了这样的买卖，即便寻常人家也是能吃到新鲜东西。除了鲜活的时兴货，我家的冬腌白菜，烧大灶用的稻草也是在水上的街市上买来。
身在水乡临河择居，是父亲为儿孙的选择，由此我们与水的联系愈加亲密。父亲生于清末，从他成为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新嘉善人至今已过九十周年，倘若在世应是百岁有余的人。有了父亲的梓荫我们后辈成了名副其实的水乡人，对水乡有着别样的感情。在那些流逝的岁月里，我记住了父亲曾经在集体商业职工名下，应征去开挖红旗塘，还得到过一块毛巾的奖赏；我也不会忘记自己以“知青”社员名义，参加疏浚魏塘河又开凿“反修河”的艰辛。多年生活在水乡，一条大河流过家门，虽然我没有看到波澜壮阔的豪放，闻到过风吹桃花的香味，但是我亲身体味了水乡谣歌中的“鱼米乡，水成网，两岸青青万株桑”的意境，我还习惯了坐着只可载重数十人的小轮船，从河网某一个航站起航，到达我落户务农的乡村，我还学会了从乡村的船埠头上船，摇着橹回归到曾经的家。
一晃，离开临水而居的老家数十年了，我在钢筋水泥包围的寓所里享受着新生活。近几年，多次回到从前的家，门前的大河依旧，河上飘荡着打捞水中漂浮物的船只，没有了昔日交通要道的拥塞，听说乡村都通了公路，有的人出门就开上自家的汽车，再没有人摇了船儿进城访客，或者做水上买卖了。河流似乎失却了往日的功能，然而水乡的人们正在努力治水，给河流一个清澈明净的脸庞，让水中的鱼儿能安然无恙地成长。
是的，家门前的河，离开，不只是感觉寂寞，爱护，不只是为你的容颜，释下重负的你不能老去，没有你的日子，水乡的人们是无法承受的。
你说，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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