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金祥
学术圈子圈得久了，也会滋生狭隘，滋生自我错觉和自我膨胀，圈内人士会在彼此“关照”、“相帮”、“抬举”之奉迎中，逐步变成追求学术以外利益的策略主义者。
形成学术圈子，可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巴黎沙龙”形成的神秘诱惑，其实不过是学术圈子的极端状态而已。圈子的形成，志趣可谓是关键，即：走到一起的大都为志同道合者，走到一起之后，或则文宗八代，或则诗趋三百。在当今，更有豪侃的话题，诸如课题之求取、申报之策略、发表出版之载体和路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各地都有各地的学术圈子，而且一地可能未必只有一个两个。同一个学术圈子的同仁聚集到一起，把学术的话题反反复复说了几遍之后，热情和兴趣往往就会旁逸斜出，渐渐转移到纯粹的学术中心话题之外，转到世事百态、儿女情长。于是，就有把酒言欢之乐，开怀叙友之幸。当学术被挤到边缘的时候，学术圈子或许成为人格自尊的庇护所，或许成为远离世俗杂念的精神家园，或许干脆就变成家人没完没了埋怨呵责之后的一种自由放逐。总之，有学术圈子比没有要好。
但是，凡事不可一概而论，一概而论即谓之极端。学术圈子圈得久了，也会滋生狭隘，滋生自我错觉和自我膨胀，圈内人士会在彼此“关照”、“相帮”、“抬举”之奉迎中，逐步变成追求学术以外利益的策略主义者。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斜风中飘动着的面面“旗帜”，听到温情小屋里不时传出来的“声称”和“口号”，并且知道某某又在廉价地推介同类，某某则在大肆宣传同类的时候不失时机地作自我宣传。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学术圈子则已经陷入到了圈子学术。当代的圈子学术，切不可与传统形态的流派学术等量齐观。两者之间有天壤之别，而究其百条十条之要，乃在于前者追求的是“学术一番”之后的利益，而后者则完全倾情于学术过程之本身。所谓“学术一番”之后，在当今这个时代，真可谓玩味不尽。无论是专家还是学者，他们在以圈子的力量支撑着进入玩纸牌者的角色时，效果必然比个体的硬性加入要强烈得多。
在一些地方，人们想从事学术研究，总得首先投靠这样或那样的圈子，依附于各地大大小小的“大师”、“名家”们的旗幡之下。何以如今到处都出现“卖狗皮膏药”和“骂娘”的现象？好像学术界到处都在“打仗”，又好像学术界天天都在诞生“大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到处都在策划圈子学术，策划自己的学术利益。
那么，如此策划下去，学术界在某种程度上岂不是沉落？对此，笔者不以为然。鲁迅先生曾经有言，捣鬼有术、有效，然而亦很有限。何以会“很有限”？按照埃及批评家“筛式批评”之创见，那便是文明社会始终会有价值淘汰机制，当学术策略主义者们扩张了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空间之后，其社会生存空间的三维体积亦相应会萎缩。这意味着他们将会变成砂粒，尽管在筛面上也会虚荣一些时日，实惠那么几天，但最终总会被无情地淘汰出局。很多名噪一时的所谓“名人”之所以会“失落”、“虚脱”和“接受不了”，原因就在于他们在无限“夸张”的时候，便已为自己掘下了坟墓。所以，对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呜呼哀哉”的将只是某个人或某个圈子，而绝不可能是学术本身。从学术圈子到圈子学术，这其中有魅力，有正面效应，亦有陷阱，有危机，有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历史法则。其关键在“度”，在于自我把握，在于圈中每个人究竟想选择一种怎样面对历史检验和现实遭遇的生存状态。
（作者系哈尔滨工业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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