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文悠在蒙娜丽莎面前，2013年10月
上次，理想国发了微信《艺二代的故事 | 对不起，如果我让你感到怕》（可点击红色标题查看），不少网站转载，也引来不少蔡文悠与“艺二代”的话题争议。
蔡国强说女儿是他最好的爆破品，而在蔡文悠看来，现在她正在颠覆这场“谁是谁的作品”的传代戏码，将爸爸的个性变成自己的作品。
今天的微信，分为两部分。一是《可不可以不艺术》一书蔡文悠的代序，二是十多天前蔡国强、蔡文悠父女在单向空间的一场对谈和现场互动的精选。
△还不了解蔡文悠？点击视频看看。
| part 1 |
怎样防止猝死（并马上成功）
《可不可以不艺术》代序
文 | 蔡文悠
爸爸说过的话，我总会很当真。在我约莫七八岁时，他习惯进餐时用温水润喉清道，嘱咐我也照做，还说不然食物便会卡在我干涩的喉咙间，使我窒息而死。我开始想象自己猝死的场面，立即从厨房打来一杯水，如实照做。从此，每逢进餐，我总会尽可能喝些流体来润滑喉咙和消化道，免得早夭。
△蔡国强和蔡文悠，文悠的妈妈摄影，约1992年
一次，爸爸随口说，人们根本不必在早晨刷牙，因为没什么可刷的，只需用漱口水清除前晚残留的异味。虽然他不是牙医，也没有任何医学背景和知识，只是常常看些关于日常疾病的医书，掌握其中的只言片语，我却相信他。因此，从初中到高中，我从不在早晨刷牙，尽管每年都有新的蛀牙产生。多年后的某天，爸爸放下正在阅读的报纸健康专栏，又随口嘟囔了一句：即便我们什么都不吃，夜里口腔中依然会滋生许多细菌。之后我又立即恢复了早晨刷牙的习惯。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习惯了这些出尔反尔的意见和零零碎碎的建议。我的信念体系和知识基础都来自过去数年中爸爸告诉我的一切。
我并不想写一部我的世界著名艺术家爸爸蔡国强的传记。许多关于他的书都在做这样的事。艺术史家们会在各种展览画册与艺术刊物里详解他的艺术作品和生涯。他荣登过大量杂志的封面，是无数报刊文章的专题人物；有时还会有电视工作者们围着他转，记录他的工作，比如创作五屏“火药画”，种植樱桃树为遭受核辐射的日本福岛募资。我无需向世界报告他“轰轰烈烈”的一生，作为一个到处“制造爆炸”的艺术家，“轰轰烈烈”这个词在字面和隐喻层面上都无比合宜。我也无需去分析他作品中的东方哲学和文化观念，或是他对作为其创作灵感来源的地球与外太空世界的解读，他的作品已在五洲四海的各大顶级美术馆中展出过，所有最重要的艺术奖项也都已收入囊中。
△文悠总是这样，跟在爸爸身后，走遍世界各处。这张照片拍摄于乌克兰顿涅茨克的Izolyatsia老矿区，2011年。
相反，这本书讲的是我自己的成长，作为深受爸爸影响的我，作为一个渴望马上成功的大学毕业生，我仍然赖着他的声名和成就，写这样一部书，看似是关于他，其实是关于我最了解的自己。然而，无论是先天遗传还是后天教育，我都在步爸爸的后尘。爸爸带着我周游世界，我总寸步不离他的身旁，我在那些关闭或正进行展览的美术馆空间里长大，他和妈妈在其中为接二连三的展览忙碌不停，满足观众们的需求。爸爸喜欢猜测我在各种情境中的感受，因为他相信我的感受必定与他的相同，大多时候他都能猜中，使我惶惶不安。
在大部分童年时光里，我都没有同龄的玩伴，大多时候我在爸妈的公司，与大人们待在一起。我被教导成一个“小大人”，试着以超出孩子理解能力的方式去理解事情。许多伟大的艺术家都保有某种程度的童真，反之，或许早熟同样能造就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我对父母言听计从，是相当听话的孩子。多年以来，我误解过爸爸告诉我的许多东西，有些误解或许至今依旧存在。我坦然接受那些误解，将它们视作我成长中的一些风波—几分鲜活，几分痛楚，终是美好，其乐无穷。
就像那些火药创作，那些精心编排的焰火表演，那些装置作品，我也是爸爸的一件艺术作品，是他日复一日辛苦琢磨的产物，是他的性格的翻版与呼应。我们有相近的感受。我们都是富于幽默感却又严肃的人。也许我比他更幽默。
△文悠做的“昆斯气球狗”，罗德岛设计学院，2009年秋。
迄今为止，我所做过的一切都难以摆脱爸爸的影响。我甚至去读艺术学院，只为能和他有话谈。迄今为止，我的生命就是这样无足重轻。有时，我的艺术就是这样糟糕至极；有时，我就是感到那么疲倦无聊：这就是我作为“艺二代”的生活。
由于爸爸的成就，我也必须雄心勃勃，志存高远，然而，我真的不想那样。我就是个懒散的“艺二代”，勤勉的爸妈造就了我这样一个女儿。与爸妈不同，我一直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我的敏感与不安都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庸人自扰。因此，我完全不像是继承了爸爸基因的人，而现在，我正在颠覆这场“谁是谁的作品”的传代戏码，将爸爸的个性变成我自己的作品。我能告诉他哪件衣服好看并让他穿上，同样，我能给他拍照，把他当成演员，当成我创作的故事中的主角。就像爸爸通过艺术找到了他自己，在爸爸为我塑造的世界里，我也正通过探究我是谁而找到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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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2 |
我给你的创意，你怎么还没用？
蔡文悠对话蔡国强
● 对 谈 ●
蔡文悠：谢谢大家来，我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的中文不是很好，我的中文是南方口音配美国口音的。
这本书是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开始写的，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写完的。我想写这本书是因为我从小就在美术馆长大，会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作品，美术馆不开放给大家的时候，在美术馆关闭的时候，自己一个人走来走去的看很多作品，不是特别了解这些作品是什么，但就是在这种很空的空间里跟这些作品在对话，父母就在旁边布展。从小就是这样不上课，父母带我去全世界的美术馆，就这样长大。
后来我还去艺术学院读了雕塑系。在学校读雕塑，都是跟不一定是艺术背景的同学一起上课，跟他们交流当代艺术是怎么做的。虽然我有艺术背景，也跟我爸爸去了很多地方看作品，也学到很多，但我自己做作品不一定比别人好，一般都比别人差。
我一直不是很了解为什么我的作业比别人差。我觉得比别人差的意思是说人家做作品做得有意思，就可以讨论这个作品的主题是什么，可以继续讨论到很久很久。我的作品一做出来，就是说这个好像有点脏，这个位置不是很好，就经常会批评作品的基础不够好，我就一直很伤心。我一直都觉得别人比我进步的速度快。我在艺术学院的四年，都是一直这样痛苦的学习。
我也会跟父母沟通，为什么我不能做得比别人好。每次有作业跟爸爸讨论的时候，他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想法，我完全不想接受。因为我觉得这是他的想法，我有自己的想法，但我自己还没有这么好的想法。
后来跟他们讨论多了，就发现我的作品也不一定比他们的差，只是我的创作过程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小时候就已经看到很多大师的作品，眼光会很高。有很高的眼光，又没有基础，什么都不能做，完全做不到。同学们都是从第一幅开始，慢慢地学习，他们慢慢地学习艺术史，也慢慢看别的作品，自己也在学习手法。他们这样一步步地发展，看起来会比较有成就。
后来我大学毕业后就想写一本书来描写小时候的艺术成长过程，以及在大学学习的经历，再想一想小时候的故事，怎么成为了现在这样一个人，未来应该怎样走。
蔡国强：我自己今天是穿得特别好，你们可能看得到。因为我一直在想我应该穿什么衣服，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也许比文悠看自己的这本书更严重。我把今天准备说的话题，还写在手机上。昨天我是从澳洲飞回来，飞机上不能写，刚才还赶快补充一下。
这本书对文悠是非常好的机会，将自己出生到现在，跟我的关系、跟艺术的关系、跟家人的关系，也是一个成长过程的关系，做一次总结和告别。她其实可以把自己的过程整理一下，重新出发。
我自己作为父亲，参加这样的发表会，这种体会，我估计我的朋友们也开始面临了，他们孩子的新的作品出来，他们也要出席了。
“可不可以不艺术”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课题，不光是对文悠人生的课题，其实我也一直存在“是不是可以不艺术”。我总是在专业和业余之间徘徊，总是在寻找新的可能。其实艺术是可以去跨越和可以无视的。当你去跨越和无视，就像我在美术馆跟人家开会，就说我是来破坏美术馆的。如果可以这样，出发点就有高度，就轻松了。
△文悠4岁在荷兰，1993，蔡国强摄影
小的时候，文悠是特别恋家的。我们家离幼儿园很近，我经常听到一个小孩哭，肯定是文悠在哭。她不喜欢去幼儿园。我们家比幼儿园好玩。我记得在她很小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一起看日本的纪录片，比如关于爱因斯坦、社会主义的二十世纪，一直回顾社会主义的历程，我们两个人可以看到天亮，坐在榻榻米上一直看，她很小，但很安静。这个小孩有个特点，只要她喷口水，我们就知道第二天要下雨，她有很多特别的功能。我个人可能也是喜欢追求一些风水、超现实的能量和艺术的关系，看不见的世界，所以我对她这些灵感就非常记忆犹新。
我从来都没有让她当艺术家，我很忌讳这件事情。她有她自己选择的权利，有她人生的未来。她小时候只要一生病，我们就会告诉她，小心，你不要生病，你要知道你天生就是一个小留学生。你知道留学生是不生病的。因为生长在外国，我们不生病的。我们生病就麻烦了。她从小就把自己当做一个特别的身份，到美国以后也是这样。
△文悠在展馆
她一直是在美术馆长大。我们给她放在摇篮里，我们在做展览，或者看别的展厅。人家进去了，总是以为她是作品，看了半天说怎么这个作品还会动。她从小就会评论作品，有些印象很深，比如对我们大家都认识的画家、艺术家的作品，她都有深刻的评论。我现在不说名字，她会说这个画画得很好，可是它不是当代艺术，还少了一点东西。我问她少什么？她说当代艺术不能只是把它画出来，还是要有一些奇怪。我觉得这个事情说得很准。后来我见到我的朋友，我也跟他说，我女儿说你的作品还少了一点奇怪，还不够当代艺术。
她也一直在想创意。因为她经常给我提供很多创意，希望她的创意可以被我使用，不会有著作权的问题。有时候我看场地回来，她就说爸爸你这次在国家美术馆有多少展厅。我说11个展厅，她说哇，要想11个创意，太辛苦了。我给你的5个创意，你怎么还不用？她总是给我出主意。有时候我带她到美术馆，她会告诉我，我看你这个展厅就很合适我的那个镶嵌画的创意。她感觉这次就应该用这个创意，“你每次都说我的创意好，但你每次都不用，说明还是不好。”
有一件事情对她有一点刺激，尽管她在书里没写。她一直感觉自己画画不够行，但她做观念艺术家是比较行的。尤其是人家问她你做什么作品，她说我做装置。我们到了美国的时候是1995年，她应该是6、7岁。房子里有空调机，会吹气，她就把气球放在上面，那个气球就一直浮在空中移动，但从来不掉到地上，又不会掉到空调机上。她其实就是很合适的利用了气流向上浮升，放了一个气球。每一次美术馆的策展人来家跟我开会，她就悄悄跑到那边把气球一放，就浮着，人家就觉得这个小孩挺神的，这么会做作品，她就会卖弄自己的作品。
有一次我跟她在美术馆翻达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的作品，一个玻璃盒子，里面一个球浮在里面，一直在浮动，我说你看看，这也是风在吹。她说他怎么可以偷我的创意。我说你看看人家的时间，文悠的时间是1995年，而赫斯特作品的时间是1992年，她就很受打击。你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是别人做过的，她就很沮丧。我也跟她讲了很多大道理，艺术不在于哪个创意是你想出来的，关键是在于你的目标跟人家是不一样的轨道。轨道和轨道之间会交叉，当里交叉的时候，那个创意会一模一样，没关系。当你们的过去和未来都不一样，这条轨道你们不会一模一样的。后来我感到这件事情对她是有刺激的。
我们之间从小就一直在比赛创意。她会经常跟我发起挑衅。从小的时候，我们吃饭，她的脚一定要踩在我的脚上，在马路上兜风，手要插在我的口袋里。到奥运会的时候，我在北京两年半的时间，工作重心也在这边。我回到纽约的时候，发现小孩不一样了，已经在读高中了。自己跟她的讨论开始慢慢不同。我发现小孩有当翻译的能力，她很快就参加了奥运的工作，石冈瑛子是日本人，又说英语，又说日语，文悠就给她做了翻译。
她应该是这时候开始选择自己是不是成为艺术家，或者是非艺术家的道路。我有时候问她你是怕艺术家的工作很累吗？你是看我做艺术家很吃力吗？她说不是。有时候我们在讨论她老师作品的时候，我也会问文悠说，你说我这样子，意思就是说受人关注、有成绩，是因为我特别用功，还是运气太好？她说不是，你是有才能的人。我对这一点的印象很深，直到今天，我都感到是很大的奖赏。从我的孩子看起来，我是一个有才能的人，很擅于做作品。
△在机场，蔡国强时常离开文悠，有时，文悠跟在他身后，有时，他踏上另一场旅程。
因为今天是文悠的事情，我把每一句话都写下来。她还是读艺术，看起来是很痛苦的过程，其实我发现她已经在改变了。以前我跟她进入美术馆，她总是很快就走出去了，有时候她就坐在美术馆的凳子上等我，看我还不过来。后来变成总是我先出来，她还在里面看，尤其是影像那种很枯燥的，她就一直在看。其实艺术对她来说是一件比较沉重，而且是比较吸引她一直关注的事情。
我们家长在开玩笑，总是互相做着对方的行为艺术。文悠很小的时候，也会跟我开玩笑，趁我刚洗完澡，还披着浴巾，拿着纸过来跟我说，蔡先生，请你给我签个名、拍个照好吗？今天她已经可以总结自己的人生，告别自己的一个阶段。经过这本书的出版，她马上要到伦敦读书，也是新的开始，也是离开纽约的机会。离开纽约也算是离开爸爸。因为她坚持不在纽约读大学，一定要到罗德岛设计学院，也是为了要离开我。这个新书的发表会更算是一个对爸爸的离开吧，也是一个接近。我以后很希望跟在你的后面，远远的，文悠也给我签名一下，好吗？
● 现场互动 ●
我们在媒体上看到很多蔡老师作品的报道，那些照片也是文悠拍的，国外很多媒体的摄影师还向文悠请教如何把蔡老师的作品拍好。蔡老师对自己女儿的摄影作品有怎样的评价？
蔡国强：女儿本身是一本书，我刚刚开始读。她从小就特别有才能，困难就在于她刚刚说的，到底哪一个才能是她最佳的状态，是更观念一点，更平面一点，还是更立体一点。我跟三宅一生是好朋友，她就一直认为她更像三宅一生，而不是像我这样。我这样是创作一个仅供美术馆收藏，而三宅一生的作品是给全社会更多的人拥有的。到大学读书的时候，她才发现三宅一生那样的学习，一直要讨论市场、讨论经济的收益。而我这样是更纯粹是在创意和理念，她就感觉又受不了那个方面，又摇摆回来，给我打电话说能不能跟我讨论一下，打算不读设计。我说那不就跟我一样吗？文悠要不要说说关于这一段的事情。
蔡文悠：我从小就觉得在美术馆做展览是没意思的。所以我一直不想走当代艺术的道路。我一直都比较喜欢人跟人多交流，更有讨论性的事情，我觉得那样比较好玩。刚开始觉得设计有意思，是因为设计的产品可以跟很多人有交流，可以用很低的价钱把作品带回家。我一直觉得这样比较有意思。这个方面跟我爸爸比较不一样。后来选择做当代艺术，我也是一直很摇摆，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方向是不用在美术馆和画廊做展览，可不可以跟大众有一个讨论的空间。我写的一本书，也是一个小东西，大家可以拿回去读一读，我希望有一种体会，可以看得出我跟别人相关的地方、不相关的地方、成长的过程。
我想问一下二位老师，在你们心中艺术的本质是什么？
蔡文悠：我好像还没学到呢。
蔡国强：好像蓬皮杜开幕的时候，每个艺术家都要回答这句话，艺术是什么。对我来说，艺术就像时空隧道，可以通过艺术，在古代、今天、未来，或者是体制内外，或者是家庭生活和专业。等于是通过艺术的时空隧道，使我打通了进进出出，也可以躲过来、躲过去，逃避很多现实。这都是一个人的回答。艺术没有本质的，艺术的本质就是脆弱，就是不那么重要。反倒是因为艺术的脆弱和不强大，对整个社会的生活、人性、感情发生了真实的关系。
我可能会问一个不那么合时宜的问题。我们很熟悉蔡国强老师，而且可以看到蔡老师对您的爱非常深沉，非常如一，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对你的关注就像蔡老师说的，两个女儿是您最好的作品。社会上大部分人是缺乏安全感的，你在家庭生活中受到很大的关爱，有没有对您的拓展造成障碍？
蔡文悠：我觉得当然也是有的。有时候会变成我做事情的时候胆子不是那么大，已经是很舒服的家庭背景出来，不做也还可以嘛，就有这种感觉。这个负担就变成是说自己要很积极地出去做一点自己的事情，或者就很舒服的过去了。对我来说这就是一种负担。我积极的性格，我也觉得这是我的动力吧。
蔡国强：有时候我也感到，文悠小时候，只能跟着我们在美术馆走。当时比较穷，读的学校也不是很好，而且也没雇保姆、厨师，不跟着我们，在家里就饿死了。这也是她自然而然地跟着我一起成长。我从日本到西方，再到美国，这个成长道路，第一个观察的主体，除了我太太以外，就是她。她就是看着爸爸，怎么在一个个国家、在一个个美术馆跟人家下棋，怎样走过来的现代艺术的游戏。跟我同时代的很多艺术家、设计师都成为她的朋友，他们很喜欢跟她交朋友。我也发现后来有所改变，尤其是我希望她出席我的开幕式，她开始不大很愿意，她还是有反抗，我为什么要出席你的开幕式？我的小女儿经常会讨论说这个开幕式对你是重要的，对我一点都不重要。
她很小就可以坚定她的态度。我很想让她们参加我的开幕式，我后来感到很多自私的想法是完全来自于我个人。诚实地说，她们会问我说为什么开幕式需要我们来，我说我看到你们会温暖，我以后会死掉，但我希望你们可以记住我的一些事，这件事情也是你们记忆中的一件事，还是我的自私。我觉得这个过程不是很平等的。她们来，我就很幸福。不能来也就算了，很遗憾。有时候我会做手脚，刚好是在孩子可以来的时候做开幕式。
蔡兄在日本得世界艺术大奖的时候，我去过。那个时候文悠就拿着胶片拍，到今天还坚持用胶片，不用数码。文悠你为什么一直坚持用胶片？
蔡文悠：我一直对胶片很有感觉。一方面是胶片可以拍36张、37张，看不见，你拍完了再拿给人家洗，可能也要一个过程。特别是在旅行中，我就要拿十几卷胶卷，一个月之后回去才拿给人家洗，才会回到以前的记忆。反而因为拍得比较少，就会多考虑一下才拍，还是按照自己的灵感。用数码，就可以拍很多张照片，回头再选择。我希望这张照片是自己的一件作品。洗出来，我也是喜欢只洗一张。我对照片的质感很有兴趣，就觉得这才是一张照片。拍了一张照片都可以做出来一个作品，我觉得这个很有满足感。
还有怀旧吧。可以把一个瞬间记录下来，真的是在那个瞬间生活过的、经历过的。这本书在两年间写下来，真的是在那两年的记忆，有一个作品是真实的。因为生活中很多事情没写下来、没拍下来，没有真实的可以拿到的，就很容易把这件事情忘掉。
蔡国强：这个事情我倒是有体会。现在她在讲，我第一次理解了摄影这个事情。因为经常有评论家说老蔡你的爆炸和摄影有一个相关的领域。她现在说的几个点很像。一个是拍下来那个瞬间，你一定没有马上知道，要有一个过程才能看到结果，跟数码的不一样，这就跟爆炸很像，做完以后要慢慢想象爆炸是怎样的。拍的时候，你有一种不安感，点火、爆炸和用胶卷一样，有不安，才36张，你要选择是不是要拍这个位置、是不是要按下这个快门。
活动现场图片由杨明拍摄
其他图片来自《可不可以不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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