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篇小说是本人20年前的旧作，为的是纪念自己的一位大学同窗。故事虽有虚构，但也有很强的纪实性。周大安这种人，我们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相信有不少读者似曾相识。本文曾发表在《当代》1989年第四期，后被《新华文摘》转载。
音乐门铃怪声怪调地鸣响，电池没电了，但在静谧的夜晚，仍响得格外惊心。差五分十一点。还能有谁来呢？我疾步走到门前，警惕地从门镜向外望，圆孔里现出一个中等身材、脸颊长满络腮胡的汉子，手提硕大的编织袋。是小商贩？可是哪有这么晚还走家串户的小商贩呢？
“干什么的？”我没好气儿地问。
“黎晓，快开门，是我么。我是大安。”
门外的人说话时带着一口浓重的湖北边远山区的地方口音。
周大安？我在江夏大学读书时的同学周大安！我怎么竟然没认出来，可这口音又确是他所特有的。我顾不得细想，急忙开门。
果然是他。我真高兴，热切地伸出双手，期待他用力一握。可他两手一缩，说：“对不起，我的手脏。”我顿觉尴尬，以为他又发了什么倔脾气。正在迟疑，只见他微微一笑：“不速之客，冒昧造访喽！欢迎么？”我连说“欢迎”，请他进屋。
他拎着袋站在屋子中间，环视四周，看看那两把破旧的沙发，雪花牌单门冰箱，目光最后落在牡丹牌十四吋彩电上。
“像我猜想的一样，你家里很阔气么！”他似乎有些羡慕地说。
“很普通嘛。”我胡乱支吾着，忙请他坐。
我开始细细地打量他。毕业三年不曾见面，他比过去还消瘦了些。“目”字形的长方睑变成了“甲”字形。两眼显得更大，但目光却不像过去那样咄咄逼人，而有些呆滞，缺少生气。可能是因为劳累吧。络腮胡肯定有一两个月没刮了。他上身穿一件藏蓝色涤卡中山服，还有八九成新，可下身那条黑布裤子已十分破旧了，半挽着裤腿，露出两截细细的小腿。腿上沾着些泥点和灰土。两只光脚穿在一双七十年代式样的塑料凉鞋里面。
现在是北京的五月天气，早晚寒意颇浓，他单裤单鞋，不冷吗？我正想着，无意中注意到他那两只并排放在膝盖上的手。怪不得他不与我握手，那手竟是灰黑色的！好像刚扒完煤堆。再看那件蓝色中山服，竟也附着一层名显可见的灰土。我心头不禁掠过一丝疑云，何以至此？仅仅是由于旅途艰难吗？
该请他洗一洗。我找出一条新毛巾递过去，顺便问：
“你吃过了吧？”
“有吃的么？”他一脸认真的神色。
我本想客气一下，就像所有的北京人见面时总要说这句话一样，何况现在已是深夜，谁能没吃呢？可他的答话实出我的意料，我赶忙说：“吃的还能没有？让我妈做一点，很快。”
大安对着化妆镜仔细地洗着脸。他先用毛巾蘸上水在脸上反复擦洗了十来次，然后就对镜欣赏自己的面容。
“我瘦了么？”他问。
我点点头。
“脸色也不好看么？”
我又点点头。
“告诉你喽，我这次来北京，为么事不能事前通知你？我是从医院跑出来的。他们要我住院，可我哪里有么事病？他们害怕我，就把我关进医院里去。我是撬开窗户偷偷溜掉的，就像越狱一样的哟。”说着眼睛一亮，嘴角上流露出一种自信而得意的微笑。
生病？住院？撬窗户？这一系列概念，几乎把我搞糊涂了。关于他生病的事，我倒也不是全无所知。武汉同学张怀江曾来信告我“大安近日染有小疾，状态不佳，恐怕根源还在精神方面”，我并未在意。怎么一下变成了需住院治疗的大病？再说，“害怕我”是怎么回事？我感到问题的复杂。
“他们说你得了什么病了？”我问。
“乙型肝炎。”
“你怎么知道自已没有病？你看到化验结果吗？”
“他们根本莫有给我抽过血，只是强迫我吃药。不准我出门，动不动就拿电棍捅我，简直是法西斯专政哟。”
电棍？这是精神病院管理病人的器具。莫非他……我心头一阵紧缩，立时慌恐起来，有些不敢往下想了。
大安将毛巾展平，在水龙头前淋满了水，准备挤干。他慢条斯理地摆弄着，似乎想使事情做得尽可能合乎规范。我注意到他并不像人们通常那样把毛巾折成四折，再用两手向相反方向用力一拧，而是将毛巾整整齐齐地叠成一个正方形，放在五指叉开的两手中间，用双臂的力量噗噗噗地一次次压挤，水顺着指缝向外溢出，仍然带着淡淡的灰色。尽管他已经要洗完了。
这动作似曾相识。我忽地想起某个外国影片中的精神病患者也是这样挤毛巾的。唉呀！他真是……！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喉咙眼儿。
妈妈端来了饭。那是一只特大号的海碗，里面盛了刚出锅的面条，约有半斤。面条上盖了一层红烧肉，那是今晚家里的剩菜，碗中间还并排放着两只刚做好的荷包蛋。大安站起身，下意识地将双手在裤子上蹭了两下，接过海碗，说了声“谢伯母”，随即坐下大嚼。他吃得很香，先将两个荷包蛋一口一个地吃掉，可能是觉得有些烫嘴，他一面嚼一面张嘴喘了几口气。然后就消灭红烧肉。先把肥的一块块放进嘴里，用力吸吮着，吃得咂巴咂巴响，接着将瘦肉呱唧呱唧地吃光，只剩一碗略带一点酱油汤的白面条。我以为他不想再吃了，没想到他竟把头伏在碗上，用筷子将面一缕一缕地直接扒进嘴里，一阵呼噜噜的声响过后，一碗面条见了底儿。
他吃得那样专心，始终没有抬过一次头，也没有和我说一句话。见他这样心满意足地享用晚餐，我感到似乎是一种享受。
他的生活大概仍然很艰难，我想。
“咣当”一声，我的衣箱从汽车上卸在了学生宿舍门前。这只大号木箱十年前插队时跟我去东北，现在又跟我来到武汉上学。大安用他那细细的胳膊帮我抬箱，一路撂下几次，直叫“好重”、“好重”。
“里面是金子么？”进了寝室，他好奇地问。
“多半是衣服，还有书。”我说着，把箱子推到床边。
它太大了，屋子顿时小了许多。真不好意思。
“可以把你的衣箱庄在它上面，”我说。
“我莫有衣箱么。”大安有些难堪。
“怎么，那你的衣服放在哪儿？”
大安伸手指了指上铺床上的枕头。原来他的全部家当都在枕套里了！我惊讶地看着他，他红了脸，转身出了屋。
我开始注意观察他。他总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出服，脏了就洗洗，干了又穿上，只是在换洗的空当，才临时性地穿上另一套几乎是全新的中山服。他最好的衣服，是那件大红色的毛背心，可也已有些显旧，毛线上粘着许多毛茸茸的小球儿。一次我忍不住问：男子汉怎么穿件大红衣？他很腼腆地解释，这是他订婚时给妻子的聘礼。妻子穿了几年，到他上大学时，妻子怕他冷，要他带上。我这时方知他已结过婚，家里还有老母、妻子和一个两岁的儿子。他的家乡是老区，也是极度贫困的山区。
大安撂下碗筷，用手抹嘴，抬起头来望着我。眼里似有一种询问的目光，却没开口。我以为懂得了他的意思，走过去拿起碗筷，说：“你别管了。我来刷。”
大安眉头一皱，却马上又微笑着问：
“还有么？”
又一次出乎我的意料。面条没有了，但点心还是有的。我连连抱歉说，没有估计到他饭量大，饭做少了，只能请他再吃点儿点心。
丁杰端着一碗红烧肉从食堂回到寝室。大安正伏在桌上吃一份青炒菜苔。丁杰抱怨着“太肥了”，“太肥了”，把碗往大安面前一放：“这肥的你吃吧，我没动过。”大安往碗里看看，喉结一动，嗓子里“咕噜”一声，他忙往嘴里扒了一口饭，似是想压住那声音。见我看着他，他表情有些不自然，转脸对丁杰道：“我也不吃肥肉么。”
“那就没法子了。”丁杰自言自语地说着，用勺把那红烧肉掐头去尾，红白分离，走到墙角的簸箕前，把那白的—一拣出扔了下去。大安低头吃着饭，不时偷眼看看那簸箕。
他真该吃点肉了。入学以来。他每顿都吃五分一份的最低档素菜，拿着每月二十三元五角的甲等助学金舍不得花。有时只买二分钱咸菜就打发一顿饭。我们劝他吃点好的，别亏了身体，他却只说爱吃素，习惯了。怀江家住在省委大院里，丁杰的父亲是武汉一所大学的副教授，都是本市人，家庭条件好，每周回家，总得带回点儿猪肉松、油豆腐的。我知他们是真心款待，便大模大样地吃。可大安从不凑热闹，一再让他，他也总是指着自己的碗：“我这里有的。”过中秋那天，怀江特地回家取来四块广东月饼，以为这回他准没有了，可他却推开怀江的手说。“我吃甜食胃酸的。”
看他现在这副神态，可能还是想吃的吧。我想着，拿起一个松花蛋在他桌前一磕：
“这个不肥，你吃吧！我今天买了两个。”
大安脸上现出慌乱：“不，不，”他嘴里喃喃地说，“我有的，我有的。”他站起身，急急忙忙把松花蛋连皮扔进我的莱盆里。就端起自己的饭盒出门了。甚至都没注意到菜汤溅了我一身。
以后，他索性很少回寝室吃饭了。有时去教室，有时就蹲在大操场上吃。丁杰悄声对我说：“你发现了吗？大安叫咱们给吓跑了。”
“不至于吧？”我轻飘飘地回答，但心里却止不住产生了一种做了亏心事的感觉。
一天，怀江从外面归来，神秘地对我们说：“你们猜我在邮局看见谁在汇款？是大安！”我和丁杰大吃一惊。原来如此，我们全明白了。
他继续集中精力吃着点心。不说不笑，又一连吃了四五块桃酥。我坐在一旁，对他的饭量暗暗吃惊。以这种吃相和胃口来看，他绝不是肝炎患者。那么他真是因为精神病住院了？我不禁埋怨起张怀江来。这个鬼小子，没有一点儿正经的！
他终于吃完了。拍拍衣服上的点心渣儿，他笑着说：
“老实告诉你哟，我已经两天未吃饭喽。”
“为什么？”
“我身上莫有钱，也莫有证件。”
“出门在外，怎么能没钱没证件呢？”
“要那些东西有么事用。你这个人哟，脑筋怎么跟不上形势。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的观念早已更新喽。男子汉大丈夫么，就是两句话喽：“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走南闯北打天下。”
“那你总要吃饭呀？”
“这好办么。”他随手从中山服口袋里摸出十几张破旧的扑克牌，“就靠它喽。”
“嗯？”我疑惑不解。
“我现在会看手相、面相，也会用扑克牌算命的喽。走一路，算一路，算得准，收费五角，算得不准，分文不取。运气好，赚上五块八块，随赚随用，还可周济他人；运气不好不过饿一两顿。大丈夫么，能屈能伸，凭自己的本事吃饭，还有么事不好意思的。”
“那你总还是有工作、学有专长的呀！”我真担心他这样一槁，把铁饭碗都扔了。我记得他原在县教育局当干事，后来到县农校当教员。
“当然喽，”他浅浅一笑，两侧脸颊通向下巴的那条曲线在茂密的胡须中随之一动。“我现在已是改革家喽。”他神来飞扬地说，继而又收敛笑容，嘴角一撇：“哼，他们不允许我搞改革，我还是要搞的！我这次来京，就是为教育改革而来的么！我来找你，也是请你帮忙哟！你想想看喽，咱们江大中文系同学中，现在中央教育部门工作的，不是只有你么？”
“帮什么忙？”我满腹狐疑，不知这神经病搞什么鬼。
他起身把自己的编织袋抱到我面前，这时我才发现，那根本不是什么旅行用品，而是水泥或者尿素等农肥的包装袋，用灰白的尼龙丝织成。没有拉锁，只以一条细麻绳扎住上口。他解开麻绳，伸手进去，双眼却一直盯着我，嘴角显出几分神秘的得意。
他想干什么？这破口袋实在束缚了我的想像力。
一只纯白色的塑料袋出现在他手上。从袋里，他取出一个方方正正的牛皮纸包裹。麻利地剥开，里面又露出一只牛皮纸大信封。
什么东西这样珍贵，纸包纸裹的？我正琢磨着，他已掏出厚厚一叠整齐的方格稿纸放在我手上：“看么，够不够改辈家？”
那是一份《全县教育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署名周大安、余春阳。
“这是谁？”我指着那个陌生的名字。
“县局的小伙子，帮我搞资料的。”
翻开稿纸，我被那一丝不苟的工整楷书字体震慑住了。是大安的字，但他平时从不这样一笔一画地写。约五万宇，粗粗一翻没有连笔，更没有涂改。我心头一热，简直不能把这样精致的文稿和那编织袋、那双沾满黑灰的手、那十几张破扑克牌联系在一起。
“不瞒你喽，”他说，“我原本不想打搅你哟。我今天去了国家教委，想经他们确认我的方案，盖个公章，压一压县教育局那帮乌龟王八蛋。可那大衙门居然不让我进门，说我莫有证件。官僚主义好厉害么！后来我去了教育科学院，一个满脸堆笑的女人说：‘谢谢你，小同志，放在这里吧！’混账！老子不是给她送材料的。这时我才想，我好糊涂，居然莫有想起你！”
我明白了。原来他想在我担任编辑的《城乡教育》上发表这稿件。
“可是……”我有些难于启齿。只凭这公文形式，这篇幅，它不可能发表。更何况，大安那个县也不是教委抓的典型，全国性刊物怎能刊登这种县级的改革方案？
“你看看么，都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有的是老大难喽，比如师资质量低、山区教育普及率低、失学率高等等。我提出一系列措施。你知道的喽，我当年读书艰难，体会很深的哟。”他眼圈有些湿润了，用手揉了揉，热切地望着我：“我要改革。你能支持我么？”
如果不知他是精神病，我肯定会被他感动。但此时我只能敷衍说：
“我看看吧，尽量帮忙。”
他走过来捉住我的手，一双充满期待的大眼睛眨了两下，但脸色转而又阴沉了。
“不过，我是不能忍受官僚主义压制的喽，”他说，“我绝不罢手，还要继续找教委，直到他们给我盖章为止。我今天不得已，在你这里度一宿，行么？明天我就搬出去，住进他们的宾馆。”
唉！事已至此，他还是那样自信和好强。我正思索应当怎样劝慰他，妈妈突然打开里间的房门，做个手势，招呼我过去。
我一进屋，妈妈赶紧把门关好，悄声说：
“这个人有精神病，你知道吗？”
我默默地点头。
“您听见我们谈话了？”我问。
“没听见，也不用听。他那眼睛发直，我一看就知道了。你要留他在这儿住吗？你不怕我可害怕。疯人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我觉得好笑，连忙说：“妈，您放心，这个人我了解，我们之间是有感情的，不会有问题。”妈妈怔了一下，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我回到大安身边。他已拿出一本《英汉小词典》翻看着，嘴里念念有词。我请他早点休息，为他支起一张行军床，让他躺在上面，说这样舒服些，随便些。他仍旧拿着字典，说：“我的任务还未完成哟。每天必须背三十个单词。”我坐在沙发上，心想这—夜也睡不了多少觉了，看样子他也不困，不如多谈谈。我摸出一支烟，准备熬夜。谁想就在我点燃香烟的工夫，他已然呼呼大睡，鼾声隆隆了。那本《英汉小词典》，敞开着盖在他的半个脸颊上。
怀江说是要“提醒”一下大安，拿走了我的录音机，趁大安不注意时，录下了他的英语朗读。大安出门后再次回到寝室，怀江不动声色地按下了放音键，并把音量开到最大。
大安在桌前站住。可能有些烦躁，问：
“这是么哟。”
怀江不答。
大安侧耳细听片刻，脸上现出鄙夷的神态：
“这英语好难听哟！”
怀江在一旁掩面窃笑，终于咯咯地笑出声。
大安呆住了。眼睁得老大，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两腮的肌肉抖个不停，他气哼哼地双手把书包往桌上一摔，迅即又背在肩上，转身疾步出门，到门口时回头嚷道：
“莫要总以为自己高明，欺负乡下人！有本事，专业上比一比么！”
怀江脸色尴尬。
我说：“你开玩笑是不是注意点儿分寸，别伤了人家自尊心。”
怀江想想，点点头，却又说；“其实这很正常，人的自尊心不能太脆弱。”
怀江在英语上与大安摩擦，已有多次，这—回算是总爆发。
大安入学前从来学过英语，故而格外重视。但由于乡音的影响，他发音很糟，怀江在私下戏谑地讥之为“山区标准英语”。大安并不自知，每每高声朗读，怪里怪气，引人发笑。由于发音不准，他很难记住单词，只得在单词下注明汉字，但这样一来，发音更加蹩脚。
那天，我们在寝室里静静地自习，大安又读起英语，音量虽不大，但也满屋子咿哩喔噜地响。怀江忍不住了：
“大安你读的什么，这么难听？”
大安仿佛很陌生地望者怀江，开始据理力争：
“你怕吵么？我的声音大么？我看你这人不公平哟。黎大哥拿录音机放音乐，小丁拉小提琴你都不怕吵，为么事我读英语你就怕吵？莫要忘记喽，现在是自习时间。”
他太敏感了。怀江一愣，马上笑着说：
“我不怕你吵，我是说你的发音不太准确。”
大安的脸色也平和了些：
“那是另一回事喽。但我有这样的观点，咱们中国人学英语，发音很难十分标准哟。”他把“十分”两字说得很重。
他显然还不懂怀江的意思，但谁还能说什么？
一天晚上我们都上了床，正准备熄灯，怀江突然从对面的上铺探出半个身于，对大安一本正经地问：
“‘爱摸狗’，为什么就‘应吐白的’，怎么不‘应吐黑的’？”
我被他说蒙了。丁杰反应快，旋即发出一阵爆破式的大笑。怀江见我莫名其妙，以手指大安摊开在桌上的英语课本，我恍然大悟，也笑了。原来怀江是用大安注在英语书上的汉字连缀起来读的，所说的是个简单的英语句子：
I am going to bed.（我要睡觉了）
大安没有笑，他的脸憋红了。但最终还是温和地说：
“我这是笨办法，但还是行之有效的哟。”
他或许没有说对，真正“行之有效”的不是他，倒是怀江。
自从“录音机事件”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听到过大安读英语的声音。有次我在老斋舍前的樱花大道散步，偶然遇到大安，见他仍在背英语单词。
“你的发音不太好，没有关系。以后我和怀江可以帮你校正。”我诚恳地说。
“不必喽，”他挥了挥手，“这就像我的乡音一样，改也难哟。”他望着我，我看到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里分明挂着一丝忧伤。
这一夜，我几乎彻夜不眠，躺在床上冥思苦想。
怎么办？他来了，疯疯癫癫然而又是雄心勃勃地来了，并扬言明天就要搬进国家教委的宾馆，可我能就这样放地走吗？以这副模样，他非被人捉进盲流收容所不可！但他需要的是住院治病，这就要先回湖北。怎么送他回去呢？我工作这么忙，领导上不会同意我请假送一个精神病人。找谁陪他呢？再说他刚来北京，一门心思来取尚方宝剑，现在就劝他回去，恐怕得费点口舌。我忽地想起了他那篇“改革方案”，内心更加烦躁不宁。
我拧开台灯，把那类似钢笔字帖一般的手稿捧在胸前，扫描式地飞速翻阅。十五分钟后，我得出结论：不需要看了。
显然是个理想主义的东西。不着边际，夸夸其谈。精神可嘉，结果可悲可叹。要在县城里为边远山区小学生集资盖寄宿楼？要与江大签订协议轮训中小学教员？要高薪招聘外地中小学教师来县任教？疯人的想像力真是丰富。我编了三年《城乡教育》，很少遇到这种妄言改革的来稿。
我闭上眼。大安农行军床上熟睡，不时地打出响亮的鼾声。更睡不着了，我故意“吭吭”咳了两响，想唤醒他的潜意识止住那鼾声。谁想地翻了个身，又咿哩喔噜地说起梦话来。说的是家乡方言，我一句也不懂，只能勉强猜出是“我要……”“我要……”这种句式。
过了好一阵，我头脑有些昏昏然了。好像是要睡着了，可眼前又浮现出一些画面，都与大安有关。一个闪出，旋即又消失，接着再来一个。也不知是不是做梦，就这样一直挨到天亮。约七点钟，急促清脆的电话铃声把我从朦胧中惊醒。
“喂，黎晓吗？这么早打搅你，真对不起。我怕晚了找不到你。你听出我是谁了吗？我是江萍啊！”
江萍是我和大安的大学同学，两年前和张怀江结了婚。她现在武汉一家报社当记者，业余搞创作，已是国内知名的女作家了。她也来京了，太巧了，我顿觉大安的问题似乎有了解决的希望。
“你什么时候来的？”我问。
“我来了一个星期了，一直在开会，今天下午就要回去。怀江给你带来点东西，你有时间来取吗？我住在曙光招待所212号。”
太好了，这回大安有救了，我想。看了一眼还在熟睡的大安，我轻声对电话说：“你放心，我中午以前一定去，我也有急事要找你呢！”她问我是什么事，我只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可是，江萍愿帮这个忙吗？我没有把握。
怀江送给我一本《大江文学》，愤愤不平地说：“你看，这篇文章好厉害，把江萍的小说一棍子打死了！”
“是吗？”我有些诧异。
那是江萍的处女作，题目是《你好，朋友》，描写“文革”中一个年仅七八岁的女孩，在“走资派”父母被关押后，孤苦无依，饱受欺凌，却得到几位善良而有正义感的男女大学生救助的故事。其中可能有作者本人的影子，由于感情真挚深沉，一炮打响，报刊上发表专访、评介，连篇累牍，有的还配发作者照片呢！我们原以为江萍像大多数漂亮女孩一样徒有其表，这回可不能不刮目相看了。
我翻看杂志，在末尾找到那篇评论。《一篇艺术质量低劣的作品——也评〈你好，朋友〉》，署名安达。文章列三个标题，分别批评作品的思想格调、人物塑造和艺术结构，把作品写得一钱不值。还没看完，大安回来了。
他凑过身看看我手里的杂志，突然扭过脸去捂着嘴窃笑。
“怎么啦？”我莫名其妙。
“你们知道‘安达’是谁么？这就是我哟！”大安眼睛亮亮的，得意地说。
啊？！这文章的炮制者是他！我和怀江对视着愣住了。
怀江沉下脸，语气有些激动。“对自己的同学何必这样？‘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大安和善地笑笑：“这能怪我么？我不是莫有写过捧江萍的文章，但他们不发哟，我又寄去这篇‘打’的，他们就给登出来喽，可能是杂志社想要改改口味喽。”
我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你对这作品到底是什么评价，怎么‘捧’的也写，‘打’的也写？”
“嗨！哪篇发表喽，哪篇就代表我的评价，我的目的是发表么。”他满不在乎地说，说完嘴角一撇，又补充道：“丁杰不是说我写不出么？”
丁杰在一旁看书，忽听大安提到自己，忙挂免战牌：“我从来没说过你写不出评论嘛。”但他把重音放在“评论”两字上了。
大安的眼光凌厉地一闪：“其实么，小说我也是能写的，你信么？”
我们都知道，自那次丁杰激他以后。他每日早出晚归地躲在教室写小说。但后来不断收到的，是寄自《湘江文艺》、《大江文学》、《奔流》等杂志的信件，清一色大号牛皮纸信封，每封都鼓鼓囊囊，上盖“邮资总付”图章。
丁杰狡黠地一笑。未及开口，怀江又发话了。
“写评论也得讲点儿职业道德嘛，总得有个基本原则呀！”他一脸不以为然的神情。
大安哈哈笑起来。“讲那样多原则做么事！原则是服从于目的的么！是哪位名人说的喽，‘人生就是目的的连接’，在目的面前，一切都黯然失色的。你读过《牛虻》么？为达到目的，牛虻还在报纸上自己和自己打笔仗的么！我这算么事？！”他似乎不想再讨论下去了，伸手从上衣兜里掏出三张十元的钞票，晃晃说：“喏，这是实际的，我刚才取回的，今晚我请客喽。”
他乐颠颠地走了。我们三人都有点儿发蒙，没想到他来这一手。写文章骂同学，然后请我们吃饭，真让我们难堪。
“去不去呢？”我问他俩。
怀江面色阴沉，没作声。
丁杰诡秘地说：“该给他个自我实现的机会了。”
我点点头。
主意已定，我摇醒大安。他欠欠身子，睡眼惺忪地看看我，口里咕噜咕噜地连说“别闹么”，“别闹么”，又躺平身子还要睡去。我忙说：
“哎！稿子我读过了。”
这一着真灵。他一骨碌爬起来坐在床边上，用手搓脸，大眼睛直直地望着我。
我看到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真不忍心给他泼冷水了，何况他已经是疯子。
“你写得相当好。”我说。
“能发吗？”他眼里射出异样的光芒。
“当然，”我说，“不过发以前你还得改成调查报告形式，字数控制在三万以内。”
他似乎仍有些扫兴，低头沉吟一会儿，“嗯……，”终于扬起脸：“能发就行，一言为定。”
我本想捧他一下，再出个难题，让他断了念头，他这样满口答应，反使我不踏实了。
想不了那么多。该实施我的计划了。我告诉他今夭我公务在身必须上班，如果他愿与我在一起，可以陪我去。“可是我要去教委么。”他两眼一瞪。我忙晓之以“理”：“你既然是我的客人，就得听我的。你记得有句古话叫‘客随主便’吗？”他皱起眉头眨了两下眼睛。像是懂了，嘴里“嗯”了一声。
我是怕妈妈害怕，又不敢放他一人出走，才决定带他上班的。一面走。一面还在想着说服他的办法。我读过几本精神分析学著作，知道他们这种精神病人都爱认死理，决不能容忍别人与自己争论。对他们只能引导。于是我试探地问他打算何时回去，他说还没有想过。我立即郑重地说：
“我建议你今天下午就走。”
“为么事？我是来办事的么！”他有些不解，更多的是不满。
我发动了早已准备好的攻势，试图牵制他的思路：
“我看你一定是记混了。可能你本来想到教委办公事，但最后又临时改变了主意，决定专程给我送稿。我知道你是个细心人，办公事绝不会忘记带证件和介绍信。你是觉得到我这里用不着，所以才存心没带上。现在稿子的事定了，目的已达到了。你不是说过“人生就是目的的连接’吗？达到一个目的，就该改变目的了。”
“嗯，”他皱紧眉头沉思片刻，若有所悟地点点头，“我想起来喽。对，我是来找你的。嗯，目的是达到了的。”可是他忽然眼珠儿一转，“我可以多玩两天么！”
“当然，”我接口说，“可是当代改革家都讲效率，时间就是金钱呀！你这样重要的改革方案，如果早一天改好发表，就会早一天轰动，你想过吗？”
他低下头，像是自有自语地说：“是的，是的。是该回去的哟。”可又猛然把脸一转，望着我说：“我总是该看看在北京的其他同学的喽！”
我早知他会这么说，当即接上话茬：“北京的同学也想见见你呢！都听说你是大改革家了，想必兜里有票子，都憋着劲儿等你来请客呢！可是你这次把钱放在家里忘记带来，靠算命挣也来不及，你如果见了他们，可要让他们失望了。”
大安的脸刷地红了，急忙摆手道：“不见喽，不见喽，下次我再来时找个大饭店，给他们搞一个‘会见并宴请’喽！我要一面吃山珍海味，一面和他们‘亲切友好地交谈’。”
这样容易就把他说服了，我松了一口气。
在汽车站旁，有个炸油条的小摊。我走过去刚要掏钱，大安一把按住我的手：“看我的！我一时不能请他们，请你还是可以的么。”另一只手已将那十几张皱巴巴，黑糊糊的扑克牌掏了出来。面对汽车站排队的人群，他把扑克牌捏成扇形住头上一举：
“算命，算命，神机妙算，机不可失哟。前世因缘，后世结果，人间福祸，无所不知。帮你预卜前程，助你消灾解难。哪位愿来试试哟！”
人群骚动了。有人用惊异的目光看着他。几个摩登女郎在远处对着这边指指划划，掩面而笑。我猛地拉下他的手：“别这样，不好看。”与此同时，一个臂带红箍的瘦老头走过来。
“你是干什么的？”他伸手指大安的鼻子。
大安慌了神，一个劲儿往我身后缩。
我脸上堆起笑容。“哎，他是闹着玩儿呢，您别当真。”
“瞎捣乱。”那老头儿嘟囔着，反剪着双手走了。我忙对大安解释，北京人不像他家乡人，不热衷这种东西。我自己过去不是也算命么？现在都洗手不干了，请他也别搞了。他困惑地看着我，想了老半天，才说：
“还是首都哟，这里的人竟这样莫有文化！”
我知他爱吃油条，食量又大，特地买了五只放在他手，他又像昨晚那样狼吞虎咽地嚼起来。不一会儿吃完了，他双手在裤子上一抹，却扬起脸不以为然地说：“这东西好吃么？我看不及蟹黄汤包么！”我简直哭笑不得。
大安说话算活。开晚饭时，他从校门口的小馆买回一大堆油条，足有二十多根。还在宿舍楼道里就喊上了；“新出锅的油条，好香哟！”进屋时一脸的得意。
就吃这个？我暗觉有些失望。
丁杰“扑哧”一笑。
大安迫不及待地用两手同时拿起两根油条，一边一口地咬着。吃了几口，见我们还未伸手，说：“看么事，吃么。”
我和丁杰从命了。怀江还在自己的座位上面无表情地呆坐。大安连忙招呼：“怀江，怀江，来吃哟！”
怀江冷冷地瞪了他一眼，端起自己的空碗，用勺在里面“当当”地敲击两下：“我这儿有。”说罢，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是大安在四年中唯一一次请客，用的是他唯—一笔稿费。
下了车走几步，来到杂志社门前。这回可要万事大吉了，我正想着，忽然他喉咙里“吭吭”两声，继而“咔——呸”一响，转头一看，一口浓痰正落在“城乡教育杂志社”的大牌子上。传达室的老师傅从窗口伸头张望，大喊；“哎，往哪儿吐！”我赶快从书包里摸出两张白纸，躬身去擦。大安在一旁斜眼静观，并不帮忙。我心想他这毛病不是早被怀江“治”好了吗？怎么又故伎重演？忙告诉他要注意，北京不让随地吐痰。谁知他把脖子一梗说；“有痰就要吐么，痰都不敢吐，还是男子汉么？”那脸上竟是一种自负的神情。
我真想不通，这也算被压抑的欲望？
入学没几天，我们就发现大安的气管有点儿毛病。每隔几分钟，总要“吭”地一下，也听不出是清嗓子还是咳嗽。若是他用力地一“吭”，那就坏了，谁会冒出一口浓痰。有几天他患感冒，一天到晚“咔咔”个不停。搞得怀江丁杰他俩，都如条件反射一般，一听那声响，便皱眉扭头，不敢往他那脚下看。好在我下乡多年，这种镜头已见惯不惊了。
一天午休时，我正躺在床上看书，“啪”地一声，一大团类似稀浆糊般的又白又粘的东西，从上铺飞落，恰巧落在我放在床边的鞋旁。哎哟！真恶心人！这回连我也受不了了，心里骂着，可嘴上又不便发作，只朝上面喊道：“嘿，还是重磅炸弹呢！”
大安闻声，或许是自觉亏心，连忙下床。一过继续“吭吭”着，一边慢吞吞地穿上那双圆口布鞋，用鞋底在地上蹭了几下，把那黏糊糊的一团涂抹成湿乎乎的一片。我的鞋也被他踢出老远。
我不吭声地看着他，肚子里窝着火又撒不出。他大功告成后脱鞋上床，有些心安理得了：
“我搞的我来收拾喽，这不就行了么？”
我啼笑皆非，一时语塞。
忽然怀江来了机灵劲儿。他从对面上铺坐起身来，冷不防唧咕出一句话，听来像是
上海方言：
“土呆亦四撒土地！”
谁都知道这家伙有点儿语言天赋，模仿各地同学的口音惟妙惟肖。那回大安洗脚时，他用大安的山区话问：“你的体（腿）四不四（是不是）很赛（细）？”惹得大安红脸傻笑。
今天他这话可真怪。分明是说什么“吐痰也是杀头的！”危言耸听，开什么玩笑？
“你说么事？”大安正爬在床梯上，他敏感地回头望着怀江，语气有几分严厉。
怀江双眉一挑，诡秘地一笑，用手指指墙上挂着的日历牌：
“你没听出来？我说英语呢！今天是星期六：Today is saturday。”
我和丁杰哈哈一笑。大安却僵硬地立在床梯上，盯着怀江愣神儿，不断眨动双眼。过了好一会儿，他缓缓爬回上铺，颓然睡下。
事后，大安的毛病有所收敛。这时辅导员要每个寝室补选一名寝室长，负责室内卫生。
怀江悄悄找到丁杰和我，一努嘴说。
“咱们最好办，别无选择，就选他。”
我们当即赞同。
回屋后，我征求大安的意见，说：
“我们一致推选你当我们的顶头上司。”我担心他推辞，肚里已备下了甜言蜜语的理由。
没想到，他脸上竟绽开笑容：“是么？”转而就像自言自语地说：“我以为也该是我喽！”
从这时起，大安可变了个人。不仅痰迹没有了，而且还不断督促我们做值日。
怀江见状，私下对我说：“怎么样？最好的办法是自己管理自己。”
我算服了他！
我把大安安置在单身汉宿舍的一张空床上，请他继续睡觉，叮嘱房间的主人小王照看他，就去见江萍。
她住的房间不大，只有床、写字台和两只沙发。沙发间的茶几上堆满了瓜子皮，花生壳，几个杯子里都残留着茶水，显然是刚来过客人。江萍还是老样子，只不过留了披肩发，上下一身牛仔服，打扮更新潮了。
“人怕出名猪怕壮，一当作家就门庭若市。”见面时我笑着说。
“哟！真累死人！不是约稿的就是催稿的，我都快成机器了。”江萍抱怨道。
“那怕什么？如果是我，一定乐此不疲，可惜人家不进我的门。”我调侃道。
“你这张嘴，和怀江一样损，”她白了我一眼，送过两盒孝感麻糖，“给，湖北特产，好久没吃了吧？”
我想起怀江那封信，接过糖埋怨说：“你那个怀江呀，怎么还那样不正经？大安的病那么重，他还轻飘飘地说‘染有小疾’，明明就是精神病，他还神神秘秘地说‘恐怕原因还在精神方面’。简直乱开玩笑。”
江萍嘿嘿一笑：“怎么，你知道真相了？”脸色又阴沉下来；“不过老实说，这回怀江可不是开玩笑。他知道大安的自尊心强，存心为他保密，不对北京的同学讲。”
原来如此。“可是，这样就能保住密吗？”我说，“大安现在就在北京，就在我们杂志社！”
“啊？”江萍张大了嘴，目光中含着惊慌，半晌才说：“他怎么又跑这里来了？他在武汉都快把我们吓死了！”
我忙问怎么问事，江萍定了定神，开始细致讲述大安来京前在武汉干的那些疯疯傻傻的事。什么到省教育局上访被挡驾，就冒充国家教委的大员趾高气扬地往里闯，结果被看门人揪住痛斥呀，什么回到江大去找校长，说自已没参加毕业典礼，没吃毕业会餐，所以不算毕业，应该回校，与应届毕业生一起毕业重新分配，后来被校卫队赶出来来呀，讲了一堆。
“最糟糕的是他老来缠住武汉的同学，”江萍愁眉不展地说，“他倒是没找过我，可是到单位去找怀江几趟，还找过不少人，说他是来讨债的。他说当初他代替武汉的同学们到地狱里受难，那是上帝误选了他。现在上帝意识到自己也不是完人，也有失误的时候，就把他这个地狱冤魂拉出来，让他向那些本不该进入天堂的幸运儿们讨债！大家听了都不寒而栗！有的给他钱，有的给他衣服，请他快点儿回去，他却说还要在武汉找工作。后来怀江给他买好票，送他走了，谁想他又来了北京！”
我也觉毛骨悚然。但我别无选择，只有拜托江萍陪大安回武汉，到武汉再请怀江送他回县。我刚一露出这个想法，江萍顿时瞪大了眼睛，漂亮的脸蛋上神情惊恐。
“我？我可不敢！”她几乎是叫喊起来。“闹了半天，你说找我有急事就是这个。你别
要我的命了！”
我解释说，据我观察，大安还没有疯到随意打骂熟人的程度，不用怕他。“再说，你这个作家还可以借机体验一下生活嘛！”我又补充道。
江萍低着头，手指不住在穿着牛仔裤的腿上划着圈。沉思了好一会见，叹了口气说：“倒不是为了体验生活，我这辈子恐怕不会去写他这种精神病人。只是四年同窗，不帮他一次于心不忍。再说，怀江毕竟还是把他当朋友看的。就这样办吧。”
其实，我早想过，江萍大概是送大安回汉的最佳人选了。不仅同为她和怀江的关系，而且因为她在京汉列车上进行过长时间的采访，为车组写过一篇歌颂性的报告文学，故而从车长到乘务员都认识她。有她做伴，大安会舒服些的。
江萍取出一把香蕉，掰下两个递给我：“不说这事了，谈点儿别的吧！”
“怀江和江萍谈恋爱了。”丁杰把双手在嘴前做成喇叭状，发布了新闻。
“真的吗？”我出乎意料。大安也一脸惊奇。
丁杰神秘地一笑。他告诉我们，他刚才到湖边拉提琴，看见望湖亭旁那块青石板上并排坐着一男一女，两人面对湖水，中间放着一把香蕉。他起初没理会，走近了发现是怀江和江萍，便躲到一旁看。只见怀江用手比比划划，兴奋地讲什么，江萍则笑嘻嘻地吃香蕉。刚吃完一根，怀江就赶快拿起另一根，一瓣一瓣地剥好皮，笑眯眯地双手送过去。
我忍不住想笑。怀江还真会讨女孩子喜欢！这小子也够鬼，竟然对我们保密！等他回来，非得逗逗他！
我暗暗想着，抬眼望着大安。他双手捧着一本书，眼睛却看着墙壁若有所思。
临近晚饭时，怀江进屋了。口里哼着歌儿，人没到声音先到。用右手三个指头捏了个响，朝我一笑，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拉开抽屉，迅即又合上。拿起一本书，随即又撂下。他似乎意识到我一直在望着他。
“你看我干什么呀？”他笑问。
“看看你的面相，算算你的命呗！”我故意引他上钩。
“你哪会算命？”他怀疑地看着我。
“我插队十年，除了生孩子，别的什么不会？看面相没把握，看手相我一看一准。”
怀江眼珠儿转转，将信将疑。他走过来坐下，伸出左手：“好！就让你试试。”
他的手细皮嫩内的。我一手捏住他的指尖，另一手指着他掌心说：“你看，这里纹路清晰，不杂不乱，想必此生道路平坦，福星高照。”
“是吗？”他眼里闪动着疑惑。
“看你这生命线，不枝不蔓，表明你自幼衣食无缺，环境优越。”
“得了吧，这些你都知道，不是算出来的。”他把嘴一撇。
“这学业线不弯不曲，预示你不会走弯路。你将留在武汉市工作，前程远大。”
“啊，你知道我是本市人，才这么说嘛！”他愈加不相信了。
“那好，算算你的爱情，这我总不知道了吧？”我说，说完忍不住想笑，忙把脸扭向一旁，见大安此时也把双手放在书上，皱眉细看掌心的纹路。
“你算吧。”怀江满不在乎。
我拉近他的手，佯装费神琢磨，故作吃惊地说：“哎呀！你近来有桃花运！”
“嗯？”他瞪大了眼睛，似有警觉。
“你将有一个理想伴侣，既门当户对，本人又有才华，还漂亮。其实，你们俩有先天的缘分，你的名字中已包含了……”
语音未落，怀江猛然把手抽回，一脸惊慌。丁杰哈哈大笑。
“怎么样？在一起有美感吗？”我笑问。
他仍未彻底醒悟。“什么美感？”
丁杰笑着插言：“黎晓问你剥香蕉皮有没有美感？”他做了个拱手相送的动作。
怀江的脸涨红得像猪肝：“你、你们都看见了？”他竟口吃起来，却还在设法辩解：“其实，我、我只剥了一个。”
“真恨不得多剥几个，是吧？”我捂着肚子笑说。
“你要小心，不要弄出生理快感来啦！”丁杰又调侃上了。
怀江哭笑不得，打了丁杰肩膀一拳：“别乱扯了，人家还没同意呢！你们可得给我保密！” 我们笑着点头，准备去买饭了，忽听桌子上“啪”的一声，好响！我转头一看，原来是大安把他刚看的书摔在桌上。他立起身，以凌厉的目光盯视怀江片刻，抄起饭盒匆匆出门，“咣”的一声把门摔上。我感到整个房间都随着那声响颤动起来。
“神经病！”怀江望着门说。
丁杰淡淡一笑：“大安是不是有点儿心理变态？”
“别瞎扯，”我连忙制止道，“他可能是想到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