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鸣
那天我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张照片，并配了这样的一段话：“你们说是怎样的一位爷才会想起送这么一套给我，姐从此也算过上吸‘粉’的日子了。”几分钟过后，留言纷至沓来，有关心“那位爷”是谁的，有说鼻烟壶好看的，还有一波没看懂的，更有姐们说我绝对是骨子里的文艺。文艺也罢装逼也好，我喜欢鼻烟儿却完完全全因为一个人：我姥爷！
不少人都知道，我姥爷是京剧名家，甚至同龄人里还有看过他演戏的，热爱梨园行的一听到他的名字也都会：“嚯”一下，然后悠悠然地说：“艾老，那功夫……”
不过这一切对我来说只是极短的虚荣心被满足的快乐，这么久以来，记忆中的那个“梨园名家”其实就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每天进门笑眯眯地问：“奶奶，咱晚上吃什么啊？”然后用门后面的拂尘从头到脚噼里啪啦的把自己掸干净的光头矮个子小老头。
在我还没有八仙桌高的那些日子里，我家很有点大富之家的气派，尤其逢年过节，我就被家里大人安排在厨房的小角落，看着姥姥在厨房里有条不紊地做出一大桌子菜，她一边切下来一块小肚或者酱牛肉，就会回身往我嘴巴里悄悄塞上一块，然后一盘又一盘地放在精致的小碟子里端进客厅，上海人吃饭不兴放在大海碗里，所有的器物都是玲珑而美好的，但是都有着让人吃不饱的潜质。而这时候，姥爷是不会下厨帮忙的，我想，这是骨子里北京老爷儿的劣根性吧。而桌子周围的那些人，都是那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名家，他们标致文雅，但是都很馋，他们其中很大一部分和我姥爷姥姥一样，生在北京移居上海，唱着最一流的戏说着最蹩脚的上海话……
我们小孩子是没资格上桌的，甚至连出现的资格都没有，记得有一次，我获准传递一盘什么小菜进客厅，激动地一脑子撞门框上，起了好大的一个包。而在平常的日子里，我则是坐在红木桌子下面的脚踏板上看着大人忙来忙去，不过，姥爷自然是不忙的，他并不会帮着把碗筷剩菜帮姥姥收拾到厨房，而是从橱子里拿出一个咖啡色的小玻璃瓶和一个象牙的小碟子并一叠子撕成两半的手纸（上海的草纸是一刀一刀长方形的那时候没有卷筒纸的）。然后端坐在那把没有扶手的红木大椅子上开始饭后最惬意的时光。那瓶子并不是鼻烟壶，而是最一般的咖啡色玻璃的小药瓶，那碟子却是一块发黄的象牙小饼，中间是突出来的一块，就像一座小山。他先从小玻璃瓶里磕出一小撮鼻烟到烟碟儿上，然后用大拇指和食指分别在“小山”的两侧蘸上少许的鼻烟儿抹进两个鼻孔，然后闭着眼睛深深地吸一口气，仿佛很享受的样子，几次三番后，就会极其响亮地连着打上几个大喷嚏，这时候那一小叠草纸就派上用场，西里呼噜的一通擤鼻涕，偶尔还会被团成个小筒塞鼻孔里。
那时候，我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打喷嚏也会变得这么享受，几次三番想去闻他的鼻烟，却屡屡被大人禁止，直到有一天，趁大家都在睡午觉，我终于得逞，只是当时不敢动静太大，就直接拧开那个装着鼻烟的小药瓶把手指头放进去蘸了一下，再放进鼻子眼里，结果可想而知，全家大人都被我的喷嚏眼泪惊醒了！从此，视鼻烟为敌人！
那时候，鼻烟据说可以在老城隍庙买到，一大包一大包地包在塑料袋里，有玫瑰和茉莉味道的，后来似乎城隍庙也没有卖的了，然后，姥爷也病了，再没看到过他闻。
几年前，去南锣逛街，看见一个卖烟斗的店门口写着“鼻烟”二字，进去一问，果然有，清凉油那么大的盒子，二十五块，毫不犹豫买下来想作为外孙女孝敬他的礼物，结果那时候大概光顾着谈恋爱，回上海的时候只记得茶汤酱肘子，好几次都忘记那盒鼻烟，直到姥爷去世，都没能给他。
直到今天，他在我心里仿佛只有两个最清晰的画面，一个是他生病以后坐在藤椅里面终日直勾勾的盯着电视看的日子，一个就是他生病前，耀武扬威地坐在八仙桌旁边把鼻烟送进鼻孔使劲吸气的样子……
逝者逝矣，不能再多想，不然会哭的。
给只知道鼻烟壶不知道鼻烟的亲们普及下：鼻烟是把优质的烟草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加入麝香等名贵药材，或用花卉等提炼，制作工艺十分考究，烟味分五种：膻、糊、酸、豆、苦。因为鼻烟放在鼻烟壶里容易发酵，所以一般把它用蜡密封几年乃至几十年才开始出售。
不过前段时间去益德成（天津鼻烟老号）买了点薄荷的，并不打喷嚏，却能开窍，一问才知道，我买的这种不含烟草，而姥爷闻的那种，是烟草做成的，所以很呛，也很香。
（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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