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君：
电影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对我们的人生发生着深刻的作用，每个人对电影都有不同的读解的方式，2006年，《收获》开始开设《一个人的电影》专栏，访问著名的导演和编剧，讲述他们的电影和人生，电影理念，最难忘的瞬间。2013年，《收获》的《一个人的电影》访问了韩国导演许秦豪。以下是全文。
十年前，即2002年6月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我第一次见到韩国导演许秦豪。那时的他在中国尚未有很高知名度，作为当届电影节最年轻的国际评委，似乎还能忙里偷闲地四处闲逛。那天下午，他站在上海影城的台阶上吸烟——红圆脸，黑衣裳，近一米九的身高，微微有些弓背，走起路来轻手轻脚，让人想到踮脚踟蹰的仙鹤。他一边喷云吐雾，一边浏览着玻璃窗上五颜六色的电影海报，俨然一个随性散淡的本地影迷，在熙来攘往的人潮里，几乎没有人会意识到他是个外国人。因在电影节的开幕式上见过，我就上前与他攀谈，如同鸡对鸭讲，两人汉、韩、英语间杂，配以双手比划，磕磕绊绊，似懂非懂，大约有十分钟。最后，彼此带着诸多的疑惑和遗憾，一头雾水地告辞。
时隔十年，我在深圳重见许秦豪。此次，他是作为商业大片《危险关系》的导演作巡回宣传。无数中国观众已习惯了他在《八月照相馆》、《春逝》等片中营造的“哀而不伤”的诗意情调，“亚洲情感大师”的称谓也已为众多影迷所熟知。新片《危险关系》是他电影中的异数——少有先前的从容感伤，也稀见前作的动人温馨，而是充满尔虞我诈的情欲煎熬。十年再见，除了略显发福，唇上短短的胡须夹杂了些斑白，许秦豪的样子几乎没有变化，依然是黑色的休闲西服，依然是谦和地弓背，依然是轻手轻脚的步态，目光腼腆游移，说话低调简短。谈及十年前的见面，他似乎依然记得，低眉垂眼地浅笑着，感慨时光流逝。十年间，他娶妻生子，从一个充满激情与幻想的青年才俊进入了谨慎而务实的忧乐中年。
更重要的是，时隔十年，中国和韩国电影有着迥异不同的发展轨迹，同时，亦多了彼此的借鉴与交集。
回想起来，十年前，韩国电影尚未引起中国观众的足够重视。记得就在那届上海电影节期间，我看了许秦豪执导的爱情片《春逝》，当时颇感意外和惊喜，如此唯美、诗意、纯粹而动人的电影居然是韩国制造。其实，就在同年早些时候，韩国老导演林权泽凭借传记片杰作《醉画仙》一举夺得了第5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应该说，风靡世界的电影“韩潮”此时正在华夏大地悄然汇集，只是当时的中国电影人正集体沉浸于“院线改制”的忙乱和对《英雄》式商业大片开启的“娱乐元年”的期待中，无暇（似乎也不屑）关注邻邦电影的“温柔触摸”。
直到多年后，我才关注在国际舞台“四面开花”的韩国电影，其品类的丰富，演绎的圆熟，市场的规范，以及品质的高超都不禁让人慨叹——向有“东方好莱坞”之称的香港电影和号称国际“最大市场”的中国电影，都在汹涌的“韩潮”面前相形见绌。我发现，看韩国电影常常给我带来特别复杂的感受，即所谓熟悉的陌生感——相似的容貌，相近的饮食，习俗，文字，书籍，招牌，符号，建筑，绘画，艺术，乃至渗透其中的意蕴、气质和精神，太多的元素，其血缘都无疑源自中国，却又实实在在已不属于中国，至少，在影片中已经不属于中国。比如，表现韩国画家张承业生平的《醉画仙》，虽然涉及的绘画技法可能仅属皮毛，却不能不被其中或纤云弄巧或重彩浓墨的中国水墨画的巨大魅力所倾倒。从古到今，造诣深厚又身世传奇的中国绘画大师不胜枚举，都比韩国的张承业要更具开拓或承上启下的深远意义，可惜的是，却没有一部中国电影得以传神再现。《醉画仙》被全球观众热捧，让我不无狭隘地联想到，在欧美人眼里，片中绝妙而光彩夺目的东方艺术应属于彻头彻尾的韩国国粹吧？甚至，其中涉及到的文化巨匠，比如文学家陶渊明、苏东坡，大画家四王、八大山人等都可能会误以为是韩国所独有。虽然有些不甘或羞惭，必须承认，太多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瑰宝，并不是通过中国艺术家让天下知晓，而是借助韩国电影全球风靡。《醉画仙》以及后来的《丑闻》等等，只是众多商业与文艺嫁接的“韩潮”的典型代表而已。
与多数中国观众熟悉的韩国电影不同，许秦豪导演的作品沉稳细致典雅，没有猎奇与传奇，没有大起大落的恩怨情仇，更无韩国类型片中常见的疯癫奸情、嗜血暴力和变态畸形。他的影像都是普通的世态人情，平凡生活，涓涓细流，却寻常中有奇崛，温婉里出畸变，平和中现悬疑。他的所有电影都聚焦爱情，表面看，人物关系和情节设置平淡无奇，背后却充满人性的矛盾与冲突。比如，从处女作《八月照相馆》，到获奖无数的《春逝》，到创造票房奇迹的《幸福》，再到备受争议的《外出》，都无一例外的是一男一女两个人的情爱主线，就是这样的普通男女，或从身体的健康与隐疾，或从婚姻与否的前度际遇，或从为人处世的姿态，或从性格嗜好的潜变，都或隐或显地存有似温却烈的对撞，正是这些对撞或者说差异，让本该平淡的二人关系充满诡谲叵测。而在具体叙述中，许秦豪的电影全部是运用纯熟的简洁、跳跃、遮蔽、层层剥笋、娓娓道来的方式。同时，即使看似随意和漫不经心的背景，如街边行人的只言片语或稍纵即逝的景色风物，也多可现出导演设置的用心，对主题有着意味深长的会意和映衬。凡此种种，让他的影片有种极为特别的效果——线条单纯却寓意丰厚，情节淡泊却张力十足，观众的心始终被深蕴其中的未知与矛盾所吸引，虽是清新文艺片的外形，却有着伦理片的复杂色调和悬疑片的扣人心弦。可以说，许秦豪的作品经得住细致分析和解读，代表着韩国电影的另一种美学精神——含蓄温婉的东方情韵，静水深流的况味人生。
2012年9月29日中午，在深圳中航大厦酒店的贵宾室，我将录音笔放到茶几上开始访问许秦豪，几乎就在他张口说第一句话的同时，屋顶璀璨的繁花型吊灯突然熄灭，酒店遇到前所未有的大停电。我们只好敞开木门，并转移到靠近门口的沙发边，借着屋顶上一盏小小的应急灯，在昏暗中交谈。大约两小时后，贵宾室重见光明，剧组的人叫许秦豪去参加主创与媒体的新闻发布会，过了半个多小时，他折回贵宾室，迫不及待地摸出烟来猛吸，此后他一支接一支地不停吸烟，就在烟雾缭绕中我们继续对话。当天下午，他被拉去前往深圳的几家影院与观众见面互动。直到当晚八点半，我如约再次来到中航大厦酒店，许秦豪准时从楼上下来，当我们在一楼酒吧准备落座时，我提醒他：酒吧是禁烟区，是否到旁边可以吸烟的餐厅去？他有些犹豫地站起身，以惯常的轻手轻脚走进旁边餐厅，我刚要跟进去，却见他又走了出来。他说，还是酒吧安静，我尽量克制烟瘾吧。与上午相比，他的精神有些疲惫，在此后的对话中，手里始终拿着一支没有点燃的烟卷，偶尔会低下头以手掩饰溜到嘴边的哈欠。他说，这些天四处奔波，严重缺少睡眠。他自称“懒惰”、“缓慢”、“无趣”，对很多话题兴味索然，谈话中有时停顿，有时凝思，有时也会好奇反问“为什么”，更多的时候是惜字如金。也许是睡眠不足或因为不能吸烟，他的反应有些迟缓，音调低沉，只在说到具体的电影拍摄时，眉宇间才现出些灵动和激情。
以下对话根据三次录音整理，特别感谢中博传媒朴燕妮小姐的全程翻译。
王樽：你自称是不可救药的懒汉，江湖上也有相应传闻，说你喜欢思考而懒得动手。这与电影行当的特点很矛盾——拍电影有无限琐碎，太多的事情都要亲力亲为，一个懒惰的人怎么会去选择拍电影呢？！
许秦豪：我确实是个懒汉（笑），能不动手的我肯定不会动手，我喜欢歇着。对我来说，选择都不是预先想好的，包括电影。
王樽：你大学学哲学，怎么转到的拍电影？
许秦豪：我是在延世大学学哲学，毕业之后到大宇电力工作，差不多两年间，我都有些厌于工作，一直都在琢磨继续学习的问题，只是不知道想学习什么……
王樽：在大宇电力具体做什么？
许秦豪：是在企业里写写文字，类似宣传方面的工作。我并不是一个很有目标的人，又懒惰，两年间，我总在想：是继续进行哲学的深造，还是再选择一门新的学业？坦率地说，对于电影，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将其作为职业去考虑。正在我寻找新的学习目标时，恰好看到韩国电影学院招研究生的广告，让我一下有点兴奋，也是在这时，才发现自己可能对电影更有兴趣，我决定辞去工作去考韩国电影学院研究生。
王樽：工作两年后忽然辞工去上学，家人能理解和支持吗？
许秦豪：当时我还是单身，没有什么负担。我的父母觉得很吃惊，他们都是教师，家里几代人也没有从事过与影视相关的职业，听说我要辞工都很吃惊，听说我要去学电影更吃惊（笑）。但他们都很宽容，对我的选择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王樽：具体讲讲在电影学院的学习生活。
许秦豪：韩国电影学院与北京电影学院可能有些相似，可能规模和设施不能与北京电影学院相比。实际上，我们的研究生范围很小，学生只有十二个人，在电影学院只学习了一年，主要是学习电影拍摄的技术问题，很具体。
王樽：学习期间就开始了拍摄吗？
许秦豪：是的。你知道，电影是个特别耗钱财的事，学习期间，政府有专门的机构免费给我们进行制作实践，从拍摄到后期剪辑，到完成作业都有政府资助。之前，电影对我是个很神秘的事情。也就是在电影学院，才知道电影原来是这么回事。
王樽：在电影学院学习过程中，你的指导老师是谁？他对你后来的电影创作起了怎样的作用？
许秦豪：我的老师是朴光洙，他是韩国一位著名的导演，曾经留学法国，在ESEC电影学校主修电影，他回国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柒洙和万洙》影响很大，被誉为当年韩国电影新浪潮的先行者，后来他还参与创办了釜山电影节，并担任运营委员长。朴光洙的电影可能中国观众不熟悉，但在韩国很有名。他的电影贴近生活，又避开类型片常见的俗套和技法，这在韩国还是很难得的。
王樽：说说得到了哪些真传？
许秦豪：在学电影期间，朴光洙言传身教，我对电影各个环节的实践，就是从跟他学习时一步步熟悉起来的。和朴光洙一起工作时，我还为他做过剧本，他在1996年执导的《美丽青年全泰壹》，就是我做的剧本。可以说，我从事电影的基础是在电影学院打下的。
王樽：和你在电影学院的同学来往多吗？有多少人走上了职业导演的道路？
许秦豪：大家差不多都在电影圈里，时常会有来往，彼此也会有些合作与支持。当时，我们十二名学生中，包括《丑闻》导演李在容、《汉江怪物》导演奉俊昊等等……大约有一半以上成了专业导演。
王樽：现在回头看，是在什么时候树立起了拍摄电影的自信心？
许秦豪：在电影学院拍摄的毕业作品，也是我的第一部短片，当时获得了很好的评价，这让我觉得自己是可以拍电影的。几年后，我独立执导的第一部电影《八月照相馆》获得了包括百想、韩国影评家、青龙电影节的最佳电影、最佳新导演等各种奖项，才真正觉得自己可以运用电影表达自己，就像作家可以用笔，画家可以用颜色一样。电影不仅可以创作出不同的人生，还可以有太多意想不到的荣誉。
王樽：拍电影在哪些方面改变了你？
许秦豪：改变了很多，最重要的改变是让我变得勤快。你知道我是个很懒惰的人，但电影让我变得勤奋，我必须要勤快，否则我就无法完成工作。
王樽：能不能讲个具体事例。
许秦豪：比如，过去我从不会为工作牺牲休息，但在拍摄电影时，常常忘了休息，甚至可以不睡觉去工作。当我想不好某个拍摄方法时，我会翻来覆去地去设计，有时一天都拍不了一两个镜头，不停地推翻、改变，有些演职人员简直忍受不了我的工作方式，甚至用罢工来抗议。
王樽：很多电影杰作往往会蕴含哲学的元素，但很少有导演是学哲学出身。当我注意到你在大学是学哲学的，就特别想从你的作品里看到哲学的意味，可能人们更多看到你电影抒情、唯美、感伤的调子，如果细究，还是能看到些哲学的蛛丝马迹，虽然不是很突出，但至少可以见到一种从容和沉思的特质。在你看来，学习哲学对你拍摄电影有着怎样的影响？
许秦豪：可能并不是有意的，哲学给我一种帮助。让我不停地要在生活中寻找或追问为什么——人为什么要活着？人的情绪为什么会变化？爱情究竟是什么？爱情为何一直在变？对我的电影来说，这种追问有一种帮助，哲学是帮助我解决为什么会变的一个过程。不是要寻找到答案，很多事情也并不一定要有答案，而是一直在寻找为什么的过程。很多好的电影并不是要给观众一个现成的答案，就像很多好的书，也不是要给你解答什么问题，而是告诉你一个疑问。包括我的电影中，没有必须要表达的某个人生哲理，因为从根本上说来，没有什么是绝对的，绝对的是与绝对的非，都是没有的。有可能是对，也有可能是错，一直就是这样。可能他说是这样，可能他又会说是那样，在不同的为什么中，可能一直在推进着事情的发展。也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
王樽：在你的学习和工作中，哪些哲学或哲学家对你产生了比较深刻的影响？
许秦豪：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他有句名言，意思是：对于不可言说的事物，必须保持沉默。世间的很多事物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不懂的东西我会探究，疑问，但不会乱说，面对不理解的东西，最好的态度就是沉默。有些作家或电影导演常常喜欢说教，或通过人物之口来谈论人生和理想等等，他们可能谈了很多，滔滔不绝，其实最后连自己也没有说明白。
王樽：既然无法言说，就选择沉默。具体到电影拍摄，如何去表现？
许秦豪：说不明白，就不去明说。其实，很多伟大的哲学家都是启示，而不是结论。这其中，很多中国的古代哲学家也是这样告诉我们，比如老子、庄子、孔子等。你知道，韩国受儒教文化的影响非常大，从朝鲜时代一直到今天影响都非常大。我上中学时，就学习老子、庄子、孔子，他们其实塑造了韩国人的基本处世精神。我发现人在不同的时间，看到的东西是不同的。比如我过去读老子、庄子、孔子，包括韩国人非常熟悉的《三国演义》等等，觉得他们很遥远，现在再读，觉得就是在谈很现实的事情，就是在谈现在、当下的事，那种感触都是不一样的，告诉你怎么生存，怎么生活。我在拍电影时，也是注意避开说教，把某种意味呈现出来，不必去直白地告诉观众，观众自有自己的判断和思考。
王樽：在学哲学出身的导演中，美国导演泰伦斯·马力克（Terrence Malick）独树一帜，他在哈佛大学哲学系学习，毕业后又到牛津大学继续深造哲学。但看他前期的电影名作，比如《不毛之地》和《细细的红线》，似乎也看不出哲学的意味，只是觉得主题和叙事都很特别。去年获金棕榈奖的《生命之树》却充斥着对生命哲学的思考，连宇宙大爆炸，生物进化都直接融入到电影中了。你怎么看泰伦斯·马力克在电影中的哲学尝试？
许秦豪：泰伦斯·马力克是影坛的奇才，他的每部电影都非同凡响。你注意他的电影，虽然很哲学，但一点不晦涩不枯燥，而是充满想象力和诗意。
王樽：哲思和诗意是很多好电影的追求，好像跟内容不一定有直接关系，有些贫民窟或黑社会题材的电影也很有哲思和诗意，比如科波拉的《教父》，马丁·西科塞斯的《穷街陋巷》和莱昂内的《美国往事》。
许秦豪：因为哲思与诗意到处都有，将二者结合是电影的高境界。可惜的是，今天的电影越来越缺少诗意了。
王樽：在你过往的电影中，比如《八月照相馆》、《春逝》、《幸福》，以及在中国上映的《外出》和《好雨时节》都是表现情感的难遂人愿，有着相近的淡淡忧伤的情调，很有古典诗词的意境，这些作品与你个人气质有着怎样的联系？你本人是否也读诗写诗？
许秦豪：我其实是个很无趣的人（笑），从来不写与诗有关的东西，但我喜欢读诗。韩国的中学课本里收有中国的唐诗宋词，高中也都在学，李白、杜甫在韩国家喻户晓。我很喜欢中国的唐朝，那时好像整个国家都在写诗，对季节和情感都有生动的描写，我的电影《春逝》就是受到唐诗的启发，唐诗中有很多表现春天逝去的伤感，通过写景将那种淡淡的伤感情绪表达出来。《春逝》就是青春的流逝，在这部影片里，我用季节的消失比喻青春和美好爱情的流逝，通过人在自然景观里的细腻感受，表现那些诗意的淡淡的伤感。
王樽：包括表现婚外情的《外出》，那些无言的，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感觉，那些忧伤和愁绪，好像都有唐诗宋词的余韵，只是背景成了都市。
许秦豪：有一首唐诗里说，春天来了让人高兴，诗人内心却满是离愁。在韩国，这是一种普遍的民族情绪。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这个词，不知道翻译成汉语该怎么说，叫做“踏秋”，是说人到了秋天就会伤感，尤其是女孩子，会莫名的忧伤，好像中国没有这个词语……
王樽：在中国的词语里也很普遍。比如“望月”意味着“思乡”，月亮的“阴晴圆缺”暗示人的“悲欢离合”，在很多方面，唐诗宋词树立了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指向。你所说的“踏秋”，可能类似汉语里的“伤春”或“秋愁”、“悲秋”，也是随着季节增添的感触。
许秦豪：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王樽：中国有句俗话叫：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好莱坞的电影里，尤其强调要有个花好月圆的结果。但在你的电影里，往往是有情人难成眷属——相爱的男女主人公最终都会感伤别离。看你的《幸福》时，男女主人公同病相怜走到一起，以为可能有个温暖的结局，最后却还是又生变分手。死别生离，几乎是你重要作品的基本形态，为什么会如此？有没有想过，要满足一下观众的期待，让有情人走到一起？
许秦豪：我并不是为了感伤而感伤。也不想让电影有着绝望的情绪，我的有些作品是开放式结局，比如《外出》，男女主人公没有走到一起，但并不意味着从此再不相见。我相信一切都交待得明明白白，会削弱电影的艺术感染力，给观众留下回味会让观众记得更久。而我个人是喜欢悲伤氛围的电影，因为笑往往是浅薄的，笑过就忘了，悲伤则会让人记忆良久。
王樽：相比而言，《好雨时节》的格调较为温暖——男女主角分属两个国家，最终只是有些淡淡的相思，似乎都在情理之中，但就没有了如《春逝》、《幸福》那样的情感冲击力。
许秦豪：《好雨时节》有些特殊。这部电影名字也是来自唐诗的意境，起初还不叫这个名字，是三段式电影《成都，我爱你》的现代篇，说实话，当时我在成都呆了一个多月，都没有找到头绪，没有合适的切入点，毕竟这是个命题作文的电影。一个韩国人来拍现代中国的题材，时间又比较紧，怎么叙事不是很清楚。后来，到了杜甫草堂，突然找到了感觉，我想不能避讳自己是外国人的问题，完全可以用外国人的角度去看现代的中国，尤其是选择用《好雨时节》做名字，才进入了状态。高中读书时，就学过杜甫的《春夜喜雨》，其中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差不多能背诵，有了这个中心的诗意，才有了整部电影的精神。
王樽：也许是命题作文的原因，《好雨时节》整体感觉有些生硬，最后的温暖色彩，似乎也有刻意营造的痕迹。
许秦豪：也有媒体指出过，说这部影片的结局过于强调乐观的情绪，有人也问是不是为了讨好中国电影的审查制度，其实都不是，也没有特别刻意，而是我自己有心的改变。有人说，我从前的电影比较悲伤，到了《好雨时节》我想可以适当增加一些乐观的元素，就临时拍摄了后来的结尾。可能跟自己的生活状态有关——我有了家庭，岁数也大了，有些不思进取、乐而忘忧（笑）。
电影《春逝》剧照（2001）
王樽：在你所有的作品里，都围绕着爱情的主题，我注意到一个现象，或说规律，就是你片中男主人公身份的设置，他们所从事的职业都与真实的生活有距离。比如《八月照相馆》里的是摄影师，《春逝》里的是录音师，《外出》中的是灯光导演。他们的共同点是或用影像或用声音或灯光来保存美好的记忆，但毕竟都是难以捕捉的时光，或者说即使捕捉住也终将逝去，呈现的爱情是不能长久留驻。这些设置，体现了你怎样的爱情观？
许秦豪：如果你不提起，我倒没有特别留意。在我原来的创作里，并没有在这些方面特别动心思，但也有可能潜意识里表现了我对爱情的悲观想法。拍摄《八月照相馆》时，我将主人公定位为摄影师，是表明他不是艺术家，只是一个照相的工作者，代表了平凡人的爱情，电影里的声音都是自然的。做完这部电影，我就想自己下一部电影可以专门做个与声音有关的，于是就有了《春逝》里的录音师。至于后来《外出》的灯光导演，也是自然而然的生成。并没有想太多，你的归纳，让我觉得可以代表自己内心的爱情观。本质上说，我属于悲观主义者，总是觉得凡是美好的事物肯定无法长久，爱情尤其如此，开始会很浓烈，甚至要死要活，随着时间慢慢变化就越来越淡，直到冷却，就像你注意到的，电影中那些光影的捕捉，最后都会流逝。
王樽：也许是个巧合，你电影中的人名用汉语解读也很有意味。比如《八月照相馆》中韩石圭扮演的永元，跟汉语的“永远”同音，《外出》中裴勇俊扮演的仁书，同汉语中的“认输”同音，《好雨时节》中高圆圆扮演的导游吴月，与汉语的“五月”同音，如果联系影片中人物的命运结局，节气的寓意，以及主题的暗示似乎都能应对上。
许秦豪：这是巧合。《八月照相馆》中的永元是郑永元，《好雨时节》中的女主角所以叫吴月，因为开始拍摄时刚好是“五月”。我起名时并没有特别的考虑，但如果能从这些角度去读解，也是很有意思的。
王樽：一般说来，你的电影没有大的矛盾和起伏，剧情冲突也不是很强烈，而是通过人物之间的细节表现关系的微妙，是那种点滴之间的体会和感悟，给人的强烈触动都在画外。你自己在生活中是属于很敏感、很细腻的人吗？
许秦豪：是的。从小我就很敏感，喜欢观察一些细节，拍摄电影时，我一般不大关注大的剧情冲突。剧本的故事梗概之类，我其实不是特别重视，而是看细节，一部电影若没有几个让我心动的细节，我是不会开始拍摄的。相反，大的架构不是很完备时，如果有几个精彩的细节我也会拍摄。我相信，大的剧情可以随时编造，现场即兴编都来得及，而精彩的细节却是要不停寻找才能得到。
王樽：能不能举例说明。
许秦豪：比如，韩国是个四季分明的国家，我对季节十分敏感，春夏秋冬、阴晴雨雪都会影响我的心情。拍摄《外出》时，有些大的线索还觉得设计得不满意，很多是到了现场才即兴拍摄的。拍《好雨时节》时，也遇到了不少拍摄难题，但在那暮春天气里，我的心情特别愉悦，就将对成都春天里的感受，对竹林、风物的质感拍进去了，这些也直接影响了我的情绪和拍摄进程。
王樽：电影是集体合作的产物，个人的感性和情绪化会不会影响工作？
许秦豪：肯定会的，但我自己的性格也一直在变（笑）。我只是说，细节在我电影中的决定作用。其实，我更擅长现场即兴创作，注重现场的感觉，我的电影里很多都是即兴拍摄的。拍摄《危险关系》时，很多剧本里写好的戏到了现场都改了，对演员来说就很麻烦，比如张东健到了现场，才发现背诵好的台词都改了，这让他觉得很怵头。我看重的是符合现实生活的表达，有时是到了现场表演时才发现，另外的台词可能更适合。
王樽：有没有过将设计好的主线临时推翻，另起炉灶的时候？
许秦豪：最多是改某场戏，整体主线的改动是没有的。
王樽：很多韩国的电视剧在中国风行，那些家长里短的故事人们看得津津有味，你怎么看韩剧在中国的热播？
许秦豪：韩剧的特点是贴近生活。我想，这可能跟中国在这方面的题材较少有关。
王樽：你的电影都是很生活化的，有没有想过也拍些生活连续剧？
许秦豪：我也拍到家庭，也喜欢表现韩国人的日常生活。但你要注意就会发现，我的电影很少有封闭的空间，我一般不会搭建一个棚子去拍户外的东西，即使是家长里短，我也不愿意封闭自己。我讨厌封闭的空间，必须要到敞亮的，开阔的室外去拍摄，每部电影里都有我对自然的感受。
王樽：有哪些作品或导演，对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许秦豪：因为是改编原著，拍摄《危险关系》时受到原著的影响比较大。
王樽：我想知道的是，哪些电影作品或导演影响了你的电影创作？
许秦豪：哦。我看过很多电影，在电影学院学习时还看过不少中国导演的作品，比如张艺谋、陈凯歌、杨德昌、侯孝贤，还有贾樟柯、陈可辛等等，对他们的表现方式会有所参考，但谈不上有多么大的影响。
王樽：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导演？
许秦豪：如果说最喜欢的导演，是日本的小津安二郎，他的《东京物语》我看过很多遍。但我一般不会直接借鉴大师们的表现手法，也有人曾说我的电影有些像小津安二郎，其实，我并没有直接模仿，只在《春逝》中运用了一个父亲的背影，我不会具体地去仿作。对我来说，如果讲创作中受到的影响，更多的是源于生活，而不是受某些电影的影响。
王樽：很多成功的导演一生很少变化，包括小津安二郎，拍摄的几乎都是同一种类型和主题的影片，都是自己熟悉的生活。与时下一般的商业大片不同，很多拍摄生活文艺片的导演喜欢将自己作为原型，拍摄些自传式的作品。这在中国的青年导演中很普遍，成功与局限都与个人经历有关。在你的电影里，有多少成分反映了你自己的生活？
许秦豪：我一般不会通过电影讲述自己的生活，当然会有些细节，有些感触与我的生活经验有关，但多是一些很小的细节，没有大的事件和经历。
王樽：能不能举例说明？
许秦豪：有的时候，会将自己一些感触拿来运用到电影里。比如，《八月照相馆》里永元教他爸爸用遥控器，教了半天爸爸都没学会，永元只好躲进屋内将使用遥控器的步骤写下来，像这样的细节就是来自我自己的生活经验，但都是些零碎的断片，具体表现出来也已经变形了。导演是个创作过程，肯定有些来自个人经验和体会，但一个作者若仅仅擅长拍摄个人的经验，那是很局限的，很快就会枯竭，导演应该善于利用自己的观察，观众也没有必要关心导演个人的那点事情。
【作者简介】王樽，曾用笔名刑天、海梦等。上世纪60年代初生于河北保定，18岁开始在北京当兵．23岁退役，后浪迹河北、海南、广东。做过商店售货员、广播电台编辑、报社记者、杂志主编等。1982年开始业余写作，著有诗集《追忆》、电视剧本《屋檐滴水》、散文随笔集《傻瓜的歌唱》、《与电影一起私奔》、《谁在黑暗中呻吟》、《短裤》、长篇小说《邢天的犯罪》等。现供职深圳报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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