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天无
母亲形象在中外文学史中屡见不鲜。这里说的，是在文学之外，在作家、诗人、批评家的自述、传记、评论中出现的母亲；她们不是艺术世界中的虚构，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独特的存在。
德语诗人赫塔·米勒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提及的母亲，那位受女儿牵累被莫名地监禁在警察局办公室里，擦干眼泪后用泪水浸湿的男人的大手绢为家具擦拭灰尘的，令女儿惊诧不已的母亲，每天在女儿出门前都会问：带手绢了吗？米勒觉得，带着手绢就像母亲也在身边。当然，母亲的提醒和手绢的意义已超越话语本身，“也许，这个对手绢的问话从来就不是指手绢，而是人类的巨大孤独”（李永平译）。
法国传记作家埃尔韦·阿拉加拉龙多在《罗兰·巴尔特最后的日子》（怀宇译）中说，罗兰的母亲最后一个夏天很少出门，她把自己封闭在二楼的房间里，心脏跳动越来越微弱。有天傍晚，罗兰带几位客人到花园里，母亲说：“罗兰，披上披肩，外面有点凉。”罗兰说：“是的，妈妈，我这就披上。”当时，儿子已经61岁，母亲84岁，母子三人（还有罗兰的弟弟）共同生活在一起。这并不表明罗兰兄弟对母亲的过度依赖，而是彼此的亲密无间，是对母亲、也是对自己孤独的巨大恐惧。这种恐惧，也就是米勒在演说中提到另一块白色麻纱布手绢时试图揭示的。那是一位俄罗斯老妈妈送给流放到俄罗斯劳动营的德语诗人奥斯卡·帕斯提奥的。帕斯提奥像保存母亲给儿子的遗物一样保存着它，并带回了故乡罗马尼亚，因为在他眼里，它就是希望和恐惧，“一旦希望和恐惧失落，你也就死去了”。
法国诗人、“大屠杀文学”研究者克洛德·穆沙，评论过20世纪最重要的意第绪语诗人亚沃罗姆·苏兹科维尔。诗人战前生活在当时还属于波兰的维尔纽斯，城中有6万犹太居民。德军占领后设立犹太人隔离区，他的母亲和刚出生的孩子都死在那里。他和妻子侥幸从下水道逃出城后跟随苏联红军作战，是最先攻入维尔纽斯城的士兵之一。只有几百犹太人在战后生还。进城后的诗人给爱伦堡写信说，人们把万人坑中的尸体挖出来重新火化，“人的灰的颜色是灰的，有点儿发粘。我把这些灰集了一小袋儿，放在身上。那也许就是我的孩子或母亲”。
穆沙也曾记录母亲在养老院的最后时光。那是1995年春季的一天，“天气迟钝，/我的母亲活了下来”。当他最后转身面向母亲，说“我得走了。我得去干活儿”——
“她微微睁开眼，低声说：‘为什么？’
“‘那你是想让我留下？’‘留下！’
“‘为什么？’我问她，用同一个问题。
“语气疾速，几乎含着恶意。
“不可遏制地，一个陡然的句子马上就要脱口而出：
“‘何必呢？要不了两分钟，你就会全都忘了。’
“她小声嘀咕出一串声音。只有一句话。
“微弱地，我能听懂：
“‘因为没有人。’”（《谁，在我呼喊时》，李金佳译）
母亲去世后，从悲痛中难以自拔的罗兰，开始在日记中记录自己情感、心理的变化，“……再也不能把双唇贴上她凉爽的、皱折的面颊，我痛苦难忍……”一个人失去母亲意味着什么？罗兰说：“从此以后，而且永远，我都是我自己的母亲。”（《哀痛日记》，怀宇译）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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