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楠
自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戴维德·兰德斯提出“国穷国富”的问题以来，发展经济学家及经济政策制定者一直试图回答这一重要问题。然而，在探索这一问题的答案过程中，人们不时被一系列重要的事实所惊异。当打开一张世界地图时，我们会不经意地发现，几乎所有低收入国家（人均年收入均低于1035美元）均分布在热带地区，如塞拉利昂、埃塞俄比亚等；而那些位于中高纬度的国家则相对富裕，如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等，人均年收入水平超过12616美元。因此，一个有趣的问题随之产生，地理因素对当前经济发展起作用吗？如果起作用，地理因素通过哪些机制影响经济发展呢？是否社会财富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被“上帝”决定了呢？下面我们将针对以上这些疑问进行回答，特别是一方面理清地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了解地理因素如何在当前和历史两个维度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关于地理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早在18世纪的法国，著名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就在其经典著作《论法的精神》中，深入讨论过气候变化对政治活动的影响。而关于地理与经济发展两者关系的系统讨论则始于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全球发展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ery Sachs)等人一系列研究发现，地理环境差异的确与经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1999年他们发表在《国际地域科学评论》（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上一篇利用跨国数据研究关于地理与经济发展的文章表明：在1994年，拥有91%领土处于热带的撒哈拉以南地区人口总数达5.8亿，人均GDP仅为1865美元，而位于相对高纬度的西欧和仅有30%土地处于热带的东亚地区，人口规模分别为3.8亿和18.2亿，人均GDP则为19230美元和10655美元，远远高于撒哈拉以南地区。而且还发现，一个国家或地区距最近大陆海岸线的距离也与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如该距离每增加1%，1994年人口密度将下降0.04%。此外，从地区海拔高度对人口的影响来看，在温带地区海拔高度与人口密度呈现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即海拔越高人口密度越低；而在热带地区，两者关系恰恰相反，海拔越高的地区人口密度反而人口密度较高。可见，地理对经济发展的确起着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为什么地理因素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呢？或者说，地理因素通过哪些机制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呢？
一般而言，地理因素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最直接的渠道主要是通过贸易实现的。一个国家海岸线的长度、河流的密度、地理崎岖程度等均与开放度和贸易规模密切相关。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及水运的重要性时说，“与陆地运输相比，水运为每种产业打开更广阔的市场。因此，在沿海以及同行河道的两岸，每种产业都开始分工并且得以改进，……把这些产业拓展到开阔的内陆地区”。斯密的论述，也在西欧崛起的过程中得以体现。从历史上来看，在近代西欧崛起的过程中，西欧国家所拥有的地理优势，特别是漫长的海岸线，为这些国家参与大西洋贸易奠定了客观条件。事实表明，那些拥有较长海岸线且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要比那些没有海岸线内陆国家在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另外，一个国家和地区距离贸易中心的距离也是地理因素通过贸易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据相关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如果到经济发达地区，运输成本将增加1%。因此，距离贸易中心越近，或者换句话说，你能拥有一个好邻居，那么对你经济发展是有利而无害的。
除了地理因素通过贸易影响经济发展以外，其他几个机制往往被人们所忽略。首先是地理因素对国家规模和政治稳定的影响。这一机制可以与历史学、政治学中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相关联，即“为何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欧洲是一个分裂程度较大的国家？”对于该问题的理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欧洲和中国自身地理条件的差异。欧洲地理情况较为复杂拥有多个相互分散的土地肥沃地区，比如伦敦盆地、波尔平原等。而这些地区又被很多天然的地理屏障，如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英吉利海峡等分割。因此，尽管在欧洲的历史上欧洲大陆存在过一些大的帝国，如罗马帝国等，但欧洲依然是一个高度分裂的状态。但中国却与之不同，在地理分布上，中国虽然也同欧洲一样拥有多个经济中心，如华北平原、珠江三角洲、长江中下游平原、四川盆地等，但中国山脉多为东西走向，自然水系也为东西走向，而且又有南北大运河相连接。因此，中国各区域之间便于形成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而促进中国政治整合和大一统的形成。
其次，地理因素也通过健康的渠道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众所周知，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身心健康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富创造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因为地理环境差异所导致的地方性传染病和流行性疾病，对人力资本的形成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不仅直接影响了劳动力的供给，同时也对教育等人力资本的形成产生影响。如在非洲地区暴发疟疾以及埃博拉病毒等，对当地公共卫生安全与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那么，为什么非洲地区长期成为这些人类噩梦疾病之源呢？著名历史学家威廉姆·麦克尼尔曾在其畅销读物《瘟疫与人》一书中对此进行了回答。他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热带地区温度从未达到冰点，因此寄生虫和携带寄生虫的宿主比较容易生存与繁殖。二是人类起源于非洲，很多生物在非洲进化了几百万年，因此在非洲的寄生虫更加具有生物进化优势。此外，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有各自不同的地方性传染病与流行病，如在草原地区肆虐的鼠疫，在中国江南水乡所隐藏的血吸虫等，这些疾病都曾经对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特别是鼠疫不仅成为疫源地地区人们的噩梦，而且鼠疫的传播也对非疫源地的人们产生重大影响。如十四世纪暴发在欧洲大陆的“黑死病”不仅使欧洲人口损失过半，而且为工业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最后，地理因素也可以通过制度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地理影响制度形成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地理因素对作为文化或者制度的起源。如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强调，之所以东方社会表现出专制国家的特性，这与这些国家以农业为主并且大量兴修水利工程不无关系。因为发展农业，必须修建良好的水利设施，而治水需要集中社会资源和人力。因此，东方世界表现出较强的专制或者集体主义倾向。另一类则是地理因素对外部冲击下制度选择和演化的影响。这里一个典型案例是同为前国家，但为什么有些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独立后获得了很好的发展，而另外一些国家，如非洲和亚洲的前国家，独立后却陷入经济停滞、政治动荡的局面？就此问题麻省理工大学经济系的阿西莫格鲁教授及其合作者进行了考察。他们发现殖民活动初期，生态地理环境差异对这些国家后来制度选择与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如果殖民初期，生态环境比较适宜殖民者生存，有较低的死亡率，殖民者往往选择定居下来，并且将本国的制度移植到那里，进而形成较好的制度环境，并且对当前经济发展产生持续促进作用。而那些不适宜殖民者生存的，如非洲热带地区，较高的死亡率往往使殖民者采用掠夺性的殖民政策。而这些掠夺性政策进而演化成当前较差的制度环境，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障碍。
以上强调了优越地理因素对经济发展、制度形成等方面的促进作用，那么是否只要有较好的地理要素禀赋优势就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了呢？或者说我们的命运已经被“上帝”决定了呢？其实不然，地理要素禀赋仅仅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经济学中，“资源诅咒”正是这一观点的体现。一个常见的事例是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埃及（棉花）、智利（铜）、古巴（糖）等国家却没有得到长期经济发展，而资源相对贫瘠的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却成为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从这一点上来看，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所谓“资源诅咒”的概念，越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其资源优势也往往成为其经济发展的障碍。萨克斯研究发现，自然资源出口值占GDP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将下降0.05个百分点。之所以形成这一“诅咒”，原因是较为复杂的，但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资源丰富的国家，相对具有安逸感，认为只要出口资源就可以获得财富，进而避免现代化，阻碍其经济发展。二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往往造成经济结构的扭曲，增加资源出口进口制成品，最终造成本国制造业萎缩。三是自然资源造成腐败和寻租的空间，形成较差的社会制度环境。此外，更重要的，资源分布会导致不同利益集团争夺资源，进行相互斗争，甚至内战。
由此可见，地理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地理因素不仅影响当前的经济发展，也深深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此外我们也看到，地理要素禀赋既是一些国家得以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同时地理要素禀赋也成为制约一些国家发展的“诅咒”。但从人类发展历史来看，地理禀赋虽然重要，但绝对不是决定一国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制度、文化等因素虽然内生于地理因素，受其影响，但通过制度和文化的变革可以对地理因素的不利条件进行克服与修正。国穷国富绝对不是“上帝”安排的结果。■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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