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北京)·我读故我在
大凡正常出版,人们都在追求印数大,谁出书不想多印一些呢?使之能与更多的读者见面,使作者得到更多的版税,同时也得到更大的精神满足。但也有一些出版人,他们的追求恰恰相反,不是数量大,而是数量小。
我初闻这种观点,还是在二〇一一年。那时杨小洲先生策划“书房一角”丛书,在岳麓书社出版,在第一集五册中,有我一册《蓬蒿人书语》。开机付印时,小洲坚持只印一千册,而其中扬之水、陈子善和胡洪侠等人的著作,一般都会卖到一万册以上。当时我们都不理解小洲的用意,我还问过他,为什么不能多印一些呢?他说:“我为这套书的定位是收藏品,印数越少越值得收藏,装帧越精致增值越快。所以不但不能多印,最好也不要加印。”他为这套书设计了小版芯,厚书脊,仿皮精装,封面材料又是红色,又是绿色,切口又是光边,又是毛边。如今这套书在旧书网上,已经炒到近千元一套。
实言之,当时我确实认为小洲太任性,甚至是胡闹,哪有如此离谱的出版观念呢?两年后,小洲又做了“书房一角”第二集,那设计更离谱了,正文竟然用中国传统线装书蝴蝶装版式,封面却是西装书设计,内外中西结合,让常人难以理解,实在是书中的奇葩。小洲为这套书做了三十册真皮本,至今待字闺中;在我的劝说下,他还做了五千套普通精装版,卖得不错。
可是没过多久,我在自觉不自觉中,竟然也走上了追求低印数之路。比如,《董桥七十》真皮版,只做五百册,全部以两千至五千元拍卖;《鲁拜集》仿真版,毛边编号五百册,真皮版只做十册,拍卖三册,每册拍到五千元以上;《爱丽斯漫游奇境》,真皮纪念版,只做二十册;王强《书蠹牛津消夏记》真皮版,将用四种颜色的小牛皮,每种只做一百册,只拿出十册拍卖,其余作者定制;《丰子恺全集》五十卷,定制特装版五百册,拟用中国传统扎染布艺做封面材料,编号销售。目前,这已经成为我做出版的重要内容。
试问,我这样做是否也有胡闹之嫌呢?没有啊。近些年,我们多次考察欧洲的特装书产业,几百年来,那里有一大群人都在持续不断地做着此类事情。比如有一对英国夫妇,他们一生只做了三十几本特装书,每种书只做一本,大多是为皇家和一些大家族定制的《圣经》《家族史》等著作。另外,近日为了出版《书蠹牛津消夏记》,我经常与作者王强先生交流,他是收藏西方经典著作的大学问家,见多识广,甚至牛津大学都聘请他做终身院士。他说收购图书时,每次出手,都会很关心该书的版次和印数。当初印得多的书,收藏价值就会下降;印数越少的书,其收藏价值越高。
如果与通常的出版行为比照,我们可以说,上述行为是一种另类出版。当然它的另类,不仅表现在书的数量上,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通常的出版追求降低成本,而上述另类出版却追求提高成本,因为成本越高,产品的价值越高,增值空间越大。那么,我们会在哪几方面提升成本呢?一是材料,要用最好的纸,最好的油墨,最好的皮革。二是工艺,要在书装中融入个性的艺术气质。三是创新,我们最近为了仿制西方手工烫金技术,连印钱币的技术手段都用上了。
另外,此类书的另类表现,还体现在书价上,定价要高。其目的不仅在赢利,还要彰显出一种特质,一种与众不同。当然如果将其投放到拍卖行,它的价格就更加离谱了。总之,这一类出版充满了挑战性与趣味性,那种体验,完全不同于我们通常出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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