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很想去南方一游，还真不是为了去看那儿的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完全是口腹之欲在作祟，就是馋那儿的小吃，其中上海的生煎馒头是我第一馋的美味。
没错，现在北京很多地方都能吃到生煎馒头，名字也随北方，改叫生煎包子了。只要听到有卖生煎的店，我都会去，尽管我放宽了期望值，还是都让人失望，即便是号称上海人开的店，一样不灵。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只能说如果在上海开个北京小吃店儿，卖豆汁卤煮，北京人去吃了，一样不会满意。道理肯定是一样的。
在上海吃生煎，在我看来，起码曾经是一种文化。记得小时候在那儿借读时，通常下午三点钟左右是吃点心时间，有点儿像西方的下午茶。一到点儿，主妇们就拿着锅下楼，去弄堂口的小店里排队买生煎，抱回家时，生煎还是烫嘴的。如果是双职工家庭，这种“下午点心”就只能放在周末了。
比起拿回家吃，我更喜欢去店里吃。在淮海中路，我每天都会路过一家小店，店名叫“瘦西湖”，专卖生煎馒头和油豆腐粉丝汤。汤有两种，一种就是素的油豆腐粉丝汤，还有一种带百叶包的，也有叫千张包的，就是用百叶（豆皮）包着肉馅儿。这家店每天排队，不光生煎好吃，汤也鲜美得一塌糊涂。至今我认为，油豆腐粉丝汤是吃生煎的绝配。“瘦西湖”的生煎也是我吃过最美味的，一咬一包汤，不会吃的，一口咬下去，准保滋别人一脸，尴尬地道歉时，人家就知道你不是南方人了，也就原谅你了。
很多年后，我再去找“瘦西湖”时，早就没了。城市发展了，轻易地就把这么好的一家店发展没了。就像北京的“京侨餐厅”一样，“瘦西湖”也成了我舌尖上的美好记忆。尽管后来在江浙一带出现了不少生煎名店，名声虽大，吃了以后，感觉还是没有超过“瘦西湖”的。这几年上海去得少了，倒是江浙去得多。虽说生煎馒头通常被称为“上海生煎”，但其实江浙一带的生煎都做得很好吃，就像北方人说饺子一样，你很难说出哪个地方的饺子，真的就比另一个地方的强很多。
去年为了赶早班机，住在宁波的机场酒店，为了解馋，特地打车进城，又徒步了好久，终于找到一家吃生煎的小店。不是饭点儿，里面没客人。点餐时，小服务生一开口，全是北方话，心里有点儿失望，就怕厨子也是北方人。但生煎端上来，居然味道很正，也能吃出一包汤来，可惜没有油豆腐粉丝汤了，只好用一碗小馄饨代替。这顿点心吃了不到30块，打车却花了我60多。
几个月前，在北京新开不久的一个购物中心里，我发现了一家上海生煎店，毫不犹豫地进去点了一客鲜肉生煎和一碗千张粉丝汤，平心而论，这是我在北京吃到的最接近上海味道的一家。但在我把照片秀在朋友圈后，一位来自“包子大市”——扬州的朋友老穆留言说：我只笑不评！再看看照片，我也笑了，因为那几个生煎瘪塌塌的，卖相确实太难看了，老穆当然看不上眼。去扬州时，老穆特地请我去吃富春茶社的早茶，基本就算包子宴了，当然还少不了大煮干丝之类的本地名吃。我以为那次奢侈的早餐，已经汇聚了我认为最好吃的包子，本该心满意足的，但我仍然贪婪地留下一点遗憾，就是没能吃到扬州的生煎，我坚信最会做包子的扬州人，做生煎一定也是出类拔萃的，而且我毫不怀疑，那家“瘦西湖”是扬州人开的，要不店名为啥叫“瘦西湖”？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在北京吃过的最好吃的生煎，或者说最像上海生煎的生煎，竟然是陕西人做的。那是我偶然路过刘家窑地铁站附近时，发现很多人在一个很小的店门口排队，走近一看，黑乎乎的大平底锅上，整齐地摆着诱人的生煎，上面撒着翠绿的香葱和点点白芝麻。我忙跟着排队，等到交钱时，发现正在制作生煎的师傅和服务生竟然说的是陕西话。陕西师傅在北京做上海生煎也算一绝了。生煎本该趁热吃，无奈店内狭小，座位有限，只好打包回家，原本不抱很大期望，只是当普通的晚饭而已，没想到一吃起来，还真找回了小时候在上海吃的那种味道。话说回来，这又是几年以前的事儿了，估计那家小店儿也不会在了。
我很荣幸地与几个能吃会做的好女人当了同学，她们经常盘踞在潇潇猫家钻研厨艺。作为潇潇猫的近邻，我蹭吃蹭喝是经常事儿。她们做面点的水平也早已十分了得，其中生煎也常常获得满堂彩，不光是鲜肉生煎，赶上季节还做蟹黄生煎，但我吃起来还是差那么一点点……当然也许是我对生煎的期望太高了，加进了太多的美好记忆，记忆这东西很难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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