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轩 沧海桑田，几度春秋。人们早已习惯于用千艘万舳、千里通波来形容中国大运河的水上盛况和辉煌成就。然而，中国大运河的历史并非仅仅由帝王将相及各种大人物所缔造，那一代代生活在底层的人们——那些巨座底下的小石头们，也是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参与者。运河水上漂，就是其中诸多群体中的一个。运河既是他们赖以生活的本钱，也是他们守护心灵的一种方式。 探访渔业新村 湖墅两岸我自诩走过无数次，渔业新村与我亦曾近在咫尺。起初我并不晓得它的属性，以为大兜路东所有的老楼房都是一样，不过是杭城普通的一角。如今，每回路过大兜路，我都要望一望它的方向。我总想告诉人们，那里是大运河渔业文化的活档案馆。 倘若不去翻阅老地图，此地的有些地名已无人知晓，渔家台和蟹舟弄，即属此类。 旧时运河两岸，由于渔船聚集、渔民扎堆，便诞生了一些相应的地名。渔家台和蟹舟弄就在富义仓两侧，两个地名皆源自清末，因当时江涨桥与华光桥一带水面经常聚集来自苏北、嘉兴、湖州、绍兴等地的渔船。后来，这个地方重新改造，渔家台、蟹舟弄都并入了富义仓遗址。渔业新村位于运河东面，与香积寺隔大兜路对望，是除了渔家台、蟹舟弄之外，杭州运河边另一个运河渔业历史感浓厚的地名。此间所居之大多数人，曾经都是渔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内陆实施渔业社会主义改造，简称“渔改”，渔民们响应号召，将赖以为生的渔船和渔网上交给国家，而国家则划拨一定的资金为上岸的渔民建造房屋。渔业新村的居民，就是在这一时期从富义仓门前水域的船屋或渔家台、蟹舟弄的棚屋中迁入。诸阿根是这个自然村落的老支书，据其所忆，1968年3月份，杭州市农业局划拨了30万元和35立方木头建造渔业新村，土地由当时的上塘公社红星大队提供。诸阿根说：“原先运河边有300多户渔民，‘渔改’之后，有些嘉兴、湖州等地的渔民就回到了老家，有些转行干别的营生不打鱼了，有些到别的渔民协会了，最后剩下52户，其中大户有11户，小户41户，大户的住房标准是1.5间房子，小户是1间。”大户与小户的划分界限以5人为标准，5人（包括5人）以上算大户，5人以下算小户。 “渔改”之后，渔民们的经济收入方式也随之改变，从以前的自捕自销，变成了统一上缴、统一销售，而渔民则靠拿工分生活。根据男女性别的不同，每天所拿到的工分也不同。男性打一天鱼，计10工分，女性打一天鱼，计7工分。以工分折合当时的人民币价值为2角，也就是说，男人打一天鱼可以赚到2元钱，女的打一天鱼可以得到1.4元的报酬。根据“渔改”的政策，如果渔民胆敢私卖水产品，所有工分就会被扣光。 如今走在渔业新村时，如果迎面而来的四十多岁的妇女告诉你，她也在运河上打过十来年鱼，千万不必惊讶。因为，这就是渔民代代相传的生活，渔民的子女往往很小就跟着父母在船上作业。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弃渔上岸，时间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大多数渔民都放弃了世代相传的撒网手艺，上岸工作。江南运河水系上从此难以再见到靠打鱼为生，吃运河水饭的渔民身影。 淡水渔民 运河水系上常年漂泊着这样一群人：渔民。在传统社会中，他们的地位往往比农民还要低一等。因为他们一般不具备在岸上建房定居的实力。 1930年，诸阿根出生于杭城北部一个叫三墩的地方。诸阿根祖上世世代代都是渔民，岸上并无只瓦片砖，他们沿袭着水上人家最传统的生活方式：吃住都在船上，捕到哪里就住到哪里，居无定所。 1935年，张泉水出生于浙江绍兴，祖上也是世代渔民。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张父带着一家人逃难到杭州，以打鱼为生，靠运河吃饭。张泉水还未满十岁的时候，就已经跟随父亲四处打鱼。由于运河主航道往来大船众多，并不适合渔民捕鱼，因此运河上的渔场主要都在运河支流。据张泉水和诸阿根回忆，他们到过的渔场，包括留下、仓前、塘栖、临平、上千浦、瓶窑、湖州、乌镇等地的河浜湖荡之间。 诸阿根的船，在当时的渔船中，算是较大的，满舱的话可以装两吨鱼，因此一家人常年吃住都在船上，在运河上四处漂泊，鱼打到哪里，便在哪里出售。与诸阿根的船相比，张泉水的船就显得小很多，满舱的话也不过只能承载百来斤鱼，比运西瓜沿河贩卖的船只还要小，因而也有人称之为蟹舟。这样的船，没有任何遮盖，遇见雨雪天气，只有一身蓑衣可以暂做抵挡，冬天手指冻裂，夏天晒脱一层皮之事对于渔民而言不过是家常便饭。由于船小，张泉水打鱼基本上是当天来回。有时候实在捕不到鱼，他们只好把船开向远处。饿了，就把船往岸边一靠，在河滩上找几块石头垒成简易的灶，支起炊具；困了，则将船停在靠边的桥洞下，借着桥身的遮挡睡觉。如果河岸边恰好有庙，他们有时也会上岸到庙里过一宿。能到庙里过夜，对旧时的渔民而言，不啻吃了顿大餐。 张泉水一家六口人，但船小，无法承载所有家庭成员。于是，除了他与父亲之外，其他人便只好在渔家台搭茅草屋栖身。 生于1929年的杨阿章，也是绍兴人，他比张泉水到杭州时间要晚很多。杨阿章12岁就在绍兴跟人学打鱼。20世纪50年代，杨阿章与其师父、姐夫，三个人三条船，一起离开绍兴到杭州。杨阿章的船与张泉水的船是同一种，船尽管小，但一个人确实无法满足捕鱼需求的。杨阿章说：“一条船，一定要两个人才能打鱼。”在当时的运河上，这些小船往往又都是父子船、夫妻船。如果家庭中没有合适的劳动力，那么只能请雇工。当时的雇工，也都是穷人家的小孩子，十来岁年纪就上船谋生。由于都在渔家台搭茅屋居住，杨阿章与张泉水便也成了朋友，经常结伴出去打鱼。现在他们都住在渔业新村。 船工生涯 运输是运河最大的功能，催生了依靠跑运输谋生的群体：船工。根据所担岗责，船工的身份又分为水手，轮机长、船长等。虽然水道曾是最快捷便利的物流线路，但从杭州到上海一趟，即使是20世纪80年代的机械化轮船，也得行驶30多个小时，更遑论再早一些时期的手摇船了。因此，船工也大多数都是以船为家，至于船二代、船三代们，则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小小水手了。 1946年出生的姚为民，就是在船上长大的。打记事起，他就一直跟着父母的船在运河上到处漂泊。说起当船工的生活，姚为民第一句就说：“辛苦啊！” 辛苦，几乎是所有船民的共同记忆，像一道疤痕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身上，终生挥之不去。无论是在渔业新村听老渔民忆旧，还是在拱宸桥西与老船工闲聊，几乎每个人的第一句都是“辛苦啊”。梦一样的感叹，他们的语气中既有如释重负的轻松，也有往事不堪回首，生活依旧艰辛的无奈。 姚为民帮父母跑船到15岁，恰逢杭州内河航运公司招工，他应聘得录。姚为民的父亲是江苏人，母亲是湖州人，都是船工。姚父13岁时，父母双亡，只身到别家船上打工。成家之后，夫妻二人另立门户，用租来的船往来杭州、上海、江苏等地，从事蔬菜瓜果的水上贩运。姚为民排行老三，上有哥哥姐姐，下有一弟弟。在他的记忆中，幼小的他们时常得帮父母拉纤，小的在前，大的在后。 “最早的船都是靠人撑的，水深的地方摇橹，水浅的地方撑篙，货重时便得拉纤。不用拉纤时，还需要帮大人摇橹、撑篙。”姚为民说，“那时一般去上海一个来回，如果天气不好，需要八到十天左右。环境也比较乱，只敢在安全的流经大街的河上过夜。早上去买菜，带回船上，哪里过夜就在哪里买。那时只有农民背点菜过来卖，完全没有农贸市场，一般会买得多一些，尽量能多吃上几天，否则只有吃咸菜、腌菜的份了。虽然河里有鱼，但是根本没有精力去抓来吃。除了这些辛苦活外，路上还不安全，因为水上有强盗。在乌镇不到，桐乡境内的一个地方，据我父母说以前许多船民都经常遇到，他们也碰到过。除了这个地方，太湖也有很多强盗团伙，连棉被都要，但这些强盗一般只要物资，并不伤人。我个人倒是没碰到过抢劫，因为1960年以后我就到轮船上了，船上的米都有民兵佩枪保护了。” 可以说，水上的生活留给姚为民的童年印象，除了苦，还有害怕。在船上养育后代，是以船为家的船民们避不开的命运。姚为民与妻子都是船二代，妻较姚为民晚5年，即于1965年进入杭州内河航运公司。1970年，他们的第一个女儿诞生了。由于无人帮忙照管，女儿刚满两个月，妻子就带着女儿到船上工作。当时姚为民在轮船上跑长途运输，其妻则与另一名女性共同负责一条从事短途运输的船。两名女性采用轮班制的工作方式，人休船不休，生活也都是在船上。由于带孩子，其妻经常夜晚上班，白天却仍没法睡好觉，只能趁孩子睡着的时候抓紧眯一会儿。1974年，姚家二女儿出生了。已经四岁的大女儿像千百年来的运河儿女一样，年纪尚小就帮父母分担着照顾妹妹的责任。 “那一天，我们船刚好停在拱宸桥边，四岁的大女儿帮她妹妹倒屎盆，在船舷的地方一下子就摔倒了，也不知是绊到了还是怎么，整个人就掉进运河里了，如果不是边上还停着其他船，如果不是这些船上有人刚好看到了马上进行捞救，这孩子就没了。”尽管岁月已过了40年，但姚为民说这些话时，仍心有余悸。 从江苏、湖州到最终定居杭州拱宸桥，姚为民一家的迁居史，即是一部微缩的船民漂泊史。 水上姻缘 江南之地水网密布，儿女情长的故事中自然少不了船的身影。清人查慎行就曾写过：“渔家小儿女，见郎娇不避。日暮并舟归，鸬鹚方晒翅。”江南姑娘的婉约是出了名的，但恐怕只能用来形容小家碧玉和大家闺秀。对于船民家的女子来说，跟男丁也是一样的：穷人孩子早当家。所谓“见郎娇不避”，与其说是指船民家的女子不懂得矜持含蓄，倒不如说是因为整天都在水上抛头露面，早已形成落落大方的性格。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女子与男郎，从小都在各自父母的船上，难免经常同岸泊舟，属于船邻居，所以早见惯不怪了。 姚为民的婚姻，就是这样的。塘栖广济桥一带水域，是姚为民的父母时常停船靠岸的地方，除了他们，还有许多的同类船只也时常在那里泊舟避风或待货。其中的某条船上，生活着一位女孩。这位女孩也是从小就跟着父母的船在运河上漂泊谋生，长大后，她成了姚为民的妻子。 诸阿根6岁失恃，13岁失怙，只好从三墩跑到杭州投奔外婆，跟着舅舅在运河上打鱼。由于家境贫寒，又是孤儿，成年后，1949年诸阿根经人介绍入赘到大关桥水岸边的一户渔家里，结婚仪式就在船上简单操办，船舱就是洞房。结婚后，诸阿根与妻子另立门户，在岳父的支持下，夫妻俩另置了一条渔船。 陈寿泉也是在大关桥边的船上举办婚礼的。陈家三代跑船，有一艘20吨的‘杭驳船’，结婚的那一天，这艘船就停在大关桥同福采油店河下，草绿色的油布搭了棚子，贴了喜字，挂了红灯笼，船舱里摆了三张八仙桌，经过精心布置，又从岸上的邻居家拉来电线，拜了天地，拜了父母，烧了几个船菜请亲朋好友吃过老酒，这婚就算结好了。 生于1960年，现居桐乡濮院的范学志，也是家中的船三代。他与妻子张氏的姻缘是娃娃亲。范张两家堪称世交：“我家和我岳父家是老亲，我父母和岳父岳母又是要好的朋友”。范学志四岁那年春节，两家人聚会，在范母的提议下，四岁的范学志和五岁的张连香定了娃娃亲。1982年，二人结婚。 船民结婚，有一套讲究。迎亲船只到新娘的家船附近，就得敲打锣鼓，直敲到两家船汇合才能停下。新娘的父亲听到锣鼓声之后，则要站到船头候迎，待船靠近，新娘家还得放鞭炮。接亲的队伍出发前，女方家也会摆宴，按正酒的规格操办，并且女方的父亲得亲自喂新婚夫妻吃三样东西：一是喂鱼肉饭，祝福新人婚后人生有鱼有肉，生活富足；二是喂红枣茶，祝福新人早生贵子；三是临上船时，还得再喂糕，谓“上轿糕”，祝福新人婚后甜甜黏黏，恩爱一生。出嫁那一天，新娘子早上起床的时候，不能叠被子，并且还得在被窝里放个红包，留给弟弟。新娘子穿戴的顺序也有讲究，鞋子必须最后才穿——由新娘的父亲亲自给穿上，穿好鞋后，新娘子的鞋外面还得再套上父亲的鞋子，一直穿到上了新郎的接亲船时才脱下。也就是在父亲喂好上轿糕，迈向新郎接亲船时，新娘才能脱下父亲的鞋子，并且在鞋子里面放上红包。之所以这样做，寓意在于表明：新娘没有带走娘家的土，也就没有带走娘家的财运，而鞋子里放红包是给娘家的穿鞋钱。对于新郎家来说，迎亲的船，则必须在太阳下山之前回到男方的住处。 顶着太阳进门，才会发家。这是船民婚俗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因为迎亲时没能赶在太阳下山前回到家船上，范学志结婚的那天晚上，父亲不仅气得不吃饭，而且也影响到了父子后来的关系，范学志说：“我结婚后，我家休船三天，第四天开始开船做生意了。我们的新婚船，挂在家里的大船后面拖行。父亲还在生气我们结婚那天接新娘回来没有太阳的事儿，拉着脸不和我们说话，我妻子和他说话他也不理。而且父亲怕影响家里的生意，于是在年前就和我们分了家，其实我们结婚还不到两个月。春节到岳父家拜年时，没有敢提起分家的事。但是我们拜年时没有在岳父家过夜，惹得岳母唠叨连香，说她嫁了人就忘记娘家了，连一夜都不过。可是老人家怎么会知道，我们此时身上几乎没有分文了。” 新娘子婚后第一次回到娘家时，娘家人要在船头放鞭炮迎接，上船之后的第一件事则是要吃汤圆，每碗六只，并且要以最快的速度吃光，说是吃得快发得快。 中国地大物博，东西南北各地的习俗也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相通的，即所有习俗的目的都是使自己的生活能够越来越顺利，越来越富裕。由于时代的变迁，许多有趣的风俗人们只能从纸堆里去想象和感受了。 | 
